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回忆了四川省工商界等有关的重要代表人士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个历史时期“听、跟、走”和“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方面的典型事例。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工商界杰出人士的光彩人生和辉煌业绩，以及他们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参政议政、服务社会和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中，所做出的系列可歌可泣、永载丰碑的特殊贡献。
新中国第一公私合营业主卢作孚
岳楠
启程回国受到欢迎
1950年3月，滞留在香港期间的卢作孚就通过其代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从1950年3月起，国有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战线过大、举步维艰的民生公司。第一次是1950年3月的100万港币贷款；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旧币，下同）。以后，民生公司又多次请求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数10亿人民币。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已属少见。
1950年6月，卢作孚由香港启程，回到北京后，又再次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在北京期间，卢作孚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卢作孚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作为特邀代表，卢作孚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950年7月，经党中央、毛泽东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卢作孚的请求，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
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是予以亲切接见。卢作孚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卢作孚来说，民生公司寄托了他毕生心血。
1950年10月，刘伯承奉命调北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此后，刘伯承虽仍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则由邓小平、贺龙负责。
1950年7月23日，为了镇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反革命势力，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发出了指示。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初，卢作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并奉命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
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驶回祖国大陆。同年冬天，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贷款不畅船轮触礁
1950年10月23日，已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卢作孚，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与卢作孚见面时再次提出，希望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职务，并希望他就此留在北京，无须再回重庆了。甚至卢作孚在北京的长期住处，周恩来也为他物色好了。
卢作孚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返回重庆，将民生公司最后的遗留工作彻底处理。1951年12月20日，卢作孚回到重庆。
1952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为落实1000万元的国家贷款等相关事宜，卢作孚十分急迫地前往北京，与有关部门商讨要务，并于30日返回重庆。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
正当卢作孚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到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
2月初，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参加了有关“三反”、“五反”的会议，当得知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要“人人过关”时，其心情感到更为抑郁。
早在1950年初，民生总公司主任秘书、公司元老级人物郑璧成，就“因不得已之原因，保存战犯杨森衣物”，曾经一度被拘押。
在“镇反”运动中，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被错误镇压。陶建中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船“民生”轮的首任船上经理，深受卢作孚器重。此事，对卢作孚刺激极大。20世纪80年代，陶建中得以平反。
解放后，共产党肯定邓华益爱国、爱家和对中国航运事业的贡献，曾让他先后担任西南区重庆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私股董事、重庆市工商联委员、重庆市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委员等职。
但1951年3月28日，邓华益这样一位处事平和，公司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为大股东，又是高级管理人才，竟被公司公方代表以“年老体弱”为由“资遣”。早在1935年，邓华益填写职工调查表时，写明有家产8万元。但当他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时，其一家老小几无立锥之地。若不是卢作孚努力争取说“临江门那片宿舍的地产，原本是华益的”，并为其争取到住房，邓家老小才不至流落街头。可以想象，当这样的人事处理单送到卢作孚手上时，他何忍落签？
此间前后，童少生因为刚解放时政府运粮食运价太低，便要求“提高运价，以减少亏损”而受到批评，导致以后他本人还多次“在各种报纸上，特别在公司的生产与学习会上发表了感想，检讨了自己唯利是图的经营观点”。
李肇基虽被任用，却被汇报为“不负责任，自高自大”。
周仁贵，北碚少年义勇队出身，做过卢作孚秘书，和卢作孚在一起工作十多年。被汇报“完全站在卢作孚的立场，说卢作孚也是为人民服务，只是规模小些而已”，分在秘书科搞事务工作。
卢作孚是一位受儒家旧道德影响很深的人，当他看到昔日共同创业的朋友屡受冲击时，其内心便产生了不能排遣的负疚感。
由此看来，公方代表组是难辞其咎的。为此，卢作孚曾与何郝炬（当年以重庆航务管理局局长身份出任公方代表），产生过激烈矛盾。当何郝炬提议要撤换邓华益、李若兰、李肇基、何廼仁四位经理时，卢作孚考虑到公司被清洗掉的人员已经太多，如果再撤下四位骨干，无疑要停摆公司，所以坚决不同意。因而，双方僵持不下。
何郝炬近年来也承认：“现在回头来看，我对民生上述四个人的去留问题的表态，处理得有些不妥当，毛病主要出在对李肇基的民主人士身份尊重不够。”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长寿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下午，邓华益来到民国路20号卢作孚住所，与卢作孚做了一次长谈。那一晚，两个朋友谈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邓华益日后回忆，从不送客出门的作孚将他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 沉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因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导致公司内部人心惶惶，气氛紧张。这一事故对于卢作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2月7日上午，卢作孚前往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情况时，去会见了邓小平。
邓小平对卢作孚一向很尊重，对政策把握得相当严，曾对公股代表组有指示：“到民生公司去，凡是卢作孚同意的事就可以干；卢作孚不同意的不能干。总之一句话，要尊重卢作孚。”
而卢作孚也曾对身边的人说过：“凡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示刘邓两位首长支持，他们一定会帮助的，不成什么问题。但成问题的是，不能事事都去请示他们，麻烦他们……”
时至中午，与卢作孚同来的胡子昂在机关门口等他一起乘车返回时，忽有人告之：卢作孚和邓小平书记一起吃午饭。胡子昂听后，便独自返回。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
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
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关怀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关怀跟随卢作孚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卢作孚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关怀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卢作孚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卢作孚。会后，卢作孚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卢作孚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要乱说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但关怀拒不接受卢作孚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卢作孚很难理解，自己用私人工资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自己？
卢作孚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
不甘受辱服药离世
1952年2月8日晚，不甘受辱加之债务烦扰的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其家属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卢作孚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卢作孚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9日下午，民生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董事们因卢作孚身后萧条，决定补助卢家1000万元（新币1000元）做丧葬费。在这个会上，童少生被任命为公司代总经理。
1952年7月2日，童少生继承卢作孚的遗愿，代表公司向交通部提出申请，请求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1000亿元。在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重要的是，增加了50万股公股，便从此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而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自然顺理成章。
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公司董事会由周善培任董事长，李一清、张文琦、郑东琴、吴晋航四人为副董事长，聘请刘惠农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昂、童少生、张文治任副总经理。
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3年“五一”劳动节上午，在首都隆重举行庆典开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惋惜地对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1953年1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中央宴请各界参会的知名人士。工商联代表张敬礼恰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坐一桌。当知道他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奠基者之一、“状元公”张謇的侄子后，毛泽东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从工商世家到一心向党的市长黄鱼门
黄满芝口述 鲜琦整理
1949年下半年，成都即将解放时，许多工商界人士由于受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影响，加之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疑虑重重，纷纷作“应变”准备。为此，黄墨涵（先后历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聚兴诚银行总行助理、代总经理，民建常务理事兼财务组主任、民建四川会务指导员办事处指导员兼召集人）来到成都，特别对成都裕华纱厂经理黄鱼门等，开展“统战”工作。
黄鱼门，1912年9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宿县一个工商业世家，其父亲黄之陵是裕大华纺织公司在武汉的筹建人之一。1931年，黄鱼门肄业于武昌文华中学后，先后到河南农工银行当练习生、河南郑州交通银行任营业科长。
抗战中，随着形势的演变，黄鱼门被派到陕西汉中开办交通银行分行。随即，黄鱼门得到裕大华总公司经理的赏识，先后被安排担任西安大华纱厂三元打包部业务主任、西安富华烧碱化工公司任业务科长、副经理和成都永利银行经理。
1947年，黄鱼门经过一系列整顿组织、加强经营管理工作后，工厂的生产面貌大为改观。黄鱼门其生产的“金马”牌棉纱和“天马”牌棉布，由于质量好，深受顾客欢迎，在市场上成为紧俏商品。
1949年6月，黄鱼门兼任广元大华分厂厂长后，因纱厂生产不振，困难重重，原棉既缺乏，电厂又经常停电而被迫停工。但当黄鱼门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协助解决时，其不仅不管企业生产的困难，反借口要黄鱼门买棉种来推广植棉和给电厂买煤来发电。
广元、成都解放前夕，由于时局混乱，土匪猖獗，为防万一，黄鱼门不仅购买回机关枪等枪支弹药严防以待，并专门请来军警人员帮助保护工厂的财产安全。为了稳定纱厂员工的情绪，黄鱼门亲自携带银圆，冒着生命危险，并在架有机关枪的押送下，坐车前往广元大华分厂，给员工发放工资。
在四川，黄鱼门开拓了一些政治、经济方面互相利用的特殊关系，并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从中共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和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了解了许多有关未来新中国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