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 黄鱼门主动邀请云南实业银行经理宁季瞻、永利银行经理凌肃如、太和烟厂资方经理王荫和、中央信托局襄理宗贤栓、裕华纱厂副理范敬存和长江实业银行负责人等金融、工商界的同人聚餐，以相互探讨中共的政策。
但尽管如此，黄鱼门对未来前景，还是心怀余虑。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所存在的系列问题,使历来小心谨慎、曾经是“成都第一大富商”的黄鱼门，一直处在左右摇摆之中，而且认为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搞经济工作不一定行。
12月14日，广元解放后，因大华分厂的煤、棉均感接应不上，人民政府就主动上门想方设法帮助其维持生产。由于厂里的存纱无法出售，导致生产经营停滞、员工生活极端困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又因发工资缺款，走投无路之际，黄鱼门只好向广元花纱布公司等提出借款。花纱布公司经理闻讯后，当即表示愿帮助解决困难，同意款项可由广元当地卖纱偿还。并提出照广元市价收购工厂存纱，或是先在广元用款，或由西安交款均可，不收利息汇水，约期如数拨还。
当时，因黄鱼门看重西安纱价高于广元，便从本身的利害着想，采取先在广元用款、在西安售纱后还款的办法，从花纱布公司取得人民币2.5万元。
但结果却大出意外。因延误时间，导致其在西安售纱的价格不但低于广元，而且由于运输费用的增加、超期归还汇款，不仅使厂方遭受损失，又辜负了花纱布公司给予照顾的善意。
解放后不久，当成都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看到裕华厂未遭受损失，也未停工时，便表示：“如果今后你们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就尽管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尽力帮助解决！”
1950年初，由于失去了昔日唾手可得的“投机市场”，从而导致企业经营亏损，已到不能维持的地步。为此，黄鱼门抱着一试的心情，把具体情况向有关方面领导作了反映。有关方面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工作组下厂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
随之，裕华纱厂接受了成都花纱布公司的订货。按照裕大华公司董事长的意图，裕华纱厂的产品只能抽一半给花纱布公司作为订货，另一半由纱厂自己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但此时，已经决定同人民政府合作的黄鱼门，当机立断地表示：将全部产品调给政府花纱布公司作为国家订货！
很快，在政府的关怀和职工的努力下，裕华纱厂的企业经营状况逐渐好转，其棉纱产量大幅提高，每件纱用棉量由450斤降低到388斤。
成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临近前，在一些投机商人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的关键时刻，黄鱼门为了平抑纱价，立即将工厂所有的纱布全部捐献给国家，从而起到稳定物价市场和老百姓对新生政权的信任作用。
1950年6月，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以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抗美援朝活动。结果，黄鱼门、罗元俊等全市工商界人士捐款达60亿元（旧币），超过捐款计划36％。
8月18日，成都市私营企业财产重估委员会成立，黄鱼门任副主任。1951年3月，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明码实价督导委员会”，黄鱼门任副主任。
1951年秋，黄鱼门作为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模范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出席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国庆观礼活动。9月30日晚上7时整，黄鱼门和其他代表一起，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的国宴。10月1日，黄鱼门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了首都庆祝建国两周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此后，中央政府组织他们在京津参观了工厂、农场，出席了各种座谈会。
从北京回来后，黄鱼门深深感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大有希望，并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
随后，黄鱼门先后当选或担任川西行署委员兼财经委员，全国和四川省人大代表等职。
1950年6月，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帮助黄鱼门提高思想认识，便派他参加了渝蓉两市共同组织的赴东北参观团。在3个月的时间内，黄鱼门等经历14个省区，参观了200多个工商文教单位，使他眼界拓宽，茅塞顿开。
1951年，当得知国家提倡公私合营，汉口大华公司率先实行公私合营的消息时，黄鱼门多次找到党和政府，在成都第一个提出将纱厂公私合营，并把原来属于纱厂的汽车队，用于支持市政府筹建公交运输公司。成都裕华纱厂公私合营后，黄鱼门担任经理等职。
1952年3月8日，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五反”运动指导委员会，任命黄鱼门为副主任。随之，党和政府又先后两次组织黄鱼门到市里学习。经过学习后，黄鱼门主动交待出解放前夕帮助西安大华纱厂转移黄金，以及解放后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他主动接受公方代表关于工资改革和对被裁减人员发放安家费的建议，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际行动影响其他资本家，帮助政府做工作。
1953年1月13日，成都市工商联正式成立，黄鱼门被选为主任； 6月，黄鱼门被选为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1月7日，黄鱼门在《工商导报》上，发表《认清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做到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广阔光明的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坚定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经济工作人员，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鱼门的以上文字公开问世后，在成都工商业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8月，在第6届成都市人代会上，黄鱼门被选为副市长。并直至第8届成都市人代会上，黄鱼门连任副市长。
黄鱼门被选为副市长后，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为此，他认真学习理解毛泽东关于私营工商业者“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的教导，决心把成都工商界18171户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家属都组织起来，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于是，他同成都市工商联和民建会的负责人一道，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办起了市工商界讲习班，组织全市的工商界人士分期分批系统学习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知识、企业改造的基本知识和时事政策；还办起了文化学习班，开展扫盲教育，以掀起工商界爱国守法的学习高潮，使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根据政府的安排，黄鱼门积极参与了全市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经济改组、调整商业网点等项工作。
12月23日，黄鱼门被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此间前后，黄鱼门还当选或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等荣誉、职务。
长期以来，由于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了工厂的扩张和发展上，以至于黄鱼门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有房产，其全家上上下下十余人都住在那前厂后屋的工厂区内。
为此，黄鱼门的七女儿黄满芝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当时的‘家’，就在现在望江公园河对面‘望江家园’的位置旁。我们‘家’的前面，是原裕华纱厂的办公大楼，父亲就在这里办公，管理着拥有几千人的工厂。我们‘家’的后面，则是职工宿舍。”
1957年，黄鱼门全家迁居到西马棚48号市长大院，与担任副市长的李劼人和张为炯（副市长、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互为邻居。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我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出现暂时困难之际，成都市工商界中一部分原工商业者思想动摇，有的或乘机从事违法活动，有的或离开企业外出单干。据此，在成都市委的领导下，黄鱼门同市工商联和民建会的负责人一道，采取层层召开“神仙会”的办法，向全市工商界代表人物及其家属和风细雨地进行破“资”立“社”的教育，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帮助大家认清形势和前途。
1960～1962年，针对蒋介石进犯大陆的狂妄企图，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身为一家之长的黄鱼门，向其家人下达了逐客令：“你们都撤退到乡下去，家里的一切，由我坚守防范。更何况，市里和单位上，都离不开我。”随之，黄鱼门与政府部门的同志们一起，到乡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挖土挑担修水库，晚上煤油灯下夜读学习。
紧接着，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国务院“三线建设”的战略布局，以及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长时期超负荷“运转”、不堪重负的黄鱼门终于累得趴下了，并因为罹患高血压、冠心病而住进了医院。
1966年8月28日，在医院住了半年多后，黄鱼门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享年54岁。
“文革”期间，尽管黄家受到成都“红卫兵”的“抄家”和“曝光”、羞辱，但在他们长期工作、生活过的成都纺织厂，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前来“抄家”和揭发、批判黄鱼门生前“剥削”、“欺压”工人阶级的非正常事件。由此可见，解放前“苦大仇深”，历经了新旧社会对比的工人阶级，在他们那朴实、善良的内心世界里，自然有一把“天平秤”！
黄鱼门的儿女们在“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但令人欣慰和称奇的是，黄鱼门那历经风雨的八个儿女，却在其爱妻葛佑兰的苦苦支撑和尽心呵护下都茁壮成才！
据了解，受黄鱼门的政治影响，其八个儿女中不少是中共党员。目前，虽然他们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但他们却在父亲生前留下的“功劳簿”上，各自浓墨重彩地续写着既是属于自己，也是属于黄家血脉传统的人生篇章：
大女儿黄玉芝退休前，任西安某医院医生；二儿子黄秦生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退休前任成都中电十所教授级研究员；三女儿黄龙芝退休前，任成都针灸按摩医院医生；四儿子黄蓉生毕业于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先后任攀钢集团和中国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钢研科技集团新业公司董事长等职，并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五女儿黄荃芝退休前，任成都树德中学主任科员；六女儿黄伟芝退休前，任成都石油输气子弟校高级教师；七女儿黄满芝退休前，任成都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处长；八儿子黄锦生毕业于湖北大学，先后任四川省审计厅和四川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等职，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文革”结束后，成都市党政部门为黄鱼门补开了追悼会，并给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的葛佑兰，每月以“遗孀费”的形式给予几百元生活补贴。虽然补贴不多，但历来品德高尚、与世无争的葛佑兰，却为此而感到心满意足。
每年的清明节前，全家老少都要簇拥着94岁高龄的葛佑兰，前往地处黄龙溪的黄佛乡公墓，去给安葬在此的黄鱼门扫墓、上香，表达追思、怀念之情。
黄满芝（原成都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处长）
童少生事略
童若春口述 鲜琦整理
1951年6月，邓小平特约见民生公司童少生等工商人士，鼓励他们各尽所能，带动工商界和广大群众，给抗美援朝捐献武器。
1953年和1957年，毛泽东先后两次问起有关“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和童少生等人的情况”。1960年11月29日，毛泽东针对童少生所写《私方人员下放的若干具体建议》一文，专门写下批语。
1962年，周恩来号召各界人士对恢复经济多提意见时，童少生特提出“客货并举，长短航并举”等有益见解，并由此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那么，童少生作为一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工商人士，他为什么会受到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屡次重视呢？一切均得从头说起：
童少生，1903年3月19日出生于重庆市。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童少生，英文能力很强。1926年，童少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时，先后在聚兴诚银行和美国捷江公司任营业员、业务处经理。
1929年，童少生与杨受百等合股组建全国第一家专营国货的重庆中华国货介绍所有限公司，并由童少生任董事长。
杨受百，出生于四川重庆，时任重庆聚兴诚银行代总经理。杨家世代经商，道光年间由赣迁川，其父亲杨粲三，祖父杨文光。杨文光早年在重庆开设“聚兴仁”商号，经营花纱布、生丝、药材等生意，后兼营票号业务，为重庆巨富，有“杨百万”之称。
1935年，因为捷江公司管理不善，总办童季达不幸去世，由童少生接任经理兼总办，继续打理。1935年春，捷江公司在残酷的川江竞争中倒闭后，在同是基督教徒、民生公司大股东之一的邓华益的介绍下，“一点也没考虑的就参加了民生公司”，并由此成为昔日对手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
邓华益，1899年出身于四川重庆一个基督世家。由于家庭贫苦，邓华益从小在教会学校的教育环境内长大成人，早年曾任英商白理洋行买办。1926年后，任九江轮船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渝宜华轮联合办事处主任、重庆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民生总公司协理兼航运部经理等职。
童少生进入民生公司后，最初是当卢作孚的英文翻译。但在工作中，由于他兢兢业业，不仅一切从安排座位、验收船票等认真做起，而且对船上旅客和职工态度和蔼、热情周到，使他及民生轮船均深受社会各界的赞许和好评。
在联系购置捷江轮船的事务中，由于童少生调动各种关系积极参与，争取到最优惠价格，从而使卢作孚与童少生相知渐深。从此，童少生仰慕卢作孚有胆有识，气节高尚，知人善任，务实救国；卢作孚则器重童少生博学多才，精明能干，勤于事业，善于管理。后经邓华益建议，童少生被公司委以重任，改聘为业务处经理。就这样，他进入民生公司领导机构，成为卢作孚的得力助手。
童少生与邓华益的英文都很好，为此他们把英国、美国洋行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营运方法，以及浅吃水高效率柴油机船型带入民生公司，从而成为四川地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民生公司在卢作孚领导下，展开武汉、宜昌大撤退，从而有了后来著名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9年元旦，因为“大撤退”有功，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杰出服务勋章”，以示表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抗战有功的119名人士授勋，卢作孚被授予二等卿云勋章，邓华益、童少生分别获得抗战胜利勋章。因“民治”、“民安”轮在中国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中是主力船只，亦获得国民政府奖状。
1939年，民生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打算增资700万元时，四大家族的宋子文、孔祥熙见时机已到，便各自心怀鬼胎地企图控制民生公司50%以上的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