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为民想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农民减轻一点负担，更想让农民们了解当干部的难处，他决定走村串组，把黄沙镇所辖之地一切情况弄得滚瓜烂熟，无论何时何地一提起哪里都能够了如指掌。说来也巧，正赶上中州市在2000年开始谋划着大搞大中州新区重新规划的大开发，以中州大道为分界线，往北再建一个中州老市区那么大的新城。还分别规划了办公区，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和文化区域等现代化的大都市。这么以来，中原的黄沙镇，这个紧邻市郊的地方，就成了未来的中州市郊区，地价在一夜之间就疯涨了起来，自愿入住的企业也在一夜间排起了长队。黄沙这个昔日招商如请神仙一样的小镇子，甘愿降落的凤凰竟然有好多名牌，不知不觉中黄沙镇成了真正的梧桐树。
工商业有了大发展，农业自然也得跟上时代步伐，广大的农民还得有政府引导致富，那些年，政府引导农民发家致富，一时兴起了公司＋农户的方法，也就是政府统一引进种子，让农民种植，然后政府再统一收购。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政府都是一项不孬的法子，然而一旦实施起来却又隐藏着许多弊端。比如说，在粮食丰收时，农民把粮食送来，政府按合同就得全收下，这是很合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经济滑坡物价下降，政府把价格定得低了，农民一算账觉得不划算自然就不愿卖，就是市场价也低时，他们宁愿存放在家里或者拉到远乡、异地去卖。当市场行情稳定粮价合理时，农民就把所有粮食都拉来，甚至是一颗不留的卖给政府。收购单位承受能力有限，送来的粮食又一时调不走，只得暂时停止收购，这就又会引起民愤众怒，他们就联合起来到县里，拿着合同把县委大门堵住，结果还是镇的工作没做好。镇干部又得一次一次的，像个小媳妇低头挨批评。这样的恶性循环，不单伤了农民的心，也降低了政府威望，干部的地位更是得不到应有尊重，说话办事，农民都爱理不理。
经历了两年这样的情况，再一年的秋季，朱为民认定一个死理儿，不管是哪一级政府下发的文件和通知，让他召集农民集体种什么，他都含糊其词不再配合。他认为，农民都不是傻瓜，各人都有自己的头脑，谁要种什么自己心里早有了一定想法，为什么上级非要指使、点派呢。该种什么，什么时候播种，哪个农民不比干部清楚？外行管内行啥时都是瞎胡搞，他宁愿放下面子厚着脸皮，被上级一次次点名批评，也不再强迫农民统一种植这、统一养殖那。
2002年到2003年，是黄沙经济大发展的转折点，那时，朱为民放弃了强迫农民统一种植的要求，随便农民自由播种，管好各自的二亩地。放下这些工作，他要腾出两只手，大搞工业发展，集中精力抓企业，认定一个理儿，无商难富！2003年的当年，黄沙镇的税收由2002年的500万一下就攀升到了800万。
当时，黄沙镇的职务分工，一直是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肩挑，他的上任如此，上上任也是，到自己却成了镇长主持工作，总归在单位里是他说了能算数了，他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朱为民开始大张旗鼓的引进那些名优企业，还开出一些自已的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企业，力争财税向千万上大跨步。
在这种情况下，朱为民就像一个刚发家的个体户那样，腰里有点钱了，亲戚邻居不单单眼红，还总会或多或少的想着你惦记住你。朱为民这个发了财的爆发单位，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再正直的干部也有攻破点，他那时整天为一个事最烦，如何才能不腐败？
从古到今，每个走上腐败的干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贪官，他们都是因为顶不住各方面的诱惑和压力，才不得已或不自觉地走进了腐败的沼泽地。做为一个镇干部，上面有县里的四大班子领导，那些领导中总会有个别不自觉的人，拿了条子来找他报销，给他们报不报？不报，就意味着从此得罪了这位上级领导；报，报了这张还有那张，报了这个领导还有那个领导，一个个、一波波将会跟着接踵而来，最后审计局来查帐，他又该怎么解释怎么说得清。所以，朱为民最怕接上级领导的电话，一旦看到电话上的来电显示是领导们的号码，就吓得手发抖。不接吧，怕领导安排工作，错过时间属于失职行为；接吧，总怕领导在电话快完时来一句，哪个哪个票你给个方便报一下。就这几个字能把他吓晕了，无奈何，郁闷又加无奈，又不想当贪官和糊涂官，他每当遇到这种事，干脆就召开党委会征求大家的高见，让众人拿主意。大家总是默默无语，从开始到结束，会场上只是打火机的响声和咳嗽声，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满了，屋里成了烟海也没有人说一句正经话，更谈不上有人给出好主意。
朱为民只得宣布散会时，才有人半是玩笑半当闲话地说：“朱书记啊，该挪挪屁股喽！”
每个人在最困难时，都是最容易找知己谈心或倾诉的时候，傅满屯这个同事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最佳搭档，当然，也是他的最好合作伙伴。两个人常常会为一件棘手事，苦思冥想不得要领，第二天却又能不谋而合的同时想出同一个方法来，恰巧又能够恰到好处的妥善解决问题。这样的默契，不得不令两人都感觉兴奋的同时，又认为在谋事上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微妙。特别是有些村里出乱子的时候，大事儿两个人一起处理，小事儿就分头处理，然后回镇里碰头，在党委会上讨论，很容易达到统一思想又合理解决了问题。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几次后，朱为民就极力向上级推荐，能不能升傅满屯为镇长，但是他的举荐总是不被上级重视，而且全县各乡镇的任务或摊派什么的事，总是黄沙镇最重，每每都要点朱为民个人的名字批评。特别是财政这块，县里总是每年要分几次查黄沙的帐，有时是来住镇里查，有时是把帐本掉走查，怎么查也没查出问题时，全县开财政工作会议，还是要点黄沙的名，说这不好哪不好，具体到哪不对，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主抓全县财政的常务副县长不是别人，正是黄沙镇前任党委秘书王长春，大家赖好还在一起共过事，不说让你看在有缘一起工作的份上照顾了，反而左右对朱为民不顺眼了，不明白自己哪点得罪了王副县长。可是这种事怎么问，也是没法问的啊？
朱为民想的头疼，也觉得没办法理顺与王县长的关系，只好先放下不管，踏实干好本职工作为上，这个官是党给的，工作也是为国家尽职尽责，不想那么多了。
2002年新的选举开始了，朱为民和傅满屯分别要下到最麻烦的村里，协助他们进行选举工作。
吴李村里，只有吴、李两大姓，村名也由此而得。土改划分村级时，村里才有了另外几个小姓人家，但是，吴、李两姓还是占村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原主任吴大有还想继续连任，副主任李小明却急于想接任为新主任，两个人分别代表着各自的家族，也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也就意味着各自有着一定的支持群体。他们互不相让，分别拉到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力争到底。
在农村这种情况下，村里的人际关系就拧成为两股势力。吴大有老主任为感谢支持他的人，在家设宴请客，每家选一个代表，把老少爷们都请来吃饭，一下就摆下二十多桌酒席。不言而喻，他至少拥有了一百六十多张以上的选票；副主任年轻敢干，为人舍得又大方，他更要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更有不争到誓不罢休之胆，就搞的更加排场。他不但请来了本族中的家庭代表，让他们各自发动能请到的当家人一律请来，共设下四十多桌酒席。如此，也就意味着至少有三百六十多张以上是他的选票。
那几天的整个吴李村上空，热闹非凡，比春节还欢庆。村里的人，是个男人的，脸都是通红的。他们不但脸是红的，眼睛也那么血红着。
吃了人家的嘴软，吴姓人看到李姓人就翻白眼看，李姓人说起吴姓人就摩拳擦掌。李姓人在村里比吴姓人占比例小一点，可吴姓人中也有不满情绪存在，在过去的时间里，也有看不惯吴大有专横的人，这样以来，吴姓人中就出现了不愿再选他的人家。吴大有鉴于这种情况，又批发了许多食用桶装油，趁着天黑，和家人分别送到他们家里，面子大于一切，一笔难写二字，大家只得答应下来。
李小明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做得更绝，跑市里贷款二十万，加上自己的存款一起，每家送去两张红彤彤的大票子，还包括一些小姓人家，中立的人家。结果，当然是礼多人人爱，副主任李小明胜出。
朱为民不知道这些情况，一味的跟大家讲村民自治政策和上级的精神。讲完话，就号召大家搞起了无记名投票，看着一张张选票投入了票箱，如此的秩序井然与传说中的麻烦不太对符，当他仔细看时，又觉得情况并非像自己看到的平静，大有风雨欲来之势。
还没等唱票人唱完所有选票，吴大有老婆就哭着跑走了，朱为民这时才注意到，吴大有本人根本就没到选举现场来。果然，吴姓里就有人高叫起来，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老吴家叛徒太多，他妈的，明明人头多、票少！”吴大有亲兄弟四个，堂兄弟12个，在村里很有地位，他的二弟这样说。
“有种的站出来露露梢，也算是头上没白顶这个吴字。”三弟跟着接话。
“一姓人、就是一个祖宗，竟然胳膊肘往外拐。有种的、还算个人，会这样？”
没人接他们的话。就算是明明知道骂自己也不敢接，让他们骂吧，骂痛快了就不骂了，乡村中谁家兄弟多，谁就敢说有胆的话，骂几句脏话，打谁两拳，那都是小儿科。
有个吴姓人偷偷说：“选不上时你知道头上顶一个姓，选上了，你吭人时、占大伙便宜时怎么就没想到是一个祖宗？”
对方急忙拉拉说话人，小声说：“选掉他才是目的，让他骂两句过过瘾。”
“强烈要求，重选！”吴大有二弟骂了几句后，还是这样高叫起来。
“凭什么重选，选了就要算数！”李小明这边也有兄弟说话。
两伙互不相让，个个摩拳擦掌要一比高低。朱为民被围在中间，如果发生打斗事件，他是首当其冲的对象，虽然说是两伙打斗，谁能说得清是误伤的、还是故意打的？难免群众中没有人故意趁乱打镇干部出气。调解吧，一时难平息；走吧，实在无法脱身。眼看着群情激愤要出事，形势不等人，就是调民警来也难以控制局面，何况在这种情况下万万不能再火上浇油了。
“重选！”
“算数！”
“重选！”
“算数！”
“……”
“……”
这样紧急的场景，朱为民还没有经历过，他一边按着心跳装出冷静，一边微笑着安慰着大家。可他声音太小，根本压不住大家的高呼声。
当时，因学校正放暑假，朱为民把全村人召集到学校院子里召开的这次选举会议，本来，他想着在校院里开会容易集中，又好统一一些，谁知道现在竟然是木匠做枷——自设牢笼。学校的大围墙使他们无法顺利脱身，被死死地困在里面。事发初期，刚刚骂人时，就有人把大门先一步死死封上，还高叫着说：“今天如果不选公证了，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同来的干部小陈，做事不考虑后果，也不跟朱为民说，就自作主张给派出所拨了电话。派出所接到电话后，感觉事关重大，群众太多，又给县公安局请示，公安局说这里群众多，最少也得派几十个警察来才行，少了不中用，也保护不了镇领导安全，小陈这才请示朱为民派多少警力才行。朱为民一听，生气地说：“乱弹琴！”
他先把小陈的电话抢过来跟对方说：“不用了，我能处理好。”就挂了。
然后转过身狠批了他几句，又跟他说：“如果警察真来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把事情闹得更大，万一群情激动，一时走了极端，谁担责任都没用！”
小陈一听也觉得是这样，只是他越来越觉得害怕，只好解释说：“我是想，快点把咱们放出去。”
“我们不在这儿，有问题还得来解决，现在已经在这儿了，应该当场解决才是。”
朱为民批了小陈，灵机一动又打开自己的手机，故意大声地对着电话说：“我能够处理好，群众都是善良的，他们哪个也不是傻瓜，镇领导是来协调、帮助选举的，而不是指派或命令选举的，群众选谁镇里都没意见，大家怎么可能攻击镇干部呢？”
话是这样，朱为民心里还是没底，此时天色已晚，黑夜慢慢走来，大门仍然死死关着，群众都没有要离去的意思。他故意装做沉着冷静，让人把教室的门打开，把电灯接上，让院子和教室都亮着，让群众看着他工作，这样，大家才知道他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弄好了教室，朱为民提出先单独和吴大有那一帮支持者谈话，让他们选几个代表来，并提醒他们，选出会讲理又是委屈最多、理由最大、还要有事实说明的人过来。
大家一听，光吵闹、骂娘也终是解决不了问题，感觉朱镇长说的话在理儿，他们带头的小群体一商量，乖乖地同意了这样的安排。可是，教室里空间有限，哪一伙人也有几百位，这样还是无法谈话，人多嘴杂，啥事也说不清楚，更没个重点和中心意见能沟通。于是，朱为民又说，你们得再选代表，总共不能超过十个人。
大家吵了一天，头脑都不太清楚了，要想解决问题，就精中选精，派代表越少越能说清问题。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就选派了十个有文化有见识又能说会道，还委屈最大有事实有理由的代表前来和朱为民谈判。
谈完老主任这伙又请来李小明那伙人，他们的代表已经等在门外了。两方都诉尽委屈，把心里的毒气、怨气和怒气全撒出来了。可是让朱为民帮他们一分析，大家听了，各自觉得也没有大过天去的问题，仔细想想，谁跟谁都没有深仇大恨，更谈不上要真去拼命。再听完朱为民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仿佛突然明白过来，选谁不都是一样吗，只要所选的这个主任，三年内能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无所谓谁来当，反正他当的不称职了三年后还要再选的。
大家既然想通了这个道理，也就没有先前的那种激怒情绪，朱为民再让两个竞选人分别上台做了就职演说，然后，就顺利地宣布了散会。
散会时他说：“今天咱们的每个村民都要先冷静下来，回家仔细想想清楚，下次再重新投上你神圣的一票。选举是自由、自愿、自觉的行为，应该不受任何人左右和控制，只要自己认为所选的人是优秀的，值得你信任，有能力带领村民把村里搞好，创富、创好、创出利益给大家，我们选谁都是对的，选谁，镇里都一样支持。大家也听了两位当选者的承诺和演说，人人回去都要认真想一下，不要念情面、讲亲戚、论姓氏，深思熟虑后，咱们改日再投票，最终谁的票多就定谁。今天先散会。”
群起闹选的大风波到此得以平息。散会后，大家有秩序而平静地离开会场，刚才的场面仿佛演戏一样结束了。此时已经是晚上零点。
朱为民和镇里来的几个人这才互看了一眼，松了一大口气儿，再看朱镇长，像长途跋涉了几百里的路程，腿软得都要走不好路了，只得对同事们说：“大家歇会吧，歇会儿再走。”
大家坐下休息的这个短暂时间里，朱为民心里却并不平静，看看今天发生的事，不由得让他想起过去的选举场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各村选举时，多数人都是随大溜，乡里公布了几个候选人后，喊到哪个人的名字请大家举手时，总会齐刷刷举起各自的手来，也不问这个人称不称职，更没人反对或提出什么异议来。再上推到七十年代，那时他才十多岁，记得一次生产队选队长时正好是星期天，自己年幼好奇，就跟着大家一起到了会场。那时的群众叫公社社员，他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也没经过谁允许就参加了。
当时是大队派来了一个副书记，只听他说：“老队长老了，一直生病没法带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了，得重新选队长，请大家想想选谁合适？”
一通话讲完了，社员们都很安静，没有一点讨论和议论声，更没有积极发言者。副书记见没人说话，就又接着说：“那就选李某某吧，大家同意的就举手。”
再看大家，有的快有的慢，最终大家还是都举了手，此次选举就算圆满结束。
那时的人们经历了多次运动，有话不敢说，上级让谁当队长就是谁，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了。老百姓没有异议也不敢说，何况多数人都是随大溜根本不懂得自己有什么权力，更没有民主意识，一切听上级的、跟着干部走就是了。
现在的时代，发展很大、很快，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力已经在农村、农民心里复活，领导更得跟上时代步伐，起到组织和引导作用。
朱为民正热火朝天的搞新一轮选举，县里又下来指示，因豫南财政学院要在黄沙开设新校址，又赶上郑开大道要加快开通，只黄沙镇范围里，就需要占地总面积为780亩之多。其中，一次就要把一个村民小组的土地全部征用，这也就意味着这组的农民从此没土地了。朱为民一看图纸，就知道这次征地一定不会顺利了，而眼下自己手里工作实在脱不开身啊，选举是国家的大事，又不能选一两个村停下来，在周一的党组会议上，通过会议决定，选举工作还由他主持，继续下各村协助选举，由傅满屯带几个干部组成一个临时小组，下到李白村去。村里由李姓和白姓两大姓组成所以称李白村，也是一个复杂又麻烦的村。
傅满屯以前就对农村工作熟悉，这次征地也算是轻车熟路了。话是这样说，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工作顺利完成了，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出了乱子，不但辜负了朱书记信任，自己脸上也挂不住，所以他还是很小心又谨慎地要把这次征地工作搞好。同样，傅满屯先去一家一户做工作，又开了好几次动员大会，讲政策说事实，大家只是沉默听着，仿佛并没有大的意见，可傅满屯总感觉这次征地太顺利却又有点不太对劲的感觉。从堪察、仗量到如何分配补偿款，怎么补偿建筑物、青苗费等等，都没听到群众有大的反对声音，也没人直接站出来说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傅满屯同意，在所征的土地上，先围个小围墙做为临时工棚也充当办公室。这样也好办公，有个具体的办公地儿了。接下来就开展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如何清算、补偿的工作办手续。就是清算的当天，他仿佛觉得有点风雨欲来的气息，找到村干部们，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情况，村书记和村长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一天时间，就这么怪怪地过完了。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天晚上，村里突然一片膝黑，全村停电了。在农村，停电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突然间，整个村子里响起了敲盆声，先是几个，后是几十个，然后就是此起彼伏连成一片，真像闹革命一样，好不热闹。
傅满屯开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阵迷茫后突然意识到白天的不正常感觉是对的，可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让人出去找村里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出去的人没几分钟就惊慌地跑了回来说：“大门外全是人，黑压压一片走都走不出去了，把咱们包围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惊了。傅满屯更是糊涂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站在院子里愣在哪儿，也不敢乱动了。这时，只见四周的临时墙上一瞬间爬满了黑压压的人头，像只有头的魔鬼要讨人性命一样，任谁都会感觉到恐惧。傅满屯一刹那强作镇定，还是又往院子中间走了几步，并向爬在墙上的众人大喊道：“乡亲们，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以当面说说，黑灯瞎火的爬在墙上也不是个事，有意见不说，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我们是群众的干部，不是害人的干部，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可以摊到桌面上公开地说说。”
他喊了好久，仍然没有人理会，而那些在墙上的人头则有增无减，他只得打电话给占地最多的两个组的组长，请他们过来一趟。一组和三组的组长不多时跑着进来了，可他们也不知道今天的突发事件是为什么，更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儿。傅满屯又把新上任的村书记找来，新书记刚上任不久，更是对村里情况和派系不很熟悉，哪里能说得清楚。他们也分别在院子里喊话，喊来喊去，又点名问谁谁来没，谁谁在哪，这样问来问去，依然没人出来说话。查不出哪里萝卜哪里弯，双方僵持到12点多还是没人撤。
傅满屯壮了壮胆子再次站到院子中间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我要睡觉了，有事明天天亮了来找我说，大家都不说话这样一直熬夜也没意义。如果谁真想对我怎么样，只要你觉得报复我能解决问题又不犯法，那只有随便你了。大家都是普通人，同样是只有一条命，我是为工作，你们是为自己不错，那也得分分孰轻孰重，凡事更得轮个是非曲直，大家好自为之吧。”
说完，他转身进了工棚，反正没有电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睡没睡觉，又是睡在哪张床上。村书记和小组长也对大家说：“傅书记是来工作的，如果大家对这次征用土地有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是上级的命令，他只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谁又跟他前世无仇今世无冤，能与他有多大结不开的仇？咱们大家都是明理的人，不要对某个人有什么过机或不利行为，要是一旦有什么举动，这可是聚众闹事违法犯法的大事，法律不会饶恕任何一个冲动一时的人，希望大家清醒、三思！”
村书记和组长说完话也纷纷走了，这场面如何收，谁也没底儿。人人话说的轻松，心都还在嗓子眼提着。没想到的是，无论是朱书记喊话，还是村干部们喊话，那些没任何反应的墙上众人头一个都没减少，可就在傅满屯进屋去，村长和组长走后，没有多久，围墙上的人头也三三两两的慢慢散去，不多久的功夫，就全走了。围墙里的镇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这才算大大地轻了一口气，互相说：“
总算脱离危险了！”
事后，大家分析，如果当晚有人冲进来，群起而围攻之，轻者打伤，重者打残打死哪个人都有可能。那么黑的夜那么多的人，打死、踩踏死个把两人都是无法追究群众的法律责任，自古以来就是法不责众，何况又是黑灯瞎火的晚上，谁能知道谁打着谁了谁下的毒手？傅满屯事后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那么胆大，还嫌自己站的位置不够显眼，胆敢又走了几步站到院子中间去，更离谱的说熬夜没意思这种话。面前已如临大敌了，他还像两个小孩子做家家恼了、生气了，那么轻描淡写那么不疼不痒的。唉，如今只想想那一幕，都后怕，老婆听他淡淡地述说那夜发生的事，就感叹惊恐说：“只听听你说，我后脊梁都出冷汗了，你还那么儿戏，就知道工作怎么不知道害怕呢？”
“怕什么，世上没有魔鬼，只有人，人同样只有一条命，谁都明白的理儿。”
“你啊，怎么就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呢？”老婆还是担心地责怪道。
“给你打电话中用吗，还多一份惊吓和担心，我还是男人吗？”
傅满屯就是这样的男人，凡事总是自己以身作则，从表面看，棉里有骨、柔中带纲的性格总是一副不温不火地表情。
在家里，大事都是他来做主，小事却不管不问由着老婆左右；工作起来可以夜以继日、严肃认真，休息时又能做个称职的“煮夫”，专拣女儿喜欢吃的饭做。致使已经上了大学的女儿每次回到家第一句话就问“我爸呢”？这也难怪，女儿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吵来吵去，爸爸不曾打过一巴掌。是孩子就有淘气的时候，即便是让他再生气的事儿，也只是当着女儿的面狠狠地踢一脚地上的凳子，却不曾抬手吓一吓女儿。
第二天，傅满屯听组长们分别打听到的消息。原来是姓李的、姓白的和姓董的三大姓一起来围攻他的。就当前情况，他要求组长通知大家开全体群众会议，组长点头去了，一去半天却也叫不来一个人，再让他问问群众都有什么意见和想法时，都是不愿说。傅满屯又让组长传话，要想解决问题，每姓可以单独分开找他谈话。
后来，姓李的来了几个人，姓白的却不来，他们的理由是围攻时董姓参加的人员最多。傅满屯和村书记、组长一起，亲自上门去请李、董两姓协商解决他们的问题。
说是两姓，却并非两个人或两个家庭，每个姓都是几百人，总不能一个一个谈吧，那就又一次想到代表，得先选出代表来，选谁当代表？还是得聚在一起才能选。于是，傅满屯暂时把征地和其它相关工作停下来，一心搞起了选代表工作。凡是牵扯上经济利益，又是分钱的事儿，哪个人都是瞎子烤火——各往各怀里扒。谁人不是窝藏着一颗私心，农民的私心又都是昭然若揭没有弯弯肠子和官场中隐藏性。这样也好，让人一看就知道哪个人都是私心严重到了极点，有一点儿搞不好就被骂成是千古罪人，说干部们是卖祖宗的败家贼。所以，每卖一次地，就得换一任组长，每个组长都被骂着是卖地鬼，出卖祖宗的恶魔，说他应该先卖他家的祖坟再卖现在的住房宅基地，然后再卖儿卖孙才好。这样骂还嫌不过瘾，还当面诅咒他们不得好死，会得到现实现报。如此情竟，每当一次征地工作要开展前，村长和组长就苦笑着说：“我的官儿当到头了。”
鉴于多次这样的事例和经验，傅满屯想找到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具体怎么做呢，他觉得应该让村民们都说说自己心里的怨愤和想法，所以，这次他让各组里先选出代表来，凡事由代表做主，代表们说了算，村长组长只是协助代表工作。
本想着这个办法一定会得到大家认可和支持，自己宣布了就感觉一阵兴奋，谁知道还没等他笑，嘴又抿了起来。代表是选上来了，看看下面来的这些代表们都是什么人物哟，老、弱、病、残和孩子，把傅满屯带来的镇干部们气得直翻白眼，傅满屯却说：“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
傅满屯再一次耐下心来，和村长、组长们一起，一家一户走到，面对面跟他们座谈，然后再重新选举。有付出就有回报，再选，这才选出了他们相信的人，也是真正能当代表的代表来。傅满屯把镇里针对这次的补偿文件拿到会上念给大家听，让代表们认真学习和分析，再逐一谈了谈中央对土地的管理政策，让大家一一看了红头文件，并解释了自己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大家听了也觉得干部们没有瞎指挥，基本默认下来。傅满屯这才让新代表们通知大家再次开会，想把县领导的话和文件传达给大家，再讲些土地政策和以后的发展趋势等。
他们几个人八点在临时会场等，直到十点了，才姗姗而来一些人，无论早晚，农民总归没有时间观念，这也是情有可原，可是傅满屯再看看参会的所有人，会生气的就能气炸了肺。来的这些人，全部算上总共有四十多位，按说也真能达到一家一个算是都到齐了，可是这些人里，老的大概八十多岁，小的却才两三个月大，还在他妈妈怀里抱着正吃奶呢。
傅满屯一点也没生气，而是跟来看热闹的小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并跟他们比赛说，谁回去把家里平时当权又当家的人叫来，就奖励谁一瓶小矿泉水，第一个拉来的就破例给两瓶。农村孩子平时见的都是一元一瓶一斤装矿泉水，这种半斤装的小瓶水很少见，凡东西小了就讨孩子喜爱，他们看着这么小的瓶子感觉怪可爱，就都想拥有。生中活更是这样，凡是小巧的物件，也特别最受人青睐，虽然不值什么钱，孩子们始终是纯真一族，各自屁颠屁颠往家跑去。他们觉得瞒好玩的，一溜烟就不见人了，谁都想第一个把家人拉来得到两瓶水，他们比的是劲头，争得是第一，孩子们对第一总是最好的争抢者。
还真别说，看着是玩笑，像小游戏一样说说，不一会儿，真的被一个个孩子拉来许多当家男人，大家既然来了，就既来之则安之开起了这次动员大会。
大家经过这么久的学习，也看了不少文件，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意见了，只有董家五兄弟站出来跟两个原来当过组长的人一起反对，死活不听政策，就是一个掷地有声的字：“不”！
老组长大唱反调的理由，说他们以后就是没地的农民了，挂着个空头农民的称号，农民没了地还算什么农民，还活个啥劲？所以他们坚决不同意把全部的土地全交出去，要么，就请镇领导把别村的地划分给他们一部分，让他们多少也有地可种，也还算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样儿。
董家五兄弟却另有隐情。花开两朵，还得一枝一枝的去打理和修正。
傅满屯只得分别去董家五兄弟家，像小学老师一样做家访。开始他们众口一致，就是不说理由，一个个态度强硬，就是死抱住说土地是他们的老根祖业不能卖，你们补的那点钱还不够盖房子的，这钱一领到手就想花，等钱花完，他死了儿子靠什么吃饭，孙子还活不活了？
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借口，平时，董氏五兄弟在村里很霸道，总是以他们的利益为上，这次口口声声是为大家保饭碗，村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死抱住的原因在哪儿？他们还自发的每户人家收50元做集体保安费费用，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全组土地保护费。还组织起组里的全部男人，给大家排上班发一定的补助金，并声称按出工发钱，三、八制的轮流值班制度，并给予生活补助费和夜班费。凡值班的人又分成两部分，一班日夜巡在外面，也就是看着土地有没有人动；另一班是蹲守村口，看着镇干部都去了谁家，然后每天分中午和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定时向他们组成的临时小组部汇报，晚上再一起商量对策。
这么光明正大的政府行为，竟然让他们搞的像防日本鬼子来扫荡一样，而他们则如游击队那么神秘和严肃。唉，傅满屯这个黄沙镇党委副书记竟然当成了这个样子，他感叹颇多。
他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他最强烈的意念就是吃不饱，黄河边的野菜他都尝过，如：荠荠芽儿、马齿苋、灰灰菜、马篮头、面条棵、荠菜、勾勾秧、浆鼓、黄花苗、十香菜、扫帚苗、蕖菜、茵存、猪尾草等等，这些野菜中荠菜应该算是最上等的了，有些如荠荠芽，稍大一点它叶上的小刺很扎嘴还苦的不能吃，有时没吃的找不到其它野菜时也只得吃它，要不然就得饿肚子。吃了地上长的野菜还要吃树上发的叶，柳树是春天最先发芽的树种，从柳叶到柳絮一直跟着吃到柳叶长大，即便是很小的柳芽儿，那也得用开水焯一下，捞出放在冷水里浸一天再凉调着或放一点杂面，和上面一起蒸着吃，就是这样吃，它还依然有些苦苦的；槐树叶要好吃多了，但是如果一直吃，到叶子长到老大也会发苦；槐花当是那时的美味佳肴，总嫌树上开的花太少怎么就那么不经吃呢；榆树当是最能帮穷人度过难关的植物，不说榆钱儿和槐花是最高级的美食，就是榆叶也久吃不烦。直到嚼不动了它也不会发苦，榆树皮剥下来晒干了还能磨成面当主食充饥，来年它还能照样发芽长出 新的枝叶，再帮穷人养活穷人。榆树，在那个年代可真是浑身都是宝，是穷人的救命树。打从小，他对榆树就很感激，即便到现在他还年年要买些榆钱儿回家吃一顿过过瘾。
到了秋冬时节，记忆里总是以红薯为主食，蒸红薯、煮红薯、喝红薯汤，就是蒸一回馍馍，一吃还是红薯面、玉米面占绝大多数，母亲为了调剂日子只兑了一点儿小麦面，直吃得胃酸、胃疼、人没劲，傅满屯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那时自己就发誓，一定要走出农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天天能够有白馍吃。
在那样的艰苦条件和环境下，老百姓对干部都是毕恭毕敬的，那时他已经小学毕业了，亲眼看见过省里、市里、县里和公社领导下来的风光和派头，那些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时，去哪个村不是如迎贵客一样，满村子满大队去找鸡寻鸡蛋，哪怕是正在抱窝的老母鸡，也含着眼泪让大队干部拿走招待领导，心里虽然疼面子上还装着高兴、欢迎领导。一个个穿着破烂衣服的村民见了干部下来，都要老远让道站在路边行注目礼，如果能跟任何哪一级的领导说上一句话，那就是无比荣耀的事，或者对干部投去欢笑和问候也能自豪一阵子。当时他羡慕死了这些干部们，不明白怎么才能当干部当领导，回家问父亲，父亲告诉他要好好上学，上大学就能当干部，就能走出这黄河滩，不然，也将要和他一样当一辈子农民，老死在这片滩地里。初中后，他就发愤读书，不会的难题就大胆问老师和同学们，初中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中原县一高，高中是男孩子即将成熟和懂事的年龄，傅满屯更是明白了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终于，他如愿成为吃皇粮的人。
当干部的愿望实现了，轮到自己是干部时这干部的身份就不值钱了，几乎成了坏蛋一样，令农民恨、骂还想打一顿才解气？土地是国家征用，镇干部们只是行使者，充当一个办理手续协助土地流转而已。上面政策规定，2003年补贴的土地和青苗费是一亩地一万元，而镇里一分一毫都没扣留，足额足款转发给农民们，虽然这样做没愧对农民，从心里来说，他还是想着法子偏向这些失地的村民们。可是心情归心情，工作还得做，做不好就是失职或不称职，没办法，他一直都在告诫自己要耐心再耐心，也从来没对村民发过火。如今还是得不到理解，哪点儿做错了哪点对不起乡亲们了？打内战时共产党的口号是军民鱼水一家人，解放以来，喊的是干群一条心。改革富余了的老百姓怎么就不想想，是国家的政策让你富了，我们这些小干部只是执行者，怎么反把我们当成了阶级敌人一样对待呢？
思想的事，每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时间久自己都慢慢能想通，工作还是得稳步往前推，傅满屯终于打听出，董家五兄弟之所以这么反对征地工作，是因为他们对新任的书记不满意，认为他们的大哥才是最佳人选，可是他们的大哥虽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却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就义气用事，借此大闹起阻碍征地工作。
正如一位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干部，说自己总结的经验是：君子面前说理；文盲面前运用法律；无赖就直接采用强压的手段。
傅满屯只想采取自己的方法解决眼前的问题，他还是要找到病根病源，抓住矛盾源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傅满屯认为自己面对董老大是一个君子，所以，他晚上提了两瓶红星二锅头，来到董老大家，只假称听说老大酒量好，他下村这么多天也没地方好好喝酒过瘾，不是说喝酒也要有对手吗，他今天就是想跟老大好好喝两盅。
董老大先还在拉着个脸，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假装着客气，其实是冷笑了两声说：“我最近胃疼不能喝酒了，怪对不起书记大人啊。”
傅满屯也不生气，往他家椅子上一坐，又从兜里掏出一袋花生米往桌上一扔，只见他头一梗，用牙齿把瓶盖咬开来，也不找筷子，学农民样子，左手在身上胡乱搓了一下，捏一粒花生米扔嘴里，才咀嚼两下就拿起瓶子对嘴猛灌一大口。
董老大见了，觉得傅满屯还算是个豪爽人，对老婆使个眼色，碗筷和酒杯立刻送过来，他又让老婆配了两样小菜，他们两个这才推杯换盏，只是都不说话，不多时两人都成了关公。
傅满屯人醉心里明白，他借着酒力说：“老大，你是党员吗？”
董老大一时摸不着头脑，也只得乖乖地答：“不是。”
“不是党员你怎么不申请啊，村书记是党的干部，只有党员才有资格当。”
“我知道，可我没当过兵、没上过大学，一个农民怎么能有入党的机会？”
“跟上级党组织申请啊，积极争取吗。”
“能行？”
“怎么不行？”
两个人虽然都成了醉翁、又似乎都清醒着，两双眼微睁，又神清自如，只听“铛”的一声，玻璃碰撞的清脆声响，各自一饮而进。然后，话锋一转，两人又谈起各自的世界观，男人们到一起无外乎谈时局、谈棋艺、谈球赛，终归，他们在最后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解决了一方难题，再说两个老组长的要求，做为农民，他们要求划一些土地种，这个条件听起来似乎很合情合理，可是如今的国家政策早就规定，凡分田后的农民，除国家征用土地以外，都跟政府签定了三十年不动的的合同，别说黄沙镇，就是县委、省委也不敢破这个规定啊。动用土地的事，说起来事小，寻起根源来这可是国家政策的大事，谁有胆量违犯土地法？
傅满屯说的再多，他们就是不相信，非得让他向镇领导和县领导汇报一下试试。无奈之下，傅满屯只得回镇里住一天，并向县领导汇报了这次征地的全过程。县委听了黄沙镇反映上来的民情，也只得苦笑着摇摇头，爱莫能助。县委领导说，如果我们私自把别村土地划分给他们，别村的村民搬出土地法来，把县委告上法庭那是必赢的，县委哪个部门哪个领导敢担这么重大的责任，国家政策，土地法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可不是儿戏。
上级领导如此肯定，傅满屯跟朱为民再次认真分析这个重要问题，并召开镇党委会，大家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违背政策，说农民也真敢想啊！
工作就这样不得不停下来，又开了数次镇党委和全体干部会议，也没有一个好点子，朱为民和傅满屯又谈了几次，仍然没有好办法可行，两个人都觉得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了。
不能就这样停下工作，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再耐下心来做工作。不信他们就一点不通情理。
傅满屯回到村子里后，把县领导的话转告了两位要求划地的原组长，他们想不通却也觉得国家的政策和法规不可能为某一个村而改变，就不再那么强硬，只得默认下来。
第二天，傅满屯再次开会选新组长，等选票统计完后，大家一看，却意外的发现，两个候选人都没选上，却选出另外一个人。傅满屯看了，当场说：“无论这个人是谁总归是大家选的，既然他当选了，就有一定的理由，镇里不问原因，群众满意就好，组长就是他了。”
越是忙越容易出事，朱为民的老婆李梅恰在这个时候因胆结石病住院了。
发病时，她是在单位的一个学习班上，朱为民一天到晚在黄沙镇工作，多是早出晚归，甚至住到村里或镇里一周才回家一趟，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家务和孩子自然都是李梅一个人辛苦料理。
她一边去单位在外地的学习班学习一边还得两天跑回来一趟照顾儿子，人吃五谷哪有不生病之理，何况李梅劳累的同时还会生出许多怨气呢。看看哪个家里都是夫妻两个人支撑着，而自己这个的家却总是她一个忙里忙外，一肚子委屈无处诉说，流泪都没人看到。集着气在胸，更是容易生病，李梅这天正在上课中，突然感觉肚子剧烈疼痛，立刻就疼得她一身冷汗当场躺在地上翻滚，同事和老师都吓坏了，把她火速送到医院。通过急诊检查，李梅被确诊为急性胆结石，需要立刻手术。
众所周知，凡大小手术之类的手续里，都必需有家属签字方能动刀，而此时，无论是李梅的家人或单位同志，均打不通朱为民的电话。院方也态度明确，没有病人家属签字他们绝不上手术台。人家还振振有词说这样的医疗事故多了，万一有点什么事，家属找上门他们不但担不起责任也不想自找麻烦。迫于无奈，院方只好说先输液消炎减少病人疼痛，明天让家属来签字再做手术。
院方这样做了决定，李梅母亲恨的直瞪眼也只得让李梅的弟弟去家里坐待朱为民回家，直到晚上很晚了，才联系上朱为民。原来，就是在那天他正困在村小学教室里，手机因没电也没心思管，任何人也无法联系上他。当妻弟告诉朱为民他姐姐的情况时，他听说没有什么危险，而且已经在医院安全治疗中，就口头答应说，明天我一定去医院签字。也是实在太疲劳，不等那边说完“一定、一定”的嘱咐话，他已经半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妻弟让他去床上睡，他半眯着眼送走妻弟，关上门刚走到床边躲下，被子都没有掀开完，就着床半趴半趟一直睡到天亮。
医院和他们约好家属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来签字，八点准时第一个进手术室做手术。可好，第二天一直等到九点也没等来朱为民的人影子，李梅面对妈妈的责怪和气愤，只有一个劲的流眼泪，她一下子跪着前来要求家属签字的医生说：“你就当我没家属，是个寡妇吧，像对待没人管的黑户人一样吧，同意让我妈妈签字，不管我死了残了还是废了，我保证都不找医院和你的任何麻烦，求你们同意吧？”
万般无奈，更因为胆结石病人实在不能拖久，医院让李梅自己在保证书上写下自己担当全部后果的保证，这才勉强同意给她做手术。
直到术后的第三天，朱为民才来到医院，抱歉并消瘦许多的站在李梅面前。
“来收尸吧，还早了点。”李梅不看他的脸，自己却哗哗的流着泪说。
“真是老忙啊，请你理解。”
“滚远点说这话，你再不走我就骂娘了。”
“你……”
平时他们夫妻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论李梅怎么说怎么污辱他自身都可以，只有一条不准骂娘。朱为民是一个特别孝敬母亲的儿子，总认为自己报不了母亲的恩至少不给母亲争来辱骂声，他看到太多媳妇骂婆婆的污言秽语，这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女人行为，所以在他们结婚后，就制定了这个规矩，不许自己的老婆骂娘，李梅也是家教很传统的家庭出生，自然也理解朱为民的这个合理要求，她从小就看不惯女同学互相辱骂的作为，如果有气宁愿和打不过的男孩子打一架也不愿从自己嘴里骂出污秽之语，所以，这条约定就成了夫妻之间的君子约定。
李梅这样说，就说明她这次是真生气，生老鼻子气了，朱为民想解释要怎么表现都不行了。正在这时，又接到单位电话，让他快回单位有急事。
朱为民很无奈地对老婆扬了扬手里的手机，苦笑了一下，也没法再解释，也感到有自己的委屈，又觉得老婆一家都是闲工作，他不来也会有人照顾，多少也有点赌气的走出医院回单位去。
他刚回单位，听办公室主任说，接到县委通知，让他立刻到县里开会。匆忙中返回县城，一路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又有什么事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