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灰色
从中国历史来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应该始于大刀会聚众练拳时期。
1895年春，由于山东和江苏交界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清廷只好颁布谕旨，要求各地大力剿匪。对于大刀会这种民间组织，清政府一直怀着一种万分复杂的情绪。
尽管如此，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成为权力格局中无法调和的敌我矛盾。
清王朝对大刀会违背正统道德规范的宗教活动虽不太满意，但还是把大刀会与普通意义上的土匪明确区分开来，仅要求解散大刀会。
这种阴阳莫定的局面，使得大刀会不仅没有被解散，相反还对地方政府的剿匪行动进行了大力配合。结果，脱下土匪装，加入大刀会的人越来越多，大刀会成了地方权力系统的一支重要分支。只要大刀会恪守最初确定的保家保财产的宗旨，它与官府的合作关系就能得以维持下去。但是，当大刀会与当地教民发生冲突后，地方政府转变态度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了。
1896年2月初，临近年关时节，在山东省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药铺商人郝和升正忙着年关收账。当他找到乡民吕登士收账的时候，碰到了钉子。吕登士说自己手头紧，能不能缓一缓，等过了年关再说。郝和升当然没有同意，两个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吕登士的另外一重身份，此人加入了天主教。
当时的鲁西南地区与河南和江苏交界，是个属于“三管三不管”地区，也就是说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正因为权力真空，才造成了盗匪的横行和大刀会的兴盛，同时也为天主教提供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稳固传教据点的机会。随着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许多不法分子也被吸收进来。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纷纷入教。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其中一些匪徒因害怕被“富人”捉拿，就信了天主教。
不管你入的是什么教，欠账还钱，天经地义。郝和升认定吕登士仗着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想要赖账，属于“羊羔子教庇护匪人”。吕登士的族人吕莱则辱骂郝和升加入大刀会就是“白莲教妖人”。骂了半天，双方都还算理智，没有发展到肢体冲突。
事情发生后，当事人双方都窝了一肚子的火。吕莱想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吕登士，他找到了附近教堂的布道事工张连珠。他添油加醋将郝和升辱骂基督教的事说了一通，要求教会给他出头，不然没办法在当地混下去了。张连珠大怒，决定替自己的教徒出这口气，他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直奔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账，不过扑了个空。
第二天，郝和升到当地的李海集的集市上做生意。吕莱和张连珠等人得到消息后，又带着人去找郝和升算账。有得到消息的族人将消息透露给了郝和升，郝又躲过一劫。不过总这么躲来躲去，被动挨打也不是个办法。你能找到自己的组织，我也有自己的组织。正好这时候，大刀会的首领之一曹得礼也来了李海集，郝和升找到曹得礼。曹得礼听闻事情经过后立马召集大刀会的弟兄，要会会天主教这帮教徒。
大刀会和天主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水火不相容。这主要是由于两方掌控的权力系统在作祟。即大刀会在世俗世界里的明权力和天主教在神权世界里的暗权力之间的斗法。
鲁西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居山东之首，自然灾害众多，是山东举人比例最低的地区。而且这一带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造成这个地方盗匪严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这个地区贩卖私盐和种植鸦片现象十分普遍，加之地处山东、江苏、河南三省的边界地区，盗匪活动很容易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盗匪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盗匪问题的泛滥，造成了这一带村庄内部的高度凝聚力。依靠土地经济财势和宗族家族权威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众多豪绅和族长严密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大刀会最初就是作为一个防范盗匪的乡村自保组织出现的。
许多大刀会的活动和组织都是以宗族、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并作为一种维护宗族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出现。当依仗西方势力的天主教不断向乡村进行渗透和挑战时，这些武装组织的矛头就由防匪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反教。
这就像是武侠世界里的东邪与西毒，一个是东方的乡绅实权，一个是西方的天主神权。双方都是地方权力的利益分割者，谁也不愿意轻易丢掉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
双方人马在一个药店狭路相逢，一场恶斗眼看就要一触即发。附近的百姓听说有热闹看，都围拢到药店附近，人越聚越多。药店老板对双方首领都不陌生，赶紧出面调解。最后双方也就是拍拍桌子，亮亮手中的家伙，然后各自回去了。
这么大的阵势，却潦草收场，让天主教徒们觉得脸上无光。回到教堂后，他们抱着《圣经》祷告了一番。然后由张连珠出面，又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士那里求援，要求兄弟单位带人前来助阵，同时派人给曹得礼送去了一封挑战书。
曹得礼也觉得对方有点玩过了，应该给点颜色看看。于是将此事汇报给了当地的大刀会首领刘士瑞，刘士瑞同意曹得礼带人前去“讲理”。在这种情况下，曹得礼再次纠结人马去破楼角寨和张连珠理论，一番折腾，没有见着张连珠。曹得礼一帮人又直奔天宫庙，结果被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等人堵在了半道。他们一番劝解，并约定日期为双方调解。这事越闹越大，就连成武县的知县也得知了情况。县长也赶到现场，平息事端。曹得礼才领着大刀会的兄弟，回去再从长计议。
而此时，某德国传教士在宋清太营中听说了这件事，就找到了张连珠，以耶稣他老人家的名义，将张连珠批评教育了一番。德国传教士害怕事态进一步激化，又请防营的哨官宋清太从中调解，这件事才算暂时平息下去。
按照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三位知县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联合报告中的叙述，这件事从头至尾并没有激化成民间械斗，得到了妥善处理。
但是根据教会一方的描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据天主教会的文字记载：在调停的过程中，大刀会的人砸坏了他们天主教礼拜堂的门窗和圣像，并警告他们不得引诱大刀会的弟子入教，也绝不能使太平集基督教化，如若不然，还要开战。但是这段文字并没有出现在官方的卷宗里。
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上书巡抚衙门，强烈抗议大刀会拆毁教堂，诱拐教民，并要求政府给予从严惩处。不仅如此，德国公使海靖还跑到总理衙门去向清廷施压。这样一来，曹县、单县和成武县发出公告，取缔大刀会的一切活动。同时，曹州知府毓贤还颁布告示，悬赏捉拿大刀会的带头大哥。当然，这只是迫于压力，做做表面文章，当地官府并没有组织人力去抓捕大刀会的成员。
冲突虽然暂时得到了平息，但教会和大刀会之间的斗争却趋于激烈。这种斗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地方权力结构能够发生重组，最好是一方独大，将另一方挤出地方权力的核心圈。在大刀会成员的眼中，来自西方的教会包庇匪人，欺压良民，而他们则是乡民的保护者。教会则认为，大刀会太过霸道，成为他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从政治权益方面看，乡绅们凭借其功名资格、财力物力、文牍翰墨的本钱，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负有“习惯法”所赋予的组织、管理和教化之责权，处于“师”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是宗法制度下族权的控制者，地方武装（团练之类）一般也由其掌握。这种权威给他们带来了优越感和种种特权。而传教士们不但横行乡里，而且大力发展教徒并纵其不法，乡绅们深感自己的权威被冲击动摇。很多像吕登士的族人吕莱那样的地痞流氓，过去见了乡绅们都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的“鼠”辈，如今加入教会后，就像找到了自己的组织，由“鼠”一跃而为“虎”。这让掌控地方威权的乡绅们怎么能不愤怒，这种权力分肥让他们很不习惯。
不光乡绅们的政治地位受到了挑战，切身利益也由此受到侵犯。从经济利益方面看，教会强占房产土地，必然严重损及乡绅，因为他们在基层是房产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其华堂丽室、肥田沃土被教会指为教堂旧址，或以其他借口勒索之事屡见不鲜，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房产土地本身，且往往连同可供其剥削的佃户。
乡绅作为知识阶层，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而其在乡在野的地位，又使其不像官员那样直接受朝廷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权。乡绅凭着其在民众中的优越地位和威望，足以起一呼百应的号召作用；而地方官府亦须依靠和庇护他们这些“地头蛇”。士绅这种上承官下启民的特殊地位和条件，使其在反对外国教会的抗争中能够发挥显著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反对外国教会侵略阵线中的领导力量，与教会形同水火。
山东的事件刚刚平息不久，就在1896年的初夏时节，大刀会又在江苏砀山县（与山东单县接壤）与教会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冲突。这件事得从黄河改道说起。在江苏的砀山县有个名叫东湍的地方，这里位于庞家林和刘堤头两个村之间，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当时这里因为靠近黄河，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种的湖地。在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这里便形成了千亩良田。
这个地区一直以来土匪横行无忌，鸦片种植和贩卖私盐等不法活动猖獗，而士绅阶层的力量相对较弱。驻守在这个地区的清军又被调走，更使这里的治安状况趋于恶化。在一个不法之徒横行，并且脱离官府控制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为了保护财产，只有武装起来进行自卫，非官方的地方武装往往担负起保卫家乡的职责。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刀会于1895年成为这个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刀会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卫，它的成员包括地主、富裕中农和佃户。佃户是其中生力军，他们学会大刀会的拳脚功夫，以保护地主的财产。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却很少参加大刀会，主要是他们属于无产阶级，没有财产需要保护，而且他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买武器装备（刀枪）和每天必烧的香烛了。
这时因为捻军之乱，加之原来这个地方是黄河故道，土地产权一直不明晰。所以庞姓和刘姓两村的大户人家经常发生争执。据后来被访的农民说，“附近谁有势力，谁就可以霸占耕种”，“农民租种，谁有势力就向谁交租”。而在当时，庞家在争斗中占据优势，领头的是一个叫庞三杰的地方乡绅。庞三杰年纪不大，不到三十岁，而且还是个钻石王老五。会武术，打起架来三五个人难以近身，家里有近三百亩的土地。
刘氏家族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有教会罩着他们。刘氏家族在刘堤头修建了一个小教堂，他们以此为后盾来加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控制。1896年6月，刘堤头的地主刘荩臣派族人到那块地里抢收麦子。庞三杰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带人前去兴师问罪，但刘荩臣很快藏进了刘堤头教堂，使得庞三杰等人无计可施。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庞三杰就跑到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的师傅智效忠，并在庞家林组织大刀会。
实事求是地讲，这本来不过是地主之间的普通土地纠纷，不存在谁是谁非，一块因黄河改道形成的田地，属于大自然的礼物。就算进入司法程序，县衙门也没办法判决。普通的事件，之所以酿成复杂的局面。是因为双方各自的身份，一方加入了教会，另一方加入了大刀会。估计也是考虑到刘家可能会借用教会的势力把持诉讼，庞三杰也前往山东单县找刘士瑞请求增援。庞三杰从山东带回了六十名大刀会的成员，将刘堤头的教堂掀了个底朝天。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急速升温。因为当地的传教士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和土地之争，与教会利益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当地官府也没有给予更大的关注，知县也只是找到庞三杰劝说一番：年轻人，不要太冲动。
在晚清政府的权力体制下，官府的公共权力权威，历来是影响士绅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大刀会（义和团）兴起阶段，由于西方教会凭借条约制度，通过中央当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加上维护正常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地方官府也采取了许多制约及镇压措施，以图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总体而言，由于主政官员们手中的兵力不足，加上他们对洋教势力参与地方权力分肥的做法也非常不满，因此在具体措施上就显得犹豫而不够强硬。
也许是教会的退让和官府的纵容，助长了庞三杰的野心。他随后领着大刀会的成员又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并将这里围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庞三杰等人不断到周围的村庄对教民进行恐吓和劫掠，并放出狠话：如果山东的人马胆敢过来，这里将会迎来真正的腥风血雨。庞三杰等人的反教活动得到了乡绅集团的响应，他们派人参战，并向战斗一线运送食物、衣服、牲畜等。由此看来，士绅阶层似乎要想彻底清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6月15日至24日，庞三杰等人对教会和教民的劫掠行为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在回山东的路上，庞三杰又劫掠了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在这过程中，庞三杰的人马增加到上千人，在从砀山县到单县和丰县的路上，他们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随后又返回侯家庄并将那里的建筑付之一炬。
这时，江苏的官员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随后调集了一只相当规模的军队前来镇压。庞三杰显然也知道这点，随后他又向刘士瑞请求增援，刘士瑞便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山东大刀会的成员。但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因为夹杂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会的人而变得纪律失控，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庞三杰和彭桂林只能对这些人的劫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官军还是贼军，当时打起仗来后勤问题总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庞三杰、彭桂林等人率大刀会围攻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并对集内的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进行了一番抢掠。这些人的举动激起了地方团练的愤怒，当时马良集的寨主便率领上千人与之对阵，并协助赶来的官兵一起进攻。最终大刀会失利，在死伤了八九十人后，首领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别被擒被杀，庞三杰侥幸逃命，余众则一哄而散。
庞三杰引发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后，迫于德国和法国公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为根除隐患，李秉衡分别向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及新任兖沂道锡良发布指令，要求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处决。李秉衡此举，似乎是有意要撇清与大刀会的关系，以免去自己“包庇纵容例禁会匪”之嫌，而这两位新任的官员，看来也要对上司有所表示。
令人称奇的是，整个抓捕过程简单而顺利。7月7日，曹县知县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请大刀会首领刘士瑞赴会。曾广寰和刘士瑞是朋友，他们曾在剿匪中长期合作过。也许是刘士瑞觉得自己并没有直接卷入六月份的事件，或者是他认为官府邀请赴会只是为了解散大刀会的事宜，总而言之，刘士瑞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便跟着曾广寰去了，结果很快遭到逮捕并经毓贤审问后斩首。在这个过程中，刘士瑞看来是如此的天真，不过这也反映了他们与当地团练及官府的信任合作关系，不然无法解释他何以轻易赴会。大刀会的另一个首领，刘士瑞的大弟子曹得礼也被单县县令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诱捕，锡良则主持了整个审判和处决过程。
突然之间，大刀会便丧失了两个主要首领，这使得当地的事态很快便归于平静。尽管在一个多月后，金乡县（临近单县）的大刀会众曾聚集五千人说要“报仇”，并计划进攻单县和曹县后进军北京，但这次计划同样因为后勤保障不足而搁浅，加上连日来突降大雨，这些人随后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总而言之，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瑞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几乎销声匿迹，会众们停止了公开聚集演练其仪式和武术的活动，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开容忍反洋教活动时，大刀会才在菏泽、郓城一带复活，但是，在大刀会发源的曹县及单县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正如刘士瑞之子所说的：“刘士瑞被杀后，大刀会便没有什么活动了”。
至于那个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庞三杰，他的结局更是戏剧化。很显然，他应该对这次的事件负主要责任，官方也随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绅的缓冲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当地官府将庞三杰的哥哥送进监狱，并且将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随后，官方又组织了当地的士绅去参观那块有争议土地的毁弃，以表示庞三杰势力的消除。
尽管如此，官府并没有抓到庞三杰，虽然当地很多人包括县令在内，其实都知道庞三杰并没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护下一直隐身当地。最后，在多种压力之下，附近十八个村的庞姓长辈经过商议后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对策，他们向当地的法国神父多尔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庞氏宗族族谱，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在随后的礼拜日里，多尔神父刚打开教堂的大门，庞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涌进了教堂（其中还包括庞三杰的父母在内）。庞家的长者像对待当地官员一样，向教会提出几点要求以作为皈依的条件，其中就包括饶了庞三杰的命、放了庞三杰的哥哥并让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们答应将庞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学之用。
多尔神父显然被这事给吓坏了，他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这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随后便去找道台，并称这样做比官府“砍掉有影响的头”的方法要好得多。因为有抓捕并处死庞三杰的上谕严令，道台并不方便公开赞成这个建议，但他答应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并暗示庞三杰最好在一段时间不要露面，以便让这个事慢慢过去。不管是息事宁人也好，姑息养奸也罢，这也是中国古代处理事变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地方上风平浪静，地方官自然也乐得逍遥。
在“解散胁从，惩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会被一种“和平”的方式镇压了下去，但其种子并没有被彻底拔除，它的组织及成员与当地士绅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总体来说，这种组织形式对官府相对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方士绅对事态进行控制，这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乡村政治形态所决定的。但在鲁西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士绅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会变得极为复杂而难以掌控，这是后话。
至于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损的教会和教民，他们也得到了官府的赔偿。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当地官府经查验后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伤亡，就这点而言，大刀会显然是有意回避这种事件的发生，他们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伤害传教士和教民，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教会在这次的事件中因祸得福，他们因成功影响了当地官府而获得了胜利者的名声，这从教民人数的增长可以看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在打破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