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斌和曹德渊等为人正派，活动能力强，在重庆政治、文化、工商界上层和军、警、三青团、袍哥界都相当有地位和号召力。
通过高允斌，蒋仁风又分别与范众渠（重庆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重庆复华银行总经理、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蔡鹤年（重庆市商会会长、理事长）、柯尧放（重庆市商会秘书长、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著名收藏家、书法家、诗人）等人见面、认识。在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前提下，蒋仁风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实际的联络中心——“迎接解放筹备小组”。
“迎接解放筹备小组”成立后，由范众渠任组长，高允斌和蔡鹤年任副组长，柯尧放任秘书长，李和甫任秘书。他们以个别方式联络，对外则用参议会的名义，秘密开展对水电、筹集生活物资、控制交通工具等方面的保护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广泛策动发展组员，先后联络参加本组的人有市商会的朱叔痴、康心如、汪云松、李志青、陈诗可、周荟柏、蒋华村、王竹修等，市参议会中的温少鹤、李仲平、张宗等，以及彭友今、刘大震、汤逊安等。这些进步人士在重庆市社会各阶层中有着很大影响。由于他们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从而对制止和减缓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起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重大作用。
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
10月下旬，范众渠在会见杨森（重庆市市长）时，专门商议过有关市区安全等问题。杨森默认范众渠等出来维持秩序，并表示自己不下令烧重庆，也不勒索，但要美丰银行付他十万银圆作担保。
11月，由蒋介石提名，王缵绪（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武汉行辕副主任、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奉命任西南第二路游击军总司令，杨森兼任重庆卫戍总司令辖五路总指挥。
临近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上清寺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对准民盟创始人之一，著名工商、民主人士鲜英的“特园”大门。
鲜英（1885－1968），四川西充人。军人出身，曾筹资兴办《新蜀报》、子弹厂，历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圆局局长、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督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江巴卫戍司令等职。1933年春，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反蒋抗日。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鲜宅名“特园”，是众多国共要人、民主人士的活动场所，是南方局在重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也是民盟和民革前身的一部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诞生地，被称为“民主之家”。1945年8月，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三次前往“民主之家”。在鲜英的寿筵上，毛泽东特称他为“当代孟尝君”。
11月初，川东地下党通过鲜英与工商界分别做杨森的工作。鲜英通过关系，冒险策反，与杨森打通了关系。当得知杨的矛盾心理后，鲜英便转告杨森，党的基本条件是：不破坏重庆市；保护政治犯；率部起义；活捉蒋介石。为此，鲜、杨二人见面时，杨森表示：国民党败势已成，但他身不由己，且对共产党有疑虑，只保证不破坏重庆市区和在他走后由喻孟群、杨汉烈率部起义，其余婉言推却。
通过范众渠、鲜英等人对杨森的工作，为保全重庆赢得了时间。
之后，闻讯此事的香港汇丰银行重金礼聘鲜英任总经理，但他却坚决不去，执意要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11月中旬，蒋介石制订毁灭重庆的计划，交由杨森负责具体执行。于是，一场护城与毁城的斗争就激烈地开展起来。范、蔡等人一面为杨森向中央银行借款黄金作担保，申明必以不炸毁市政建设为交换条件，一面开会号召地方自卫队、社会名流、哥老会各领袖，共同维持地方秩序，得到与会者的响应。
与此同时，川东地下党在市中心成立了“策反指挥部”，范等人则出面成立了包括各界在内的“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以统一向全市发出布告。
随之，地下党组织又通过汪克明等人策反了重庆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廖开孝及参谋长段举之，他们同意起义，接受地下党提出的维持城内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骚乱和布防下半城的要求，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
高允斌则承担了策动国防部驻合江独立364师师长陈鸿模及参谋长江硕朋的起义工作。陈、高二人既是同乡，又是黄埔五期同学，此时陈、江二人正在负担江防任务。在高允斌策动下，后陈鸿模部战场起义，为解放军渡江拉开了缺口。
与此同时，重庆地下党打入市警察第四分局骡马店分驻所，取得了局长赵之梁、所长封放君的支持，开始以该所为据点，筹组“渝警解放大队”。
11月23日，国民党军第275师师长陈德明，率部2800余人在贵州安底起义。起义后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11月24日，国民党军第108军第241师772团团长翟北川，率该团1100余人在四川南川起义。
11月26日，蒋仁风和高允斌与范众渠、蔡鹤年、柯尧放就如何反破坏、迎解放和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的“要很好地维持真空时全市治安；要切实保护工商企业，尤其是自来水厂、电力厂；要设法营救关在中美合作所同志”的三大任务开展工作。
27日，川东特委在罗汉寺外《商务日报》仓库，设立了策反指挥部，由蒋仁风负全责，并通知范众渠、蔡鹤年等人立刻集中商会办公，应付突然情况的发生。蒋仁风则坐镇策反指挥部，统筹全局，对工商会负责的市区治安及交通和水电尤为关注。
28日上午9时，工商界在市商会礼堂召开联席会议，统一护城思想和步骤。这时期，重庆工商界共有120多个同业公会，有民族工业6000余家，商业2.7万余家，分属商会、工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这六会管理部门负责人，在联席会议上各抒己见，经过地下党组织和工商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绝大多数工商户愿为护城保市出力出钱，努力做到水、电不停，轮渡车辆畅通，物资供应不缺，无抢劫，无火警，市面稳定。
联席会议后，全市工商界都积极行动了起来。下午，范众渠、蔡鹤年等为了争取主动，特前往“渝舍”面见杨森，把联席会议商议结果向杨森作了通报，意思是让杨森明白民意绝不可违。杨森是只听不表态，未置可否，他知道重庆的工商界左右着山城的经济命脉，万万得罪不得。
工商界的护城工作全面铺开后，有力地稳定了本来乱哄哄的市面和市容，战乱中的市民相对不因缺生活必需品而骚动，趁火打劫者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工商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半凭廖开孝师的武力，半靠金钱来处理治安问题的。如廖开孝师的官兵伙食即由工商界各同业公会负担，市商会并发给每个士兵5块银圆，军官则是每人300块银圆。遇到治安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工商界也往往以金钱开道息事宁人。如27日晚，蔡鹤年路过都邮街宝凤银楼，见有国民党散兵抢劫滋事，便出面阻止，以300银圆打发走了事。
1949年11月29日，杨虎城、陈然、江竹筠等300多位革命志士惨遭屠杀。
当晚，蒋介石决定翌日撤出重庆并立即执行破坏计划。为此，市交警一队奉命强驻大溪沟电厂，企图破坏。范众渠与蔡鹤年闻讯后，立即驰见杨森，据理力争，要求杨森履行诺言。最终，在经过做工作，银行实付3万银圆给了杨森，并在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李寰等的支持、默许下，杨森下令一警队撤出电厂，方使电厂得以保全和重庆城免于战火洗劫。
同时，范众渠又召集民间消防队分布各街，不分昼夜巡逻，以防不测。
11月30日凌晨6点，当得知刘邓大军陆续攻克了重庆的武隆白马山、南泉后，蒋介石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乘坐专机从白市驿机场仓皇起飞逃往成都。而此时，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之遥。
为此，地下党通知工商界代表人物集中商会通宵守候，迎接解放。当日中午2点，川东特委派卢光特与范众渠、温少鹤、蔡鹤年、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周荟柏，重庆国民自卫队（原反共保民军）师长廖开孝等各界代表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号，过江迎接解放军。
就这样，重庆市已实际由地下党控制，临时治安委员会按策反指挥部要求，做到了市内无抢劫、无火警，车辆渡船畅通，水电不断，物资供应不缺，市面稳定，人心安宁，使国民党的“焦土政策”成为泡影，也使范众渠等人在重庆解放的记功碑上留下了自己光荣的名字。
11月30日下午7时，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从部队进入重庆的次日起，工人、学生、市民就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在街上游行，到部队驻地进行慰问，喜气洋洋地庆祝解放，整个山城沉浸在沸腾的欢乐之中。
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
1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二野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兼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际春、二野参谋长李达等同时到达重庆。
随之，解放军与川东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至此，川东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时全川东有地下党员一万多人。
12月11日，重庆各报刊登《重庆市人民政府奉令成立布告》:“奉中央人民政府令:兹任命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为副市长等。奉此，锡联等即日遵令就职视事。特此布告周知。”
1950年1月1日，解放军在肃清了敌特、清剿了残敌后，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军入城仪式。
在最后的决战时刻，川东地下党共策动敌人两个师和七艘军舰在战场起义。川东党组织也并未在遭受破坏后无所作为，而是经过清理恢复，得到发展。由于川东地下党的努力工作，重庆的解放，敌我双方没有炮火轰击、短兵相接的拼杀场面，基本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保护好重庆这个长江上游重要的工业城市，川东地下党功不可没。
重庆解放后，工商界统计了维持治安支出的款项，除由各同业公会承担的办伙食给养费用外，用于防止破坏抢劫和保护城市厂校的费用仅4800多银圆。而此刻出口货物以桐油、猪鬃、药材和盐为大宗，有商业之盛、为西南之冠的重庆，其工业有600余家（其中以服装及日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火柴工业、造纸印刷业、机械业为主，规模较大的机器工业有15家，化学工业12家，纱厂、纺织厂16家，职工共3.7万余）；教育方面，有国立重庆大学、国立女子师范、省立四川教育学院等7所专科以上学校，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共达80余所，小学279所。
综上所述，重庆的安全回归人民怀抱，不能不算是重庆工商界这些“财神爷”们在护城反破坏中所做的一件奇事，更是本小利大、最划得来的一桩大“生意”！
楚平（中国工商银行成都盐市口营业部）
王铮（西南交通大学隧道专业博士）
自贡大盐商罗筱元所经历的新旧盐都
罗功田 宣旗
1949年8月，时局更加混乱。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新四大家族”等,诸多曾经“川盐济楚”、“富甲全川”的自贡盐商焦头烂额。为此，他们频频聚会，还打电话约贡井的朱俊臣，联系赴渝的刘瀛洲等，请其参加商议如何“集体清账”。所谓集体清账，即实为集体倒账，也就是大家都不干了。
为此，刚刚上任不久的自贡市长甘绩丕（中国民主同盟会员，原四川省田粮处副处长兼《华西日报》社社长）为了把这场倒账风波压制下去，便在表面上威胁盐商们说：“谁扰乱市场，我就抓谁！”而在暗地里，甘绩丕却在按行前中共川西特委通过民盟所作的指示，积极开展策反、起义工作，为迎接自贡的解放做好一切准备。
与此同时，甘绩丕一方面注意保护和依靠本地的进步势力，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一方面又利用市长的合法身份，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周旋和斗争。同年10月，中共组织派唐星平来自贡，与甘绩丕联系部署自贡的和平解放事宜。同时传达了中共组织的5点要求：要坚决保护好自贡盐场的生产设备；要切实掌握地方武装力量，不让国民党将其拖走；确实保障地方治安，不要发生扰乱事件；广泛宣传中共的宽大政策和城市政策；设法释放革命政治犯。
此期间，因为“新四大家族”之一的侯策名在重庆借贷不少，此时债权人纷纷上门要债，有人便劝侯策名将在渝的存盐随市卖掉偿还欠款。但盐价不振，全部存货售出的金额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资金猛涨，侯策名的债台越筑越高，更使他坐卧不安。
作为民族资本家，侯策名历来渴望民族兴旺，国家富强。1926年，他与工商界进步人士一起成立了“自贡新商会”，同年参与组织反帝爱国游行活动，组织创办《策进》刊物，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他积极参与营救活动，先后成功营救保释出被捕的共产党员余明和杨炯昌。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来自贡发动节约献金运动时，身为商会会长的侯策名带头响应，当即便满腔热情地慷慨解囊，捐献了600万元法币。
“新四大家族”之一的罗筱元亦不例外，1946年间，他看中乌虎烟（现今檀木林招待所地址）的一块地方，巧妙地以地皮火圈为交换条件，把原主李树全的地基房屋购买到手，于1947 年动工兴建“罗园”。
1948年末，由于货币贬值日益加剧，导致“新四大家族”等联合共建的“四川盐业公司”所集股本、投放资金，远远不敷贬值损失。为此，罗筱元等“新四大家族”成员，虽想购囤物资，但又不敢违反禁令，承担风险。于是，董事会决定由各股东选择一个董事承借认息。
此时，手中握有大量余款的罗筱元倡议，趁此时还有黄金市场（官卖已停），应该购存黄金，以换取外汇。但侯策名、熊佐周、颜宪阳、张开铭等或因恐“怀璧其罪”，或因手头拮据，便加以反对，遂作罢。
后经四川建设厅长何伯衡与法国银行团的介绍，法国地质勘测公司派包定尼（瑞士人）在罗蛰潭（罗筱元之子，学地质出生）的翻译下，前往四川隆昌、富顺、邓井关等处勘探盐矿情况。工作将近一月后，罗蛰潭认为，邓井关的盐场前途可观，其中心在擦耳岩处。
为此，罗筱元等相约保密，以便将来在此开辟盐场，并将来先将田土山场全部买入，以便独占。这正如后来罗筱元在《 四川盐业公司的筹组与结束》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当初组设“四川盐业公司”之目的，除了改进生产技术设备与淮盐竞争销场外，“可使新兴而日不灭，对原有产权利益起到保护作用。可使一个销岸、两个对立的自贡外界从此打破，可以关闭盐场大门保持固有产权，不让外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