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49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为有效地组织工商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省各地在接收旧商会、工业会和改造同业会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或筹备组织。
1950 年1月，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李青匀为进驻旧商会的军事代表，马仕弘、姜文伯为联络员，主持日常工作。
1950年3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成都市军管会决定接管和改造成都市旧商会，成立新的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并内定彭劭农为主任，李宗坊和姚荣亭（川西区百货公司经理）为副主任，李伯平（地下党员，后任四川省工商联主委）为秘书长，军管会工商处马仕弘驻会参与管理、协调。
随之，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在接收、改组旧商会、旧工业会和改造旧同业公会的基础上，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到1950年初，成都有同业公会151个、重庆有125个工商同业公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工商业者为建设新四川开展了新的工作。
李宗坊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都工商界
李宗坊口述 李彦沣 鲜琦整理
1949年12月30日，随着成都的解放，解放军接收的是一个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一切百废待兴。
那么，当时的成都工商界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让我们听听94岁老人、工商界“活化石”李宗坊先生的回忆。
发奋学习茁壮成长
李宗坊，1918年9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祖籍江西省丰城县。其先祖李桐，是宋朝时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老师。从明代起，李氏入川到铜梁县安家落户，其曾祖父李丰其（秀才）、祖父李尚楷（号世卿，举人），祖叔父李尚根 (号蟠仙，优贡生)等均出自书香门第。李宗坊的父亲，曾经在劝学所（类似现县教育局）任小职员，母亲靠赶场天，在街上卖点豆花（豆腐脑）维持生计。父母养育有李宗岳、李宗坊、李宗墀3个儿子和李吴氏、李宗英、李德华3个女儿。
说来凑巧。李宗坊出生之日，正是北洋军阀头目徐世昌被选举为总统的“吉祥之日”。“帝王”登基举国庆，争取支持稳人心。遵循“光宗扬祖、世代荣昌”的祖训，父母按照辈分相排，寄希望儿子将来能从事“工商作坊”，或当一名类似“左右坊、门下坊”的官员之意，便为其取名为“宗坊”。
在父母的心目中，儿子长大成人后，也应该像那个与他同名同姓，先后历任江浙学政、贵州提学史、礼部尚书的清代大学士李宗坊一样，能够有所作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对儿子寄予有重大希望的父母，竟在他13岁、15岁时，因家境贫困先后因病去世。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棵草。”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少年李宗坊却没有“草”的感觉，而是在大哥李宗岳和一些同宗族叔伯姑嫂等亲戚朋友的救济、资助下，很快便渡过了极其悲伤痛苦的难关。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有爹妈的幼儿醒悟早，更是独立能力强。事实正是如此。通过自身努力，立志发奋、勤于苦读的李宗坊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以领先成绩有幸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36年，李宗坊高中毕业、告别学校后，来到本族大叔父李觉鸣家里做杂工，帮助其接送儿子上学、放学，并辅导作业。
李觉鸣，又名李光鳌，早年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大阪商科大学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被中央政府事业部批准为注册会计师，长期在重庆从事财务工作，曾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并于1945年在立信用品社出版专著《理论簿记学》。
心有灵犀，所见略同。因为李宗坊长得很帅，一脸儒雅的样子，李觉鸣及其家人在认真地看其“相”后，认为李宗坊将来一定会超凡脱俗、大有作为。为此，李觉鸣在积极鼓励李宗坊继续考大学的同时，主动向其承诺：“你如果在考大学时，成绩能够达到前三名，并被大学录取，我将全力资助你读完大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工余饭后的功课复习，李宗坊以优异成绩考中了上海国立商学院。
1937年7月，李宗坊带着李觉鸣的厚望和寄托，踏上了前往上海国立商学院报到的历程。
为了节约开支，在李觉鸣的引荐和卢作孚的关心、帮助下，李宗坊以一个掺茶工的名义，搭乘上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轮船。
冒着日寇飞机入侵中国、肆意轰炸的炮火，民生公司轮船几经转折，好不容易抵达上海，却没有想到日寇竟又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
因为“八一三”事变，李宗坊乘坐轮船还没有靠上岸，便又匆匆地调转船头向江苏方向逃命。由于船小人多，一时间船上人心惶惶，惊呼呐喊，哭爹叫娘声不断，直到轮船抵达南通，乘客们一一上岸后，轮船才得以相对平静。
由于上海无书可读，江苏南通无亲可投，李宗坊便又只好乘坐民生轮船返回四川。
回川后，李宗坊旋即被地处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业化学专业录取，从而实现了自己读大学报国的梦想。
与此同时，李宗坊向往民主进步，努力追求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受铜梁同族长辈姑母、进步人士李光岱和姑父范英士等的影响，并在他们的引导和介绍下，李宗坊开始与中共成都地区的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
范英士，原系驻合川的川军28军第3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兼石印刊物《武力与民众》主编，与时任该部组织科长陈毅关系密切。1927年元旦刚过，陈毅在政治部部务会上提出了改进《武力与民众》的建议，立即受到范英士等人的支持，由不定期改为周刊。后陈毅积极写稿，使该刊在合川军民中有力地宣传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运动。
1927年3月，因陈毅在合川的活动已为反动分子所注意，导致为人阴毒，一向反对“联俄容共”的第3师代理师长王学姜旅长欲借宴请之机杀害陈毅。为陈毅的安全着想，范英士等二人决定冒着生死危险，一同护送陈毅直到重庆。为安全起见，他们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分手，陈毅只身去了城内，后在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而范英士也从此离开川军第3师，先后两任县长、在成都担任过“通俗教育馆”（卢作孚为首任馆长，后更名为“民众教育馆”，地处现人民公园内）馆长、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四川省参议员等重要职务，并创办有成都人和电机碾米厂、成都市第一酿造生产合作社等企业。
在大学就读期间，勤奋好学的李宗坊受到教育学院兼重庆大学教授、中央工业实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金培松的关注和重视。
学以致用。1941年2月，在金培松等人的关照下，李宗坊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被地处重庆的中央工业实验所淀粉及酿造实验工厂录用为助理工程师兼总务课长。
随之，为了经常协助中共地下党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总务课长的李宗坊开始从公开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转入秘密进行民主进步活动。
冒险营救地下党员
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成都，当国民党警察特务疯狂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导致黄梦谷（乐山市女中老师、中共地下党员、下川东特委秘书）四处藏匿的危急关头，李宗坊配合李光岱（又名奠泗，女，北京农大、北京师大毕业生，中共党员，先后历任合川女中校长、重庆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双双冒着生命危险将黄梦谷送出成都，并设法安排在昔日老同学、广汉县女中校长陈运陶的家中，方躲过一劫。1944年5月，因金培松教授随中央工业实验所调职南京、离任重庆的消息确认后，李宗坊先是谢绝了金培松教授随他一同去南京发展事业的邀请，继而他权衡利弊、请假离职，随范英士、李光岱夫妇来到成都，并凭一技之长，担任成都市第一酿造生产合作社工务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李宗坊出任成都人和电机碾米厂和成都市第一酿造生产合作社负责人，并担任成都粮食业公会常务理事。
从此，李宗坊以其特殊身份，秘密活动在中共地下党和成都工商界中上层人士之间，不仅向成都工商界人士散发中共的宣传资料及其城市政策，而且对稳定成都工商界正常经营和保存民族工商业实力，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7年，当龟缩在成都的国民党军队急需粮食供给，而在一次由省粮管处约集粮食业公会召开的军粮加工会上，热血方刚、充满正义感的李宗坊毫不买账，并以平粮质量差、出米率低、加工费用太少、时间太紧、设备不足等种种理由为借口，拒绝接受军粮加工任务。话毕，深知后患无穷的李宗坊借上厕所之机，悄悄地偷跑出去。
为此，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当即派出1个排的兵力包围了人和米厂，并进行多处捜捕，企图捉拿李宗坊。
走投无路之际，李宗坊只好找到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姑父范英士求助。范英士听后，立即表示：“你不为国民党加工军粮，就是献给未来新中国的最好礼物！”随之，范英士凭其与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的私交，并从中多方斡旋疏通，李宗坊才避免了一场大祸临头的灾难。
喜迎解放大军入城
1949年11月30日，随着重庆的即将解放，杨森与蒋介石、蒋经国、王陵基等先后逃到成都，与盛文（成都防卫总司令兼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汇合，企图在成都奋起反扑。
1949年12月，彭县起义前夕，参与策划起义的范英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关键时刻，得知此情的李宗坊，立即不顾一切地陪同其找到在成渝铁路局筹备处驻成都办事处的同学秦俊明，并将其隐藏保护起来，从而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邓锡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与潘文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陕边区司令）及田颂尧（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黄隐（第95军军长）、陈兰亭（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邓汉祥（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等川军将领，在成都彭县龙兴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随之，其在彭县参加起义的6万余人经过整训后，编入解放军第60军、第62军。
同日，在李宗坊、范英士的穿针引线下，严啸虎参加了四川彭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严啸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
12月10日下午2时，在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偕蒋经国、杨森、王陵基、盛文等纷纷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坐专机离开大陆。
12月29日，李宗坊参加了成都各界123个单位组成的四川省会各界庆祝解放动员大会，以随时喜迎解放大军早日进入成都。
12月30日，当彭县起义的刘、邓、潘将军等与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胜利进入成都城时，李宗坊与诸多成都市民到街上热烈欢迎，并在隆重盛大的入城式上，欢庆成都光荣解放。而黄墨涵则组织棉纱、面粉行业的职工，乘坐卡车走在前头，迎接解放军进城。 协助政府平抑粮价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临近前，由于成都附近一些地区土匪暴乱，导致交通受阻、物流不畅，人民政府一时缺乏足够的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来保障供应。
与此同时，一些投机商人和不法分子趁机操纵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从而很快便导致黑市猖獗，粮、油、纱、布等多种物价持续暴涨。其中，1月份上涨35％，2月份上涨66％，尤其是大米竟上涨1.8倍，棉纱上涨70％。而那些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散布谣言，一时间，弄得居民人心惶惶，直接影响到老百姓对新生政权的信任和社会的稳定。
为此，西南局和区党委及时做出决定，千方百计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证居民生活供应，特别是粮食，一定要“粮价稳”，使“天下安”。驻守成都的贺龙亲自点将，特派余秋里部长率领大批解放军官兵和地方干部，组成征粮工作队，下乡征粮。
然而，由于不少地主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迟迟不交征粮，并提出了“杀‘朱’拔毛”、“抗粮反共”等口号，使征粮工作受挫，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广大市民盲目抢购。
在此期间，针对上述郊县匪特组织暴乱、物价一度暴涨、投机活动猖獗、外县粮食一时运不进城，严重威胁到成都人民春节过年和吃饭的系列问题，当成都市军管会了解到，时任人和米厂经理、市粮油同业公会常务理事的李宗坊解放前与地下党有过接触的消息时，便立即派军事代表、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金力声（后任成都市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找其商量，希望能带动粮食业公会同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尽量拿出存粮供应市场，并提出承诺：如因物价波动赔钱，政府会予以补偿。
1950年2月初，李宗坊所在的成都市粮油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同人米商尽量拿出存粮供应市场。由于成都刚解放，百废待兴，不仅许多群众还有种种怀疑、顾虑之情，到会的多数同人米商更是对拿出粮食来供应市场之事表示沉默。为此，李宗坊在会上发言指出：拿出粮食供应市场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并当场表示坚决带头支持政府。
为民所想，言行一致。在这十分严峻的时刻，李宗坊散会后便立即派出业务员，把库存大米和对外加工尚未运走的粮食在成都北门大安市场上全部平价销售。
与此同时，李宗坊一方面与罗江、德阳、广汉等与人和米厂有业务往来，或与其有私交的米商联系，让他们迅速运来大批粮食在成都出售；另一方面，李宗坊在市内与协昌、大伦等大型米厂的经理何香晏、余腾九和殷实粮商高润民等协商，动员他们拿出大批粮食在成都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大市场平价供应。
义薄云天。在李宗坊系列行动的带动下，粮食业公会的会员纷纷把自己的存粮拿出来在成都市场广泛供应，不仅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平抑了粮价，而且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调运大批粮食争取了时间，保证全体市民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宗坊（原全国政协委员、原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原成都市工商联会长、原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
李彦沣（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鲜琦(原成都市文联文学院创作员、原成都市工商联《成都商会》杂志特邀主编兼主笔、中华民族友好协会副会长）
工商民主人士迎接重庆解放
楚平 王铮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并于10月13日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
1949年10月，川东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蒋仁风与高允斌（《商务日报》总经理）、张晓云（国民党重庆某部上校参谋）、汪克明（重庆九尺坎某私人银行会计）、曹德渊、邹隐樵等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