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摄政安民
大清即将获得胜利之时，摄政王多尔衮却寝食难安，心乱如麻。
多铎贝勒说道：“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应该是安抚民心，我认为我们在政策上一定要彻底地变一变，强行实施的东西必遭反噬，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接着说道，“明朝的灭亡和农民军的崛起，我们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以前车为鉴，改正不足之处。”
多铎说的话概括面很广，虽然没有说到多尔衮的心头上，却是句句在理，不容反驳。
济尔哈朗贝勒紧接着说道：“不错，得了城也未必是真的不得了，不得民心是个很危险的预兆。李自成逼死崇祯帝，又把崇祯帝的尸体草草安葬，从这点上来讲，他已经给自己埋下了祸种。北京城里有数不清的明朝旧臣，看到李自成这么对待自己的故主，怕是也没几个敢出来为他效力的。就算我大清不来，他的统治权迟早也会被人从手里夺下来，而我大清的插入正好给了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我们是为明‘报仇’而来的，诛杀‘流寇’是势在必行的。前面的‘大事’我们都做到了，可是百姓大多从‘小事’中寻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以隆重的形式重新给崇祯帝发丧，这样肯定会得到百姓、亡明的旧官等人的支持。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再做其他事情受到的阻挠就少得多了。仇，不能不报，所以就刚才所说的，我不同意。我认为应该屠城，杀掉这些叛民，把我们满人从沈阳等地迁过来一部分，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多尔衮深知，自己虽为摄政王，大权在握，但修改律法，做重大政体变革只有皇上才能定夺，即便是皇上也要和群臣商议才能行。
五月初四，也就是在清军入京后的第三天，多尔衮给故明的官吏、遗老及兵民颁布了一条令旨：
“流寇”李自成，原本是明朝的百姓，却纠集败类，攻陷了京城，并且在万寿山逼死明帝；诸王、公侯、驸马等人被“流寇”以酷刑肆虐，官兵财货也尽数占为己有。这是一件人神共诛的事，其所行不能所容。我虽然是敌国，却没有任何敌意，把“流寇”诛走，也是我国的责任。目前，要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我命礼部在太常寺为先帝重新厚葬，已使先帝上天之灵能够安息。
此令一发布，京城内顿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官民从惶恐中扭转过来，见清朝竟然如此对待先帝，对其的态度大都改善，清朝博得一片赞扬之声。从六日开始，令原明百官、士民服丧三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庙号“思宗”，谥号“端”皇帝，将他与周皇后同葬在规模宏大的田妃墓中，命名为“思陵”。
紧接着又采取了另一项举措，他没有把大军完全带进北京城内，而是驻扎在城外，命大将把守城门，防止士兵随意进出京城，并且还下了一道严令：凡有军士随意出入百姓家中的，必当以死罪论处；进出城的军兵除非持有通行令牌，否则不予通行。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厉督促下，一改往日的杀掠政策，很快便赢得了京城内外百姓的信任。
他又取消了先帝曾指定的一条法令——剃发令，允许汉人照旧束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把汉人剃发换服看成是归顺大清的标志，而这条规定多尔衮早就在不止一次的实施过程中看清了，这样做不仅不会让汉人归顺大清，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反抗情绪。多尔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样延续下去，对清朝在北京的立足也十分不利。他提前做出了让步，于五月二十三日发布命令，允许天下臣民束发，衣冠服饰也可以依照明朝服饰穿戴，这一举措进一步赢得了民心。
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内三易其主，这让北京的百姓和明朝的旧臣无不感到惶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稳定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多尔衮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稳定了人心才有可能稳定局面，这也为后来顺治帝迁都北京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顺治振政威
李自成仓皇撤离北京城以后，京城内外，社会秩序在经过两次换主之后已经相当混乱，人们对后入主北京的满洲贵族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之前李自成农民军大量占用粮草，撤离时又将京城中的粮草运走，造成百姓生活极其困难的局面。形势严峻，刻不容缓，稳定北京，站稳脚跟，对清朝未来的发展，以及能否实现全国统一，关系重大，还没有决定迁都时，摄政王多尔衮就果断采取了措施，实施新政策，力图扭转混乱的局面。
在经过深思熟虑并和诸贝勒大臣商讨后，他拟定了一套方案，针对现状彻底改变了往日的一些策略，把重点放在赢得民心上。他认为，虽然得了京城，如果没有得民心，这和守着一块空地没什么区别，相反还有可能滋生民众起义的苗头。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政策需一步一步来实施，这样会避免不少问题。多尔衮采取的措施有效地缓解了入京时期的过渡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顺治刚刚14岁，正式亲政。他继续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各项政策，继续严整吏治，严惩贪污行贿等犯罪者，力图建立廉明政治。
顺治帝和先前的清帝不同的是，他是在安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帝，虽然没有先帝那般骁勇善战，但在理论学识上更加博学。多尔衮在政期间所做的事，他早就看在眼里，在严惩贪官上，多尔衮虽然屡次尝试改善，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效果。顺治认为，问题恰恰出在时间和力度上，以当时的背景而言，多尔衮能够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而现在自己亲政正好可以抓住这一点，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实力，二来则可以让国家更为安定。他把这点作为亲政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如果想杜绝贪污受贿之风，必须从各个角度，下大力气去解决。
他开始不断发出指示，在各省设总督、巡抚、都御史、巡方、巡盐、巡视茶马等御史，以作监督。但是到了顺治十二年（1655年），“贪风”依然不息。于是顺治加大了力度，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律，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顺治十二年（1655年），发生了顺天巡按顾仁受贿案，是最为震动的一件大案。这是一件血淋淋的案件，告发者是吏部书吏章冕。十月十九日，章冕屡次揭发顾仁不成，于是下了狠心自尽，用死来告发顾仁贪赃枉法，陷害无辜。顺治闻讯很是震怒，顾仁本是自己钦点的钦差，以刑部主事任巡按衔，让顾仁查访地方百姓的疾苦，并且主抓贪污受贿者，临行前顺治一再叮嘱。然而顾仁一出城就揭去了脸上清廉的假面，胆大妄为，开始以权卖权。
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贪赃数万两银子，数额巨大。顺治核实后，将卢慎言凌迟处死。
自顺治八年（1651年）到十七年（1690年），九年中，顺治亲自处理的贪污案件达45件。可以肯定，对贪污受贿的从严惩治，是对腐败势力的沉重打击。顺治除了不断加大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同时还不忘及时提拔重用贤德的人。清除贪官污吏，淘汰一些庸官，选用优胜有贤的委予重任。顺治把发现和选拔人才看做吏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澄清吏治”的根本保证。顺治把惩贪和用贤结合起来，两者相辅相成，在其后的时间里确实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从政治体制上来说，清朝的政治体制沿用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在体制上沿用的同时，也让明朝官场的腐败气息顺势渗透进来。当然这种官场的腐败也并不是明朝特有的，但却是明朝末年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明朝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清朝作为一个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整顿吏治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图强之法。顺治皇帝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得清朝这一时期的官场风气相对较为清廉，也为之后的开创盛世奠定了很好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