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过一场透难雨，太阳又一次从东边升起来时，就显得是那么清新而又富有诗意，明媚的阳光显然温柔了许多，空气里无处不含着凉爽透着惬意，连人的嗓子里都感觉到了滋润。才几天的功夫，那玉米苗就拔节一样长高了许多，分明是雨前才出土的淡黄色幼苗儿，一转眼就亭亭玉立地长出了六片叶儿。随着暖风的吹动，它们载歌载舞着表演给每一位过路的人们，让你不得不生出一种勃勃生机的思想来，仿佛真有人在一夜之间揠苗助长了。那些前几天还高昂的银色麦茬，已经像焉枯的花朵，软弱的喘着最后一口气儿，纷纷由银白变成枯黄色，准备退出表演的舞台。也许是那茁壮成长的碧绿苗儿太美丽，把麦茬比得羞于抬头，更或许是它们知道自己应该助幼苗成长，新老交替，除旧迎新，这是自然规律，世界上的万物就是这样一季换一季，年复一年的不停更新着、循环着。
玉米原产于中南美洲，在发育过程中形成了喜温的特性，因此玉米是一种喜温、喜光的短日照作物，对温度反应极为敏感。它的成长和生育期都要求有强烈的光照。从长出幼苗后，每天要有8一12小时的日照，净光合生产率高，有机物质和水份在体内移动得快速，才能使苗发育快、开花早，缩短生育期，如果光照不够，水、肥又跟不上，则会延长生长，轻者造成减产，重者也可能不结籽。专家研究，既使在盛夏的中午，那么强烈的光照下(相当于10万米烛光)，玉米也不表现出光饱和状态，这充分说明玉米的光饱和点要求是较高的。在生产上，春玉米适时早播，并配合其他措施，有利于延长生育期，增加干物质生产；而夏玉米和秋玉米抢时早播，则是为了避开后期0低温，也是保证灌浆、成熟的重要措施。它在一个月内就能长到一米左右高，当长到1.8～1.9米，就开始抽穗后才结果。在短期内，任何植物都没有玉米生长得这么迅速，原任黄沙镇副书记，现任镇人大主席的傅满屯很清楚这个道理。他1978年考上百泉农业科技学校（现为豫南省农业科技学院），学的就是农业科技和配种、杂交等。还专门研究如何培育良种、如何嫁接良种。
试验证明，玉米在播种时，土壤田间最大持水量应保持在60％一70％，出苗至拔节，需水增加，土壤水分应控制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60％，为玉米苗期促根生长创造条件；也就是书本上学称为小喇叭期（6～7片叶），这时不能水量过大，过大的浇水量容易引起头重脚轻产生倒伏现象；到了大喇叭口期（12～14片叶）时，拔节至抽雄的时候就需要大水量，特别是抽雄期，需水量要达到最高峰，这时的天气也进入了多雨季节，如果正赶上一声响雷的特大雨量过后，到夜晚的下半夜，万籁俱寂百物休眠，一切进入静声时，人蹲在玉米地里细细地听，那微风一般脆脆地拔节声，像音乐一样响起，听得清清楚楚，整个玉米地里，此起彼伏的声音合在一起，压过人的呼吸声响。
傅满屯当时搞玉米实验的两年里，他体会的这个场景最清，也感受颇深。他那时对这项研究的钻研劲比玉米的成长速度还要高，整夜整夜的蹲在玉米地里听声音，每两个小时测量一次，认真做好记录，一丝不茍，以至于第二天才发现，脸上身上都被蚊虫咬满了红豆豆，左一道右一道的搔伤极为惨烈。白天回家洗澡才感觉到不舒服，当时竟然全然没感觉到痒疼和难受，只一个心思，别发出任何声响，专心听那些细微而美妙地声音。极静的黑晚，偶尔被一两声尖利而怪音的鸟鸣惊吓过，除此之外，并没觉得还有别的什么影响自己，更没把小小的蚊子放在心上。一夜下来，到天亮再测量玉米，它就已经长高了五到六公分，植物也和人一样，白天吸收养分，晚上就是消化和成长的时候。
当初升的太阳还是一张大红脸时，在玉米的底根靠近上面的一节处，小心地挖个小方口，再看时，哪儿不多时，就能看到从上面的口子处流出一股一股的清水来，就像从树心里有个上涌泉一样一个劲地往外涌。可见，玉米是一个多么喝水的植物，难怪它被专家定为生长最快速的植物之一。
科学栽培玉米大致过程是：一、适时播种。二、前期控制水肥。三、中期大水大肥。四、及时去雄。五、中间防治了病虫害。六、适时收回。七、合理行植。做到这几条保你有个大丰收。
“看来你是玉米专家了，对别的农作物就没有这么了解了吧？”听他高谈阔论的是南京寺村新选的村主任吴大海，不由得这样反问他。
“你可小瞧我了，不信，咱们一起走到麦苗地边，我一看苗叶就知道它是啥品种，来自哪里的种子。现在秋天了，花生就要收获了，我一样能把种花生的秘密说得能行文做典。从花生籽下地开始，到出苗、开花、结果，如何提高花生的座果率，要挑选好它的花期，再通过水、肥的控制，让它定期开花座果，这里面学问很大呢。现在受大气候的环境影响，地球变暖，各种农作物都提前成熟和收获了，如果果实成熟了，不适时收获回来，果实里的营养就产生了倒流，那些高营养就又流回到它的根部再回到土地里去了。所以，专家要求，适时收、种。中国的24节季也在处处提醒农民，你误它一季，它误你一年。”
“还有这么回事，种庄稼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啊？”
凡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性，每一种植物也同样有它的特性，一个人要做到干一样爱一样，不搞则罢，要搞就要搞好，干啥事都要干出个样儿来。
吴大海没想到傅满屯这么一闲聊，竟被他这个镇干部对各种农作物的特性和特点说的直愣神，内行领导内行，不服都难。村干部说白了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根本没李副书记这样的学问和农业知识，看来，以后当农民也得不断学习科学知识，看人不能只看表面，还要老老实实的跟他学习科学种植，虚心的多向他请教才是。
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精神和思想，无论他从事哪一行，干什么工作，应该都能做出一点成效的。大千世界里，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思想，也不是谁想做什么事就能做好的，而不一样的人生却是能够决定这个人一生的道路和取向。傅满屯出生在多灾多难的黄河岸边的一个叫南仁村的小村子里，年年短收少粮，在他十八岁前，很少吃过饱饭，1978年考上中原高中后，他更加发愤的学习，一心要跳出农门，给自己找个出路，能有口饱饭吃活出个人样儿。所以他报考时，只报了农专，决心去搞科学种粮，让粮食高产，让农民都能吃饱饭。
1980年，傅满屯如愿考上了百泉农业专科学校。
在百泉农专里，傅满屯那时最佩服和崇拜的人是李振声，他能站在地头就知道青苗的品种是第几代的是从哪里引进的什么样的品种，还能说出麦苗已经长到什么程度了，多高的苗，根扎到多深了，需要几层水分和肥料，应该怎么办，每垄的行矩和株矩是多少，哪亩根据现状产量能产多少等等，那时他们学习的榜样是：南有袁隆平，北有李振声。
在学校时，傅满屯总是刻苦认真地学习，也获得了一些成绩。他1983年毕业后分配在中原农业局，搞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专搞小麦高产研究，那时，他和豫南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们搞合作，联手做实验，曾获得了《豫南省高产技术研究》一等奖，《豫南省延黄稻区栽培技术标准化》二等奖，《全国黄淮海平原小麦高产技术研究》三等奖。
他深深地体会到，搞农业科研是一项辛苦又漫长的事业，课本成绩再好，光有了理论知识，没有三至五年蹲实验田的经验，没有让蚊虫咬出几身伤是不行的，就是这样也还要靠各人的一定机遇。老师说过，农业科研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有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后，还得有吃苦耐劳不怕蚊虫和黑夜，又得胆子大敢于付出的精神，就是这些都有了，还要分为三分的努力，七分的机遇。光靠死读书，生搬硬套是没门的事。搞基因突变的育种科研，说神奇也神奇，说平凡就平凡，成功却并非是一件易事。傅满屯能得到这么多成绩，那是付出无数的血汗换来的。
从1992年，傅满屯调到中原县农委后，接手搞商品粮基地建设，亲手建了一些日光温室大棚，中原县430多个村，他都跑了个遍，不管哪个村里种了多少小麦他都张嘴能报出数字来，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功夫，敬业精神就不用多说了，至少他是实实在在地把这个事当成了事业，当成了一种追求。说大了去，也就是当做他人生的奋斗的目标，说小了也是工作认真，干一样爱一样。所以傅满屯对农村，对农民了解得太透彻了，以至于后来又让他干催收催种，他都能有条不紊的按顺序走村过庄，不绕不转的安排得细致又周到。
1994年，中原县统一公开选拔副乡长招考时，傅满屯这个爱学习的青年人，也一直没离开过书本，很幸运，他通过了考试，被分配到了刘集乡任副乡长一职。这一干就是六年，直到2000年又调到黄沙镇任副书记，主抓农业和宣传工作，没想到刚掉来不久，能与朱为民镇长成为工作中的好搭档、好伙计。
2000年刚开春，教师工资问题就进入了最紧张时期，也是中原县财政最困难最疯狂的时期。凡是来中原县做生意的小商小贩，无论你是换苹果（拉来苹果去农村兑换小麦），榨油的、卖菜的还是压面条的、修房顶漏水的和什么小加工业，反正见人就收费，满大街都是穿工商制服的人，不给钱就夺秤、抬磅，少的30元、50元，多的200元到500元不等，致使大街小巷上，特别是小商小贩们处处传出很不雅的顺口溜：宁愿进阎王店，不敢进中原县。凡是来投资的小企业，他们比喻着说，进来时是凤凰，出去就是白条鸡，真可谓雁过拔毛，这个毛拔的也太狠了。
连中原县的老百姓都感觉中原县疯了，这样下去非要出乱子不可。即便是这样“收费”，教师的工资依然难发齐全，拖欠长了，教师们就集体罢课，教师罢课，一下子就耽误了上万名学生，上万名学生就有上万个家庭炸了锅，这才惊动了上级。上级一过问，县领导慌了，只得向银行借款，可是凡是贷款都要有抵押和还款日期的，所以，这任务就下到工商、税务等一些收费性质的单位，于是乎，大街小巷上穿工商制服的“收费”人员如雨后春笋。而黄沙镇呢，能好过了吗，那时的经济情况更是举步维艰，连镇政府的干部职工的工资也难划分出来，镇里有点收入就是给教师开资优先，干部们很难足月足额领到工资，致使镇里的干部们，人人工作都失去了积极性，个个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关系走门路往县城调动，人心散漫，机关情绪一时如一盘散沙。推开哪个办公室的门，就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是谈论着谁谁有关系调到哪个局委了，谁谁的亲戚关系硬，调往哪哪儿还提级了，就算不提级平调甚至降半级，只要能调走也要调往县城离开这个穷得快要揭不开锅的黄沙镇。总之，整个镇政府里听不到谈工作的商讨声，评比和奖励更是提不到日程上来。这种政府机关气氛，就连开会这样的大事都不能达到全员。
2002年，原黄沙镇党委书记董用才书记升职调离。黄沙镇暂时由朱为民临时主持全面工作，经过两个月的研究和考察，中原县委县政府认为朱为民主持工作以来，还算扎实稳健，是个信得过的干部，这才正式任命他接替了黄沙镇党委书记兼镇长职务。
恰恰，政策的春风又及时吹来，中央发布了费改税的政策，温家宝作出重要工作报告，以后，要逐步减轻农民负担。
但是，在2000年到2001年的困难时期，也是农村工作最困惑的时候，朱为民这个镇长整天不是在机关上班，总是行走在各个村庄里，全镇共有23个行政村，35多个自然村，他都能倒背如流，再说细一些，每村有多少党员，有多少个家庭他都能如数家珍。
镇机关干部职工都在想方设法调动之时，他却没有任何调动的想法，看着别人谈论调动他还叹气，为此困惑不解。他感觉人生真是太不懂得知足了，知足常乐这个词总是落实不到人心里去，大家张口都会这样劝别人，可真正的做时，又有几个人能做到的。这些年来，他深入到各个村庄里，有富余的更有穷的吃不上饭的人家，眼里看到的和体会到的，那些生活在乡村里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苦和累，有的人简直没法跟干部们比较，大有着神仙和穷人之差别，一点都不夸张。天堂在哪里，幸福是什么？天堂就在幸福里，幸福又只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要懂得知足。而这些在老百姓眼里如天堂中神仙一样的干部们，还要想方设法使尽浑身能力改善工作条件，找更享受和更有保险系数的单位。那些农民们那，中国已经解放了这么多年，国家也一再号召降低城乡差别，农村土地又改革了二十多年了，农民们除了通上电以外，并没有大的改变。在家种地的人们仍然重复着千古的日出而做日落而归，吃饱饭后却没有钱花，只得靠自己四处找地方打工。每年的春季就潮水一样涌进城里，赚一些出大力的小钱供孩子上学和家庭费用。先出去的少部分人家虽然翻盖了房子，少数也住上了楼房，可走进他们家里，看看他们吃的用的和卫生条件周围环境等，仍然没有什么大改善。刚刚建起的新房子里，还在烧植物秸秆做饭，依然是烟薰火燎漆黑一团，院子里到处是家禽粪便乱糟糟，房屋里也是到处灰尘遍布，即便是有些村干部家里干净一些，也远远达不到一定的卫生要求；各家一台浅水手动压水井，很难达到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特别是天阴下雨天，村子里就成了烂泥场，老人孩子根本无法出门，更苦了那些上学的孩子们，夏天可以赤脚走路，冬天上学走路就成了大事，让人看着他们那种困难和无奈就倍感心酸。各个村里的公共道路，有手扶拖拉机和四轮车走过几趟，那路就成了一道一道的小水沟，天晴好久也无法正常行走，大白天走路一个不小心就随时裁跟头，如果天久不下雨，道路上的土沙又成了粉尘，人走过去一趟就成了灰人儿，气儿都不能够出均。傅满屯看到这一切就有了一股冲动，啥时候农民也能吃上自来水，也能走上平坦的柏油马路，也能出门有路灯，老人和孩子也能向城市人一样出入自由就好了，那才是他想看到的农村和农民应该有的现象。
想法与现实要想接轨，首先得有经济基础，更要有政策和领导指引。分田到户后，各个村里以前少有的那些公共设施，或遭破坏或长久无人维护损毁。以前大生产队时修田筑堤，现在也无人过问而流失过度，水塘被填平，道路被占用，各村的小学校舍漏雨更是无人过问，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没有特别照顾，人人都在抱自己的孩子，更不把干部放在眼里。以前社员们见了上级来的官儿，不是点头哈腰就得笑脸相迎的局面一去难寻，特别是为卖地分钱的事闹多了，凡是卖过地的村子，卖一次地就要换一任队长，每次选村长更是一选就闹事，大事小事总会出点漏子，南京寺村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新上任的副乡长坐阵指挥选举，选了三天也没选出人来，当她要回镇时，却被一群村民拦着了，大家七嘴八舌说：你这大乡长那么有本事，坐小鳖车打手机，怎么给我们选不出村长来呢，把你的本事使出来让俺老百姓看看啊，当官不为老百姓办事还不死俅了，还有脸人模狗样儿的坐在主席台上吹牛屁，真是要官不要脸了。
这就是号称黄沙镇难死人村（南京寺村）的村民当面骂一位女副镇长的场面。1998年刚刚预选了两个村主任候选人，第二天就有两班人分头去告状，一帮去县里，一帮去省里。致使南京寺村从1986实行村民组织法至今，一直没选出一任村长来，以至于南京寺村的村长一职，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那时的镇干部凡是坐车下乡办事的，一律会遭到不同程度的谩骂和围攻，朱为民不是为这个才骑着自行车下村的，他是想在田间地头更方便的和乡亲聊天谈心，所以大家都说他是好官，至少没官架子是个容易接近好说话的官儿。
有个村里的小学房屋倒塌了，朱为民亲自主持会议，说镇里决定补贴村里大部分资金，希望老百姓们也为了后代的教育大业，都献出一份爱心和力量，每人兑20元钱，共同把学校建起来，造福子孙后代。村民却纷纷说，这是又要俺们拿出血汗钱来肥一任官儿呢，让俺出点力可以，干部想借建楼发财那是没门儿的事。
有孩子的人家只得想法把孩子转到别村或私人学校去上学，没孩子人家就更是不愿出钱出力了，就这么一所好好的小学校成了一片废墟，余下找不到地方上学的一些孩子和老师，只得迁移到村部三间房子里，三个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实在另人担忧和感叹。
大黑庄村，以前在大跃进时，因为集肥留下一处大坑，年长月久在村后就形成了一个大水坑，占地十几亩，浪费田地不说，整个村民出入都极不方便。老人孩子在雨天时，总会有人滑到坑里或雨水多时上涨的把进出路都淹没了，大家怨声载道，骂声不绝，哭声时有发生。可谁来解决呢，想填平大坑虽是大家的心愿，即能多出一片不小的土地又能解决村里最头疼的大事，更是每个村民最迫切的愿望。水坑存在了几十年，深处有好几米，得多少土方和人力才能填平，这些谁来组织，村书记和村长的话没人听，只要小队长一出面，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他又在找发财门路呢。鉴于此种情况，村长也好队长也罢，苦的是大家，不想多事也不想挨骂，于是此事就一直拖下来，终是得不到妥善解决。
小黑庄村，原书记是大跃进时长大的，一项喜欢大包大揽爱夸海口，因为收不上来提留，又跟镇里拍桌子立下保证收齐的军令状，结果村民就是不交，他又觉得一点不收上来太没面子，跟镇里没法交待，难道自己真的成了拍胸脯时如老虎，见村民时似老鼠吗？得想个法子捞点面子不可。还有一项更为头疼的事急需解决，自己的吃喝帐人家整天跟着屁股要，要得没面子不说还住在家里不走了，两事合一，于是，他打起了小算盘。决定请所辖地的某小组的组长喝酒，因为他知道这个组里刚刚卖了一块土地给某企业，而这些钱还没有分下去，没分下去不是组长私藏钱不想分，而是村民都不愿要，嫌那块地卖的太便宜了，是上级压村里，村里硬作主被迫的不得已而卖的。所以，大家有气没处撒，就一致不理会组长通知，谁也不去领自己应得的那份钱。
每次镇里召开组长会时，他们最大的感叹就是：“我们的官不大，着急的事却不一般，最大的难处就是分钱。”
不知道的人乍一听还以为他卖乖呢，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好事啊，你这不是骄傲吗。组长则哭丧着脸说：“分钱是最难的事，按人按家分配好了钱，再一家一家的通知，全组里却没有一个人来领，当面问他们时，一个个都在绕着你走，好容易找到一个，也是鼻子哼哼、嘴里含糊其词；如果我们厚着脸皮一家一户送去吧，人家不是闭门不开就是锁门走人，那真是热脸硬往冷屁股上凑，却还是没一个人理，这老亲旧邻都对我瞅一眼瞪一眼仄一眼，没一个正眼瞧我的，我快没法在村里混了，这钱就像炸弹一样烧手，整天整夜的烧得我不得安宁。唉，这个狗屁官儿太难当，到任了，任咋着也不能干了。”
村书记正因为知道组里的钱分不下去，就特意请组长来喝酒，等酒喝正酣时，开口跟他提出借钱暂用一时，两个人喝的高兴说的投机，又碍于他是村书记这种的情面，官大一级又是现官现管，只是稍犹豫了一下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可是这个钱有借却一直还不上，这个组长因为卖地的事引起老百姓气愤，钱又一直没人领，后来组长手里钱被借走心虚，也不敢催大家领钱了，事情也就顺水推舟一拖再拖。
村民们见补发钱的事没了消息，正好可以拿此事做文章当借口，强烈要求把这个组长推下台。组长被选掉了，帐目也必须要交清，他自己又不会拿钱垫出来，帐上又交不出钱，就只得原原本本把书记借钱一事交待出来，并出示了书记打的借条。最后，组长解释说，自己也多次催要过，书记只说还却就是不给，他也没办法。全队村民一听这事，一下子炸了锅，更加气儿不打一处来，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能打他几拳、跺上几脚，但是，打架不能解决问题，要到钱才是硬理。在全体村民的威逼下，组长只得带领全组村民一起闹到书记家。
书记说借钱不假，只不过那是因为你们都不交提留，我用这些钱垫交给了镇里，我本人没贪污一分钱，不信你们可以去镇里落实一下。一推二推追根求源，一句话钱没了，暂时也不可能还上。老百姓听说还钱是没影子的事，也不管钱花在哪了，只认定一个理儿，白花花的欠条，白纸黑字写着你书记的名字，懒帐是懒不掉的。不还钱，大家就要拉他家的东西拿他家的电器做抵押，正闹的不开交真有人动手要抬东西时，书记的老婆可不是吃素的女人，一拍屁股就泼口大骂起来：“他妈的不讲理了，撒混是不，老娘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来吧，谁上来，个对个，女的还是男的，晕的还是素的，老娘奉陪到底。”
这一喝，还真吓着了大家，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又觉得他们手里握住理，只愣了一会，却并没人被跑。只见书记夫人歇了歇她又说：“他借的钱不假，可并不是为家里不是私用，全都是为了村里办事，就算欠债该还钱，也应该找村里还，与我家里有啥关系？我们家是吃不上包还是盖不起房子要跟你们借钱啊，你们有本事去村部搬东西住房子，想怎么搬怎么搬，想住多久住多久，哪怕连村里地皮深挖八丈深也是应该的，别跟我家说事儿，冤有头债有主，我家不欠谁一分一文，我也没那么好欺负！”
大家觉得书记老婆虽然泼，却也有她的道理，农民也懂法更有一定的民情乡俗，书记总归是为公借钱，不是为自己家建房子借的钱；再说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人家总归是书记，撕破脸大家都不好看，说白了又不是借哪一家个人的钱，谁也不愿抵着面子拼了。再说还有村委村部在，怎么跟村里闹都行，人家家里又不欠谁钱，这话虽然提醒了大家，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书记就是有意还钱，村里也拿不出现钱来，村里的收入也是限的，这谁都心里明白，连村部的房子都是镇里刚拨款盖的，因为钱不太够，还欠着包工头许多工钱，村干部们商量来讨论去，在村民的威逼下，只得同意把村部卖了还帐。
钱是广大村民的，如果拖时间长了，搞不好就要发生集体上访事件，那就成了大事。为了平息民愤，书记自觉要求说，平息、了结这起纠纷后我自愿谢任。于是，卖村部房子还帐一事就这么确定了下来。
书记这态度，村民有了底气，几个主事人碰头一商量，选了三个代表来跟书记和村长谈判，经过几个来回，终于把村部的房屋作价卖给村里一家村民。村部卖了，小组的钱还上，老书记和老组长全部撤职，这才平息了村民正为卖地钱引起的怨气无处撒、并要以此为借口闹事和上访的愤怒。
还有数起诸如此类的书记们、村主任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都是一些琐事。农村、农民中也大都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时有发生，也恰恰就是这些小小的琐事，在日久月累积怨成疾，造成老百姓怨声载道，打官司、上访和闹出人命的事例时有发生。以至于省级、市级政府门前常常发生群众围堵事件，也是上级领导最头疼的事，就一次一次的批评县、镇领导不力，工作无能，官僚主义严重。县领导受到批评更是狠批乡镇领导，一级级批下来，乡镇领导就只能小心地听着，乡镇领导最难当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说起群众上访一事，镇干部、村干部们是拦不住也拉不回，硬拉硬拦不敢，只能来软的，劝说和开导大家，但是又不中用。大家正着上班呢，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去哪儿、哪儿接你们上访的群众。任是哪个干部听了这话，就等于是接过低人三辈的“黑五类”帽子，不愿戴也得硬戴头上。启先，是硬着头皮跟领导陪小心、道不完的歉意，还得明知道说话跟放屁一样不中用、连自己就不相信自己的说一大堆保证话；再面对群众时，仍然要放下尊严陪着笑脸跟大家小心让烟，好话说了一火车，劝他们劝得口干舌燥，人家也不吭不理，干部也不敢发脾气，心里的火窜到头顶也不敢发。那个憋屈、那份无奈心情是语言难以表达清楚的，就那也得忍住，只要他们答应回家，当场下跪磕头的心都有。这官当的窝囊到爷爷家去了，却又没有地方可诉，回到家后，还得一点一点地给所有人擦屁股。
千年的古政策，总是政策不下县，现在共产党英明，把腿伸长了，也只是下到村委这一级，再往下的组长就不是官儿了，也不受上级管，更没有工资可控制。所以，多数人觉得不当组长也不能为大家的事得罪了老少爷们儿，哪个组长也搬不走人、挪不动窝，就算能搬走人，还有祖坟老宅能移吗，又能移哪儿去？有的小组里干脆就不选组长，说组长也算小官儿，多少都会受上级摇控，他们就选几个代表，镇里要征地时，就得挨个儿的上门请他们，跟每个人说好话，然后才能统一开小会。
乡镇干部们，谁又有什么法子呢，上级领导他们注定得罪不起，可下面的群众哪个又能得罪的起呢？群众就算公开骂也没办法，再说重了，往你脸上吐口痰你干部们又能咋着他们？乡镇干部是能开除他们的村民籍呢还是能撤销他们的老百姓职务？那几年，乡镇里个个干部都觉得万般无奈，苦不堪言。
白李坟村里出了一个律师，他们不同意卖地，认为镇里在非法占用他们的土地，就在网上设了个网页，制作了一个彩色图画，在上面绘了一个棵大树，树上挂着一口大铜钟，下面注有文字说明：
一、敲违法占地的警钟。
二、敲违规干部的丧钟。
三、敲老百姓围护人权的醒钟
白李坟村他们私下里还有个暗号，如果镇里下来干部，他们就以敲盆为令，不准出门，要各自在家里呆着不去开会，致使村里什么事也说不成，卖地当然成了大难题。
要说乡镇干部难当，农民其实更难过。这是朱为民和傅满屯的深切体会和感受，也是他们坐下来谈工作时最无奈的一句感叹。
当时的地方政策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而这个针孔太小了，很难串进那么多的线来。但是，那时的乡镇干部就必需得干这个活，干不了不行，干不好更不中，除非你背上铺盖卷走人。所以乡镇工作只用一个难字来形容，太不妥当。当时的农村工作用八宝粥来形容也是远远不够的，也说明不了大家的心情。
比如当时上面各级政府要给乡镇下达的目标和任务，除了县委县政府的硬性直接领导外，还有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和农机局等等的任务也要完成。
农业局。每年要求农民种多少亩什么农作物，秋冬季小麦要求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种原种，三分之一种第一代，三分之一种良种，也就是生产种子。他们要求各乡镇必需先拿钱从农业局购买他们的种子，查清哪个乡镇多少土地，就硬性的按地亩分派下去，必需要求各乡镇不得少于多少多少吨。没钱买种子，就是贷款也得先买回去，然后再由乡镇分配硬卖给各村各户。还有春季大棚的落实，要求必需建到全镇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面积。可是，黄沙镇紧邻黄河，多年形成的洼地，滩地，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汉地、高地能建大棚，干部们还能去哪儿偷一些汉地来建大棚不成？
鉴于这样的情况那只有两个结果，傅满屯说：“一是我们厚了脸皮任上级点名批评，二是欺骗上级，上报去假数字。”
林业局。则在每年春天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镇务必完成多少亩植树任务，还要逐乡逐村检查统计好数字上报，各乡至少得完成多少株树苗栽上，并保证成活多少株，完不成的也是要全县通报、点名批评。
畜牧局。更厉害，要求猪、羊、牛和其它家禽，全镇务必要达到多少数量，更要有合理的防疫计划和措施， 还要一户一村上报，一个养殖户一个养殖户的落实到位，万一发生疫情了，那就是镇里上报不力的罪状，如果报上去了，又说你们自己没有及时控制疫情，是镇干部工作不力的错误。
水利局。更是硬性指标，每年秋冬之季，要求各乡镇统一起来，分工分段清理河道或者是开挖新渠等一系列任务。开挖新渠道也好、修理清理老河道也罢，这都得找农民出工去干，人出工了没钱发给农民还不算，还得人家自己带粮带钱去吃饭，出粮、出劳力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如果恰巧修理的是自己能用着的水渠或河道，这个地方的群众还好说一些，会稍微积极一点儿。而那些不在这一段住根本就用不到这一条水渠的群众，一听说又要出工出钱去干活，不是群众们觉悟低，就连干部也气得当场骂娘。骂归骂，不出工还是不行，如果他们死不配合，任镇干部磕头也是白搭，这样以来，朱为民每到这个时候，先在镇里开干部会议，让大家去各自分包的村搞动员工作时，一定要说话有分寸，顺着群体脾气调动大家，哪怕是求，也是应该的，总之一句话，我们当干部的得有觉悟一些，为了工作，放下架子吧！
农机局。也有指派，每年的农机购买要求各乡镇配合，检修机器和人员培训都是上纲上线的事，总之一句话，乡镇就像小脚媳妇，上面有正牌的公公婆婆管着，旁边还有三姑子四叔子派的活儿，哪一个指的事不干好也不中，任谁都得罪不起，只有默默的忍受着，生气归生气，活还得好好干。
这么多单位的工作安排都得有人去做，要搞工作更得有开资，开资从哪儿来，上级只会下令指派却没钱给，镇里没企业就没收入，这钱还是得下派给农民，从土地里从农民肩上添加。可是，土地收入的粮食是有限的，跟不上添加的那么快，农民们从土地里收获的那点儿粮食，除了种子、肥料和浇水费用等，再留点自己吃的也没几个了。上级就这样一级一级逼迫下来，他们只得农闲时各自走上打工的道路，赚回来一点血汗钱，一部分上交一部分供孩子上学。所以说，农民是最可怜最弱势的群体，却肩负着社会最大最重的担子，如果把他们比喻一下，农民就像爬山背石头的纤夫，尽管他们骨瘦如柴，早已透支了体力，却还是不得不一步一叹气的往上爬行。
朱为民看着伤、想着痛心，他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规矩，要一石击起千层浪，还要迎着浪头向前冲，冲出一条老百姓满意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