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五日凌晨，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就匆匆上路了。他们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河北涿州去“考察”义和团的实力。
虽然他们打着“宣抚拳勇”的旗号，实际上是奉了太后的密旨去摸摸底。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传达出的一种暧昧信号。清廷对待义和团，如同小孩子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始终摇摆不定。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扯上瓜葛，说起来还是戊戌变法惹的祸。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于是联合起来反对，慈禧迫不得已只好暂时作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
守旧派们相信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就可以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慈禧暧昧的态度也等于同意了守旧派的意见，正因如此，下层反洋人的运动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变得异常活跃。为了让慈禧坚定地做他们的权力代言人，守旧派还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不惜放出风声，列强们要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慈禧对外国人干涉他们的“家事”十分恼怒，
在晚清的权力体制下，热衷于权力的慈禧其实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对于慈禧等人来说，他们与洋人之间的矛盾虽属主子与奴才的矛盾，但这矛盾是因主子要撤换奴才引起的，在这一矛盾中慈禧等人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而他们与整个社会阶层的矛盾当时集中地表现在他们代表并维护西方列强在华利益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对于慈禧等人的权力和地位并无直接威胁。在这两对矛盾中，前者当时显然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慈禧等人也正是根据他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来决定其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政策的。
慈禧这时候之所以迟迟没有落下棋子，是因为她还吃不准义和团这个插足的“第三者”究竟有几斤几两。也就是说对于义和团的神术能不能靠得住，慈禧还心存疑虑。虽然这个时候，宫里宫外已经把义和团大师兄的超人功夫传得跟真事一样。但慈禧还是派了两个她认为信得过的军机大臣前往驻扎在涿州的义和团，看一看团民刀枪不入法术的真假。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西太后及其党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利用义和团抵制洋人的想法也在心底开始了酝酿。
这是第一次有中央级别的朝廷官员去考察义和团的“神功”。 赵舒翘在看完义和团的表演之后，不以为然。他知道，要是把朝廷的命运寄托到这群乌合之众身上，那就完蛋了。
赵舒翘打算回去劝慈禧不要迷信义和团的那套鬼把戏，就在他准备回京城的时候，军机大臣刚毅忽然到来。刚毅在了解了赵舒翘的打算之后，跟他说了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展如(赵的字)，万不可铸成大错。”
刚毅聪明，赵舒翘也不笨。回到北京之后，赵舒翘采取当面汇报的形式，把自己的这次经历讲得十分详细，甚至手舞足蹈地把义和团的表演重新给慈禧模拟了一遍，就是没给出任何评价。而慈禧就依据赵的调查结果，相信或者宣称自己相信——义和团是真的神仙下凡。
刚毅提醒赵舒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值得玩味。刚毅深知老佛爷的心意，老佛爷现在是一心想跟洋人干上一场，为自己挣回面子，以此证明大清朝还是她说了算。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当时能够用来对抗洋人的，就是义和团。即使义和团是假把式，那也不能说是假的，否则就会拂逆了老佛爷的意思，下场可想而知。赵舒翘随后的做法，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不能公开说假话，以免将来背黑锅；但也不能说真话，冲撞了老佛爷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就干脆胡闹一番，等于啥也没说。
揣测一个人心中的意思达到如此细微的程度，不负责任也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只能说明大清朝的江山是慈禧一个人的，别人无法行使权力，也不必承担义务。
有必要交代一下，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满人刚毅。这是一位狂热的仇洋派人物，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赵舒翘看穿了义和团的把戏是不靠谱的，同行的何乃莹还代拟了一折。然而他却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私人关系相当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能够实事求是地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慈禧还会不会开战呢？
射出去的历史之箭，无法回头。但在当时，赵舒翘还是做了有利于个人利益的选择。这样一个选择，从此把赵舒翘与刚毅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也正因为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他被大臣视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就连李鸿章也发来了“刚、赵袒匪”的电奏。一年之后，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
就在派赵舒翘查看义和团实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满清王公开了个会。
会上，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们因为“剿”和“抚”的问题而争执不休。双方各执一词，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等人是安抚派。他们要求慈禧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并且希望朝廷能够利用这些有着“特异功能”的天兵神将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别的大臣只要有异议，他们便冠之以“通夷”的罪名。卖国贼的帽子，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反对派们根本没办法还击，仇洋派们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角。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外政策的“战”与“和”，与对内政策的“剿”与“抚”是密切相关的。时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不可能在对外主“战”的同时，再对内主“剿”，使自己背腹受敌。对外主“战”则必然要对内主“抚”，以求有一个安定的后方，甚或能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对内主“剿”则一定要对外主“和”以避免洋人的干涉，或谋求洋人的援助。
大臣们虽然群情汹汹，慈禧还是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摇摆不定。紧接着朝廷继续发布禁拳的上谕。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清廷派刚毅去视察拳民。一路上，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同时要求地方军队停止一切剿拳行动。仅仅过了两天，大批拳民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京城。原本驻扎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调入京，以对抗外国使馆卫队。
如同北方夏日里的一场梦境，一夜之间居民们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北京城。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一路绿灯。这时候，清廷的各级官员都认为慈禧是支持拳民的。
端郡王载漪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北京总部，义和团成为北京城中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从古至今都没有遇到过的权力大变局，万里之外从不相识的人，如今却出入于朝廷，居留于乡间。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已经成了一种内部的问题，成了洋人、朝廷、民众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义和团反抗教会扩张的力量，也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格局中形成了。义和团刚刚北上之际，慈禧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她既想利用义和团来驱逐洋人，又怕洋人势大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在这样一种举棋不定的状态下，以慈禧为首的权力集团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就呈现出阳剿阴抚的局面。在皇帝颁发的上谕里（其实是慈禧的意思）不断出现一些暧昧不清的词汇，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不同的情况要区别对待。对那些“不逞之徒”要下重拳惩治，而对于那些“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朝廷剿匪本着 “为匪与否，肇衅与否”的原则，与本人有没有入会，有没有授拳无关。如此一来，以慈禧为首的权力集团也就等于公开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慈禧任命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随同载漪进入总理衙门的官员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也是仇洋派。庆亲王奕劻没有了实权。这个任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洋人也将慈禧的这种做法，视为一种对抗的姿态。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辈。
1900年1月1日。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自己身体不好，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儿子溥仪为同治皇帝子嗣。这显然是慈禧的意思，就是想尽快将光绪赶下台。这种做法激怒了西方各国，各国公使们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亮明观点。如果光绪被踢出局，将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这样一来，望子成龙的端郡王与洋人有了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既然废黜光绪遇到了阻力，那么借用底层的力量来打破这种僵局，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多年来浸淫中国官场，他对这一备受关注的任命自有独特的看法。在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他这样说：“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这位从1854年便服务于清廷的中国通揣测，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让他亲自解决义和团的事，可能是将了端王一军，毕竟他需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利益。
通过这一任命，其实并未显示出慈禧已经决心彻底对抗洋人。
但是就在任命书下发的那一天，西摩率领“使馆卫队”联军上千名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北京将面临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
然而这时候，北京城里又在上演着怎样令人一幕人间闹剧？
义和团在北京城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却冒充文化人，没事喜欢记日记。尤其是那本《王大点庚子日记》，更是展现了那个血腥纷乱世界的一幕幕场景。
王大点的日记里，记录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大都手无寸铁，其中还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有的捉住就杀，根本不用核实。义和团还将教民分为三六九等，比如说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是三毛子。义和团是一路杀下去，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一直被官方视为邪教，处于明令禁止状态。但义和团杀的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徒。这有点鬼打鬼的意思，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进，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是一脉相承。如今进了北京城就拿自家人开刀，原因是清廷封他们为“义民 ”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了“奉旨练团”的大旗。既然咱们是“奉旨”（其实也就是奉慈禧太后的旨），那么剿杀邪教也就成了分内的事。
义和团杀或者辅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与慈禧太后唱对台戏的那部分官员，也就是所谓“亲洋派”的官员。这帮官员除了“主和”之外，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诛杀这一号人物，也表明了义和团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在太后和天子敌对的问题上，他们是站在太后一边的。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洋人。就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帝国的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一会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军队不知所从。他们大概处于历史上最乌龙之状态：同时面临势同水火的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予以剿除或抵抗。
这样一种令人万分纠结的情况，表明大清帝国权力分配管道的堵塞。这是强制型权力结构，通常意味着一种权力统治关系。权力意味着不对等的关系，常常表现为一种政治不平等的“主奴辩证法”。权力要维持其持续的运作，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除了拥有最强的暴力能力之外，还要有让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与洋人之间的矛盾是有条件的，一旦抗争未逞转而向洋人跪求时，一旦西方列强表示承认慈禧的权力价值不变时，他们的矛盾便迎刃而解了。清朝顽固派招抚义和团也是有条件的，一旦慈禧等决定再次向洋人投降时，一旦清政府的对外政策由“战”而变为“和”时，他们对义和团的政策也要由“抚”而变为“剿”，必然要举起他们手中的屠刀。
在团民、洋人、朝廷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清廷的表现除了尴尬还是尴尬。在这场来势汹汹的“权力三角恋”中，义和团的态度非常明朗，就是要逐洋灭教；而洋人的态度也很坚定，就是剿灭义和团，与清廷皇帝共天下；三者之间，只有清廷的态度让人觉得像个花花公子，既想逐洋灭教，又想剿灭义和团。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义和团逐洋灭教，有人看到义和团潜在的危险，尽管它声称“扶清灭洋”，谁能保证最后不酿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乱。清廷剿抚不决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各国公使急电调兵增援北京，本来清军聂士成部与董福祥的甘军的一部分奉命剿灭义和团，如今他们与义和团民一道，围攻自天津开来北京的西摩尔援军。
就在这天，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八国联军，近百名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
慈禧在这次会议上抛出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
会后，清廷发布诏书，招抚义和团为“奉旨义和神团”，义和团开始“奉旨灭洋”了。清廷剿抚不定，如今终于有所抉择。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在1900年6月以前，朝廷犹豫不决，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始终没有考虑好。她既不喜欢洋人也不喜欢团民，但又幻想借义和团之力驱逐洋人，然后再剿灭义和团。其实这时候如果非要慈禧来个二选一，那么在洋人与团民之间，慈禧的利益天平多少还是倒向团民的。
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在京城的势力不断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选择剿邪匪或抚义民的余地，只可抚，不能剿了。慈禧在致电各省督抚时充分表达了这种别无选择的困境：“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变，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十数万义和团在北京城内，许多官军与朝臣同情参与义和团。端王、庄王与贝勒载濂、载滢，甚至率领义和团民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要捕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明白，暴民与昏官随时都可能推翻她这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招抚，这样可以争取时间，稳住义和团，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队进京。在团民与洋人之间，朝廷选择了团民，尽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权衡形势，义和团的威胁更严重，至少慈禧太后认识到这一点。
义和团只可抚，不能剿，洋人则只可战，不可降。首先是为了招抚义和团，朝廷也必须要摆出“灭洋”的架势。其次，洋人已攻占大沽口，进逼北京，慈禧太后年轻时经历的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一幕，可能重演。于是，人们看到朝廷进入一种政令混乱的状态，6月稀里糊涂招抚义和团，7月歇斯底里向洋人宣战，8月仓皇逃出京城流亡。
义和团没有能够排外灭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强联合大举进犯，生灵涂炭；满清朝廷也没有能够借义和团的“天兵天将”将洋人赶尽杀绝，扬眉吐气，反而仓皇出逃，投降赔款。民误国，官也同样误国。
在当时，中央最高的决策权完全操纵于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当时在权力结构中能够与她分享皇权的还有光绪皇帝，光绪虽然只是个挂名皇帝，并无实际权力。但是作为一个权力的幻象，光绪的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利用价值。至少有三方势力是打着光绪的旗号与慈禧集团进行博弈：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二是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三是洋人（各国驻华公使背后的西方列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慈禧集团的运作之下，册封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仪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慈禧这么做，得到了满族亲贵们的大力支持，可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其他各方势力的强大阻力。各国驻华公使以拒不入贺的方式，与慈禧集团对抗。他们甚至表达了强迫慈禧归政于光绪的愿望，在这种情形之下，慈禧集团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只有在权力博弈中寻找其他的生存路径。而义和团的崛起，让慈禧仿佛捞到了可以与西方列强放手一搏的本钱。所以义和团在进入京城之后，除了放话要镇压以洋人为首的“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洋人，要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同样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的富商和官员。除了对付洋人，义和团还要杀掉“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等人。说到底，这场由洋人、慈禧和义和团共同演绎的“三角恋”不过是一场权力博弈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