第六章 清兵入关与南明政权的覆灭
李自成的义军在北京夺取政权之后，只为满足皇帝梦。不知安抚民心，反而骄奢放纵，抢烧杀戮，丧失民心。多次较量，山海关一役中，终在两军夹击之下，落荒而逃，迅速灭亡。而清兵则坐收渔翁之利，入主北京。后更是所向披靡，一路南下。南明政权不知团结，在清兵铁骑之下也显得不堪一击，终在血腥的杀戮下灭亡，从此江山易主。
入口、丙子之战
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决定向明朝的宣府、大同一带用兵，同时接收蒙古察哈尔部的余下部众。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二日，皇太极亲统大军由沈阳出发西行，一路上所遇到的察哈尔余众纷纷望风归附。后金军队在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后，进抵了宣、大边外。明军开始时对后金的这一进军全然不知，直到对方兵临边境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已经迟了。皇太极指挥后金军队分四路突入明境，对明朝的宣府、大同、应州（今山西省应县）、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等地肆行掳掠。在这一次入关之战中，皇太极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城掠地上，因为夺城攻坚必须付出较大代价，而且攻下了也难以守住。因此，这一次他便采取了转战驱驰、灵活机动，旨在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同时大肆抢掠财物。此次入关，后金军队一共在宣大一带肆虐了50余日，杀戮军民，毁坏庄稼，攻城占地，俘掠人畜，种种暴行，不一而足。明朝廷见宣、大一带的边防守军不堪一击，便连忙从山海关和宁远调来两万精兵分道驰援，但也没有用。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在目的已经达到的情况下，皇太极从容率军出塞。同年九月，后金军队返抵沈阳。
此战又被称为“入口之战”。此战役是皇太极假道蒙古打击明朝的又一次成功的尝试。
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丙子，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改国号大清，族名满洲。他事先将此事通报朝鲜，希望朝鲜参与劝进。朝鲜闻讯大哗，积累近10年的憎恶、羞辱情绪一并迸发。朝鲜臣僚纷纷痛切陈词，“使彼虏得知我国之所秉守，不可以干纪乱常之事有所犯焉。则虽以国毙，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在一片慷慨激昂的气氛下，仁祖拒不接见后金使团，不接受其来书。后金使团愤然离开汉城，沿途百姓“观者塞路，顽童或掷瓦砾以辱之”。该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下拜。皇太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决定举兵再征朝鲜。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下令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大举攻明，并指示他们向防守不严、城防残破的城池发动进攻，反之，则不要强攻。五月三十日，阿济格率大军从沈阳出发。六月二十七日，清军分三路经由独石口（在今河北省赤城北）进入明边境。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五日，三路清军在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师，然后再一路突入居庸关，攻占昌平，纵火焚毁明德陵（明熹宗陵）后，战旗直指北京城。崇祯帝为之大惊，忙令各路大军勤王。其实，清军这次进关并无向北京发动进攻的意思，只是想虚张声势地进行一番抢掠，以打击明朝并制造恐慌。接着，清军由西山（在北京之西）向南进抵良乡，在北京近郊的清河、沙河等地虚晃一枪后，又在京南一带大肆抢掠，然后又先后攻占宝坻、定兴、房山、固安、文安、永清等地。接着，大军又转头指向北京东北的怀柔、密云、平谷一带。在返回沈阳之前，阿济格又再次指挥清军往畿南一带行进，并且矛头直指雄县。这样，在最后过了一次抢掠之瘾后，清军才满载而归，于同年的九月一日从冷口关（今河北省迁安北）出边北返。明军一路尾追清军，却不敢近前，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清军出关回师。清军非常得意，为嘲弄明军，在回师所经的路旁扔下写有“各官免送”字样的木牌。明朝各路援军的总督高起潜一直等到清军远去之后才装模作样地率军出关，然后以斩敌首级3颗的战绩向崇祯帝呈报。
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是丙子年，故该役又被称为“丙子之役”。
戊寅、壬午之役
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以明廷拒绝议和为由，第四次兴兵南犯。崇祯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命令多尔衮、阿巴泰、豪格统率左翼军，岳托、杜度统率右翼军，两路同时出发，向明朝大举发动进攻。九月二十二日，岳托率右翼军由密云东北的子岭口（属蓟镇西协）进入明境，不久便大败明军，还杀死了明朝蓟辽总督吴阿衡。而左翼军则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多尔衮的带领下由蓟镇中协（蓟镇共分三协）获家口东青山关一带拆毁边墙入边。最后两路清军于通州河西会师，又从北边绕过北京，在良乡、涿州一带大肆抢掠，并一度曾抵达山西边境。最后，清军又分为八路大举南进，这八路中，一路沿太行山南下，一路则沿运河前进，另外六路则在黄河与太行山之间运动。
清军入境后，明朝廷马上宣布京师戒严，并调集各路兵马护王。然而，在这一大敌当前、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明廷却对战守没有丝毫打算。宣大总督卢象升主战，兵部尚书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主和，主战派与主和派互相争执，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开始时，崇祯帝倾向于主和派，但后来为了顾全脸面，又主张抗战，然而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抗战行动付诸实践。反之，杨、高等主和派大臣仍为其重用。十一月，清军攻占高阳，并杀害原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孙承宗全家。十二月，徒有督师虚名的卢象升带领明军迎战清军，然而其所部明军，兵力尚不足万人。在巨鹿（今河北省邢台东北）贾庄之战中，他陷入清军重围，当时虽身受重伤，但仍拼死苦战，拒不突围，最后因马被绊倒而被杀，其所部明军也全军覆没。
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清军进抵山东，并乘济南城当时城防空虚之际攻占济南，俘获明德王朱由枢。随后，清军大军直抵兖州、济宁等地，并先后对这一带的十六处州县发动进攻。明督师大学士刘宇亮尾随清军而行，却不敢向前与之接战。三月，多尔衮率军北上，经天津由青山口出塞。第四次入关之役也就随之结束。此役又被称为“戊寅之役”。
此战，清军扩大了其攻掠的范围，绕过了北京一带，前后转战2000余里，横扫中原大部分地区，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数十次规模各异的战斗，并取得了斩杀百余名明军总督以下级别的主要将官，攻占78座城池，俘获47万人口，掠得数以千万计的金银的战果。而与清军的累累战果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明朝的惨重损失。不过在此役中，清军左翼统帅岳托病逝于济南，对清廷来说，这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崇祯十五年（1642年），皇太极任命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令他统率约有10万人之多的满、蒙、汉军向明发动进攻。十一月初，阿巴泰兵分两路，分别从黄崖口（古北口西段）和界岭口（今河北省迁安与抚宁交界处）进入长城。该役又被称为“壬午之役”。
鉴于以往4次被掠的教训，明朝廷加强对蓟镇、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并分设关内、关外两总督，又在昌平、保定置总督。此外，还在顺天、永平、宁远、保定、密云、天津等地设立六巡抚，又在宁远、山海、蓟镇中协、西协、通州、昌平、天津、保定等地设八总兵。千里之内设四督、六抚、八总兵，在明代，这还是第一次。明朝廷的防守不可谓不周密，但是由于清军常常以大军数万从一线进行突破，防守得再严也没有用。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清军攻克松山。松山被清军围困已久，崇祯命顺天巡抚杨绳武督师救洪承畴，又派兵部侍郎范志完，皆敛兵不敢出战。副将焦埏赴援，刚出山海关即败。此时全城食尽。副将夏成德乃遣子至清军做人质，与清军相约攻城日期，己为内应。清军至期攻之，城破。巡抚邱民仰及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等皆死。洪承畴、祖大寿被俘。后2人皆降清。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初六日，清兵入蓟州，连破济南、山东州县。当时关内外并建二督，又设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事权反不一。警报至，急征诸镇入援，清兵已破蓟州，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十二月初八日，兖州也被清军攻占，明鲁王朱以海被俘自杀。这样，在肆意大掠了一番之后，清军又分两翼返回，其中左翼经青州、德州、沧州、天津卫等地抵达密云，右翼则由东昌出发经太行山以东进抵密云与左翼会师。乐陵、阳信、东原等诸王皆死。至次年四月才予北归，俘36.9万余人，获金1.22万余两，银220.5万余两，牛马等55万余头，珍宝缎匹8万余。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清军陆续由墙子岭出关。
这五次入关之役是皇太极在宁锦阻隔、山海关不通的情况下对明朝进行的旁敲侧击。虽然这五次战争并未能使清的疆域有所扩展，但清军却通过该五役掠夺了大量的财物，从而从军事上、经济上削弱了明朝的实力，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从而为以后的清兵入关进京做了必要的准备。
血战山海关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死刑。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
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20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取道内蒙，走喜峰口、墙子岭一带入关攻打北京，这是清军入侵中原的一贯路线。
吴三桂一边准备决战，一边继续以假谈判拖延李自成的行动，以等待多尔衮的答复。
为了让李自成确信谈判是真的，他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生员刘泰临、李友松、谭邃寰和乡绅黄镇庵、刘台山、高选6人“轻身绐贼”，这6人在三河附近碰到了正在前来的大顺军主力，于是向李自成转达了吴三桂的谈判条件。这一计，极有效地迟滞了大顺军的行动。
此前吴三桂派去和多尔衮联络的郭云龙，已经带着多尔衮的回信和其妻弟拜然回到山海关。吴三桂于是一面再次派出郭云龙、孙文焕，带自己的第二封书信前往多尔衮处催促他快速进军，一面联合当地士绅准备抵抗大顺军的军事部署。四月十一日，清军越过辽河，随即接到消息，得知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崇祯身亡。多尔衮面对这个情况开始犹豫起来，但熟知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极力主张马上入关，与大顺军决战：“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开始做战前政治动员。他先在山海关演武堂（至今尚存）“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同日，也就是二十日，多尔衮率军到达宁远卫辖下的连山（今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县），准备扎营休息，在这里，他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二封求援信。
吴三桂因知道多尔衮大军改道东下，自己已经无法阻止，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首先要安民，同时不理多尔衮要他投降之事，依然坚持自己的明朝身份，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500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
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20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在准备入关时，又突生猜疑之心，怕吴三桂联合农民军引诱自己入关，给自己设下一个陷阱。他与众贝勒商议后得出结论，再静观其战，窥探动静。这时天已大亮，李自成正在调动兵马，准备攻城。吴三桂更加焦急，无法再等下去，便率领10多名将官和数百精骑一口气奔入清军营地，面见多尔衮。多尔衮的后顾之忧才彻底打消掉，并且让多尔衮欢喜的是，这次绝对是收降吴三桂的绝好时机。双方见面，开门见山，一拍即合。吴三桂随即剃发称臣，并又向多尔衮细述了当前的紧急局势。
吴三桂说道：“农民军目前还不知道清军的到来，把兵力全都集中在攻打关城的前头了，后部力量极其薄弱。我们可采取攻首尾斩其腰的战术，打他个措手不及。”
多尔衮默认点头，可在心里却又多留了一个心眼，他觉得此战非同小可，成败是一个关键。农民军既然不知我军前来，从这里便可寻出战机，先让吴三桂派兵迎战农民军，在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再率重兵前往，一来可打他个措手不及，二来也算是以逸待劳，减少了自己兵力的损失。“将军对战术上的造诣让本王钦佩不已，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两军联手，农民军必败无疑。”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
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一霎时，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
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
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
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了在关内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