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会谈的过程，其实并不算太复杂或太艰难。1239年秋，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小队人马进入西藏，与西藏寺院一部分武装发生了武装冲突，且较快平息，蒙古军还供施了许多布施，修复了被毁寺院的佛殿。多达那波在西藏留驻的两年间，还与当地僧俗势力进行了和平接触和频繁交往。多达那波向阔端写了一封《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阔端从报告中得知萨迦派势力情况及其特点。阔端从报告中得知萨迦派四祖——西藏萨迦寺寺主萨迦班智达，博学多识，著述甚丰，人们尊他为精通大小五明的“班智达”（大学者之义）。该教派直接控制着当地政治、经济、宗教权力，是西藏地区实力最强的教派。1244年秋，阔端决定向萨迦发出邀请诏书，请他前来凉州会晤。派出多达那波为金字使者和另一名将领率兵带着诏书和丰厚礼品去西藏邀请，这份诏书现全文收录在《萨迦世系史》一书中。
以萨班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清楚知道，新兴强大的蒙古军所向无敌。长期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的西藏，根本无力对抗蒙古，为西藏的前途和命运考虑，归附蒙古方为上策。
上述可知，阔端诏请萨班，从实质上讲，是要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即利用萨班的崇高声望和重要地位，去号召西藏各教派势力和地方势力放弃反抗，和平归附蒙古；并以萨迦派的强大实力代理西藏事务，安抚吐蕃；还利用宗教作为思想武器巩固其统治。萨班也能高瞻远瞩，一方面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一方面为佛法更加弘扬，也为本教派获得更大发展，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力衰，毅然决然带领两侄子应邀前往凉州。萨班先遣侄子直接赴凉州，他本人抵达西藏拉萨，与拉萨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归附蒙古事宜，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便心中更有准备和把握，最终于1246年到达凉州。当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继承大汗汗位的王公大会，待1247年返回凉州后，才与萨班在凉州举行了首次会晤。
阔端与萨班会面后，据藏文史书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得到王的敬信”。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活动。会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其中，关于归附的原则和条件，大致包括这样几点：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和百姓属民，都要承认自己是蒙古大汗的臣民；各地僧俗官员及百姓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须由蒙古指派的官员来管理；有关宗教和寺庙僧众的事务，由蒙古委托萨迦派首领来管理。如能按这些规定来办，西藏各地原有的一切僧俗官员都可以仍任原职，其人选一事可由萨迦派首领推荐，再由蒙古以金字诏书加以任命，以达鲁花赤（高级行政官员）的名义管辖所属官民。各官员若未与萨迦派的金字使者商议并获得批准，均不得擅自行事，否则即属违法，倘有违法行事，决不宽恕。各地方官员凡愿归顺者均须造成表册三份，每份表册要一一列出地方官员的名字、所辖百姓的数目、交纳贡物的品种和数量。这三份表册，一份由各地官员自己收存。还一定要以文字书写清楚，谁属于归顺的，谁是没有归顺的，以备今后蒙古军队进藏讨伐不愿归顺者时，不致殃及已归顺者。萨班在《致蕃人书》中还具体列出了各地应交纳贡物的品种，如金、银、象牙、珍珠、银砂、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皮、猞猁皮等及最上等土特产。《致蕃人书》传到西藏后，各地方首领一概接受上述条件，各教派也承认了萨迦派的教导地位。按照蒙古传统做法，进行户口清查，确定贡赋形式和数量，委派官员前往征收，并派一定军队前往驻守等。这都标志着西藏地方成为蒙古汗国——元朝的领土，蒙古对西藏行施了有效的行政管辖。
第三个问题，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凉州会谈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问题，遍查各种史料记载，虽然说法不同，有“西藏是元朝版图的一部分”，有“元代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有“西藏地方归入元朝版图”，有“西藏在元代才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系统”等等，但实质并无分歧，都是要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域、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中国完整的领土从此不可分割了。无一不是都记载了西藏属于中国、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领土这一历史事实。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致蕃人书》协商统一了蒙藏双方的意见和要求，提出了共同遵守的原则和条件，它作用重大，意义深远，不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及绝大多数教派势力、地方势力的愿望。所以《致蕃人书》一传至西藏，“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迦世系史》第94页）。受到西藏人民普遍欢迎，得到各界人士拥护，实属不易，太可贵了！萨班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反映西藏人民愿望的一位历史伟人。
《致蕃人书》的重大意义，另体现在当时蒙古对西藏的政策，是正确而有效的。阔端以和平谈判代替武力以解决问题，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耗损和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以和平相处，友好往来。这是多么的明智之举！西藏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有效政策后来为忽必烈元朝政府，采取和沿用，蒙藏关系进一步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封萨班之侄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领宣政院事”，“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朝通过萨迦派作为代理人，对西藏加强了行政管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萨迦派依靠元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在西藏的政教大权，互相利用，各得其所。前面曾说过，蒙古对西藏这一政策，是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以至阔端宗王，都是一贯的既定方针政策，阔端的不朽功绩，就在于将这一政策正确地执行了，胜利地实现了。就此而言，阔端胜利完成西藏地方统一于中央，功绩超过了前辈，不愧为一位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此评价我认为不会过高，胸怀大志指他对祖孙三代收服吐蕃、实现全国统一的宏大遗志铭记不忘。腹有良谋指他对统一西藏有明智的谋略和计划，并采取了正确而有效的办法。说他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实在配当个“家”，不像今日社会上这个“家”那个“家”多得能溢出来。
关于凉州会谈的深远影响，最重大者就是西藏自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了。后来元朝政府将西藏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行使管辖和治理。如“蒙古的薜禅皇帝（即忽必烈）治下有十一个行省。虽然吐蕃三区不足一个行省，因为是上师的住地和佛法弘扬之区，所以还是算作一个行省奉献”（《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49页，译自《萨迦世系》一书）所说，继元朝之后，中原各个王朝及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完全主权，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这一重大影响，实谓久远矣。
其次，元朝与西藏以宗教为纽带的政治联系，为后来各个中原王朝和历届中央政府所沿用。明朝也是旗帜鲜明的要利用藏传佛教“安抚吐蕃”，如“洪武初，太祖（即朱元璋）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传》）。永乐皇帝对具有实力的各教派首领，均赐封号，先后共赐封了三个大法王、五个王，还有许多大国师、国师、禅师等，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的直属官员，分别管理各自辖区的政、教事务。清朝建国之初，即封达赖、班禅两大黄教领袖以宗教和地方行政的职权。乾隆皇帝说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卫藏通考》卷首），也是清代的一项既定政策。关于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转世“灵童”认定，主持“坐床”等，历届中央政府也是一直沿承下来的。在此还应当强调的一点，就是藏传佛教从此将蒙、藏两大民族，以及蒙古、青藏两大高原，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共同的宗教信仰，使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联为一体，从而使中国北方、西北、西南得以巩固和统一，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得以加强和发展。
（《甘肃文史》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