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见皇上愁云顿散，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再次获得皇帝的恩宠。总领南巡事宜，可谓风光无限，于是向江南各地发出通知，言明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务必细心准备，并鼓励商人捐钱捐物，作为乾隆一路上的花费和消耗。虽然公文中没有强求，但既是皇上南巡，又是和珅的主意，当然要郑重其事。官员们都是些只管自己官位，不管百姓死活的人，谁敢怠慢，纷纷不惜工本大兴土木，惟恐哪里不能让皇帝如意。有哪些想趁此机会更进一步的官吏，更是大肆进贡，以其讨好和珅和皇帝，以谋得升迁。
于是江南官员上下送礼成风，他们当然不会掏自己的腰包，到最后，各种负担还是要转嫁到了百姓头上。而且，百姓们还要服徭役，出工出钱疏通运河，建造行宫，修葺龙舟，以供乾隆玩乐。江南景色一时间装扮的焕然一新。然而，在这无数美景的背后是人们对和珅和乾隆的极大不满和愤懑。
终于，心情愉快的乾隆开始南下巡视了，所经之处，一片莺歌燕舞，百姓纷纷跪拜谢恩，乾隆的自尊心、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非常满意。江南秀丽的景色也让他陶醉，心中不禁感叹，大清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在好不气派，得意之间又作诗多首，免不了自我表扬一番。
整个江南之行在和珅的精心安排下，乾隆几乎没动用国库一分一毫就圆满完成了，好诗文、尊崇文化的乾隆还到曲阜祭拜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向天下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仁德。乾隆将江南千百万百姓的血汗都当成了和珅的功劳，对他越发喜爱，更加器重他，任命他为户部尚书，把整个大清国的财政管理权都交到了和珅手中。由于乾隆行前就下了谕旨要求各级官员不得骚扰百姓，所以百姓都认为乾隆之所以会搞得这么铺张浪费，完全是和珅的责任，纷纷把矛头指向和珅，所以和珅的名声越来越差。最后，当嘉庆赐死和珅时，更是有人放鞭炮欢庆，就是这个原因。
和珅对百姓的指责当然了然于胸，但是他的宗旨就是：能够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信任，背多大的黑锅都能忍受，反正自己是得到了实惠。至于名声，那就顾不得许多了。
就这样，和珅“忍辱负重”多年，为满足乾隆帝奢华享用的需要背了不知多少黑锅，但他自己也获得了恩宠，趁机也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可谓一时春风得意，好不威风。
找准时机迎上意
大凡真想做事的人，都希望都希望身边的人才华横溢，甚至有很高的才华。皇帝更是如此，他希望能把交予大臣的事情如愿完成。但有才华者又不能锋芒过露，咄咄逼人，锋芒太露则易断，逼人急则自己也难周旋，“想出头，就不要强出头”，和珅就深知此理。
不强出头，自然可以降低损伤，和周围环境维持和谐的关系。每个人都为生活奔忙，都想有朝一日熬出头，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但这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和风险，在自我压力、环境压力之下，要逃出出头的自我要求是很难的。
首先，在自己的能力不济的情况下，勉强去做某些事。固然勉强去做也有可能获得意外的成功，但可靠性不高，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其次，自己虽然有足够的能力，可是客观环境却不允许。以上两种条件下若强力出头，必会遭受意想不到的失败。
所以，善于隐藏的和珅除了时不时显露些许聪敏外，更是不显露一点锋芒。和珅发迹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和珅刚到上虞备用处的时候，在所有侍卫中属于特立独行的人。与周围那些心如死灰、吃喝等死的八旗子弟不同，他上进心强，肯于动脑筋，因此颇受大家的喜爱。
有一次，乾隆有一个大规模的外巡活动，侍卫处的大部分侍卫都参加了，相比之下上虞备用处的侍卫显得微不足道。
乾隆欲巡幸河南，其目的是视察河务。古时所说的河务主要指黄河工程。黄河是中国第二条大河，它从中游即河南开封向东，所过之地尽属平原，由于没有峡谷峻岭的约束而经常决口改道。
清初，黄河屡次决口，河水自上而下横冲乱撞，使附近山阳、高邮、宝应、泰州、盐城、兴化、如皋等七州县饱受水灾，尤其是黄河因水流不畅，形成倒流直入运河，使漕运受阻。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因为清政府每年需要从东南运送400万石粮入京，以养活人口众多的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黄河的治理。
和珅随乾隆大驾一路来到山东，驾临曲阜，河督萨载、山东巡抚苏绩迎出几里地去。沿路更是百姓夹道欢迎。加上微风轻拂，幽香阵阵，鸟鸣雀跃，一片祥和气象。御驾所过之处迎驾百姓跪于道旁，口呼“吾皇万岁”，喊声惊天动地。
乾隆到达行宫后，稍事休息，即召见河督萨载、山东巡抚苏绩以示勤政。乾隆照例对河务、河赈、天象等一一过问。
萨载在下面更是谨慎地洗耳恭听，不敢有丝毫走神，回答问题也是恭敬有加，生怕皇上对他的回答表现出不满，山东巡抚也偶尔补充回答几句。
过了一会儿，领侍卫内大臣阿桂说有边报送来。一名侍卫从阿桂手中接过边报，走到乾隆眼前，恭恭敬敬地展开边报，让乾隆阅览。
乾隆暂时打断与山东官员的问话，仔细阅读起边报来。边报上并无重要的军事情况奏上，但奏明了有一名朝廷要犯从拘囚地脱逃的事。乾隆帝看到此处，不禁皱起双眉，脸现微怒之色，他将边报随手往侍卫手中一丢，目视前方，缓缓说道：“虎兕出于柙！”
乾隆说这句话时声音很轻，周围的大臣知道他说了一句话，但听不清具体是什么。阿桂、河督、山东巡抚以及离乾隆最近的侍卫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免心中紧张。他们担心乾隆刚才的话是有什么旨意要传达，要是这么重要的事没有听清，罪过可就大了。
“虎兕出于柙！”他的思绪好像仍停留在边报上，乾隆又缓缓地说了一遍，目光人没有离开手中的边报。
周围的大臣和侍卫这次都听清了，但却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敢随便插话。只有和珅知道，这是《论语》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是下了一道委婉的口旨，要查办这位要犯典守者的过失罪。照理，领侍卫内大臣应对这道口旨做出一种礼节性的反应，然后等有了空通知军机处拟旨查办此事，众人却毫无反应。和珅碍于自己的身份，更不敢随便在诸位高官和皇帝的对话中插话。
这样一来，大殿上显得十分出奇的静，大家因猜不透皇帝的心思而连大气也不敢喘，生怕殃及自己。就连阿桂也毫无反应，和珅不由得向阿桂望了过去。
阿桂虽然非常着急，可是苦于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敢出声，他向萨载和苏绩投去求援的目光，无奈这二位也是一脸迷茫、暗暗摇头，一脸的无辜。三位朝廷大员一向疏于读书，没料到乾隆爷会引用《论语》中的句子传达旨意。
阿桂虽然不知道皇帝意思，但是从乾隆脸上的怒容可以看出，定是边报上的事情引得乾隆不快，生怕与自己有牵连，一时间不免冷汗直冒。阿桂越想越害怕，顿时站立不安起来。
和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有心想帮阿桂一把，阿桂毕竟是他岳父英廉的好朋友，而且在挑选侍卫的前前后后，阿桂对自己很是照顾。
“虎兕出于柙！”乾隆见无人做声，于是提高了嗓门说了第三遍，这一次，他的语气非常坚决。阿桂、萨载和苏绩的脸上是又窘又急，他们都憋红了脸。和珅看了看周围的侍卫们，个个也是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看来，只有自己能解阿桂之围了。
于是，和珅不紧不慢、沉着地回答：“圣上是说典守者不能推卸其责任吗？”他的声音并不大，一来是从未在如此多的高级官员前说过话，二来怕惊扰了皇帝的思绪。
阿桂听和珅这么说，才恍然大悟，原来皇上是要他追究典守者的责任。他的心中非常感激和珅这当场提醒。看来，和珅是个明白孩子，长期以来对和珅颇的照顾没有白费。
乾隆见有人理解了自己的意思，终于舒展眉头，不免长叹一口气，朝廷大员竟无法理解《论语》中的话，实在令他伤心。他身为帝王，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这三句话都说出来，再解释给侍卫内大臣听。
乾隆见自己身边的一个小侍卫竟然能够自己的意思，颇为惊讶：没想到侍卫中竟有熟读《论语》者。乾隆示意阿桂询问这个侍卫的身份，阿桂马上向乾隆禀报说：“这是三等侍卫和珅！”
机会永远眷顾有准备的人，此言非虚。聪明的阿桂见乾隆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神色，便知道和珅这次出言很中皇上的意。这件事和珅既露了“脸”，又给皇帝以及阿桂等人解了围，不失为绝妙一着。从此，和珅开始平步青云。
咬定靠山不放松
和珅认为，自己在乾隆身上进行了巨大的感情投资，已然取得旁人难以获得的信任，自己和乾隆已经在一条船上，算是找到了终身的，若靠山不在了，自己也会随之完蛋。于是，他总是尽一切努力使乾隆仍然大权在握，从而保全自己。
《大清会典事例》中也有记载：“（乾隆）践祚之初，即焚香默祷上天，若蒙眷佑俾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载之数。”乾隆自己也多次表示：“回忆践祚之初元，曾默吁上苍，若纪年周甲，当传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今敬迓洪厘，幸符初愿，朕康强逢吉，九旬望衷，五代同堂，积庆延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也曾明确提到：“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为了使誓言兑现，这是乾隆要禅位的原因之一。另外，乾隆自觉在位六十年，各项事业都有进展和成就，功绩卓著。也算是对得起祖宗和天下百姓了。所以他余年就想实行训政，过上一段太上皇的生活。
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制度，历史上的太上皇也是因境遇有天壤之别而让乾隆顾虑重重。于是把准备让出皇位、归政于子的消息最先告诉了和珅。乾隆退位之事对于和珅来说，事关重大。于是他开始发挥其巧言善辩的功效，想让乾隆回心转意，至少要保留权力。
和珅为什么对乾隆禅位十分敏感呢？因为对和珅来说，失了乾隆这个大靠山，而新帝又不信任自己。自己的万贯家财、权倾朝野岂不是要付诸东流，官位、前途不明朗。因此，和珅本意极不愿乾隆退位，可是这会涉嫌妄议国事。于是，和珅忙上书一本：吾皇万岁，内禅大礼，合乎仁义，昭乎日月，前史之中虽多有所闻，然未见有多少荣誉，惟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方算是千古盛典，但考究尧传舜之时，在位七十三载，帝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又三十余载方行禅位之礼，当今我主，精神瞿铄，威风不减，定寿比尧舜，如此一二十载之后，再传位太子，也不为迟，况且四海之内，视万岁如父母，人心齐仰，如日昭昭，皇上御宇一日，四海即仁被一日，百姓感恩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愿皇上永护。
和珅本来就是乾隆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乾隆怕放权后自身难保，所以犹豫不决。他的这番话正中要害，不能不让乾隆想起历史上的几位太上皇的经历：唐太祖李渊被迫传位李世民，之后被软禁；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玄宗又不得不做太上皇。宋朝时，金兵南下，宋徽宗不得已才传位于太子。历史上的朝廷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名利场，权势的诱惑可以让任何一个人的心灵扭曲，所以禅位移交权力的下场可想而知。和珅这些话说得非常围满，是希望乾隆以此为鉴，知难而退，但说得又毫不刺耳，让人听来还觉得想得周到。最后，又说不仅是自己希望皇上不要退位，天下的百姓也都深感圣恩，乾隆继续在位是顺乎天意合乎民心之举。
和珅的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乾隆的虚荣心。于是，乾隆决定让位不放权，自己要做一个真正的太上皇帝。他还在乐寿堂前门内他自撰并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乐在人和，肯寄高闲规宋殿；寿同民庆，为申尊养托潘园。”自比宋高宗和明代官僚潘恩。不仅如此，他还仿效宋高宗的德寿宫起居注，乾隆决定也要做太上皇起居注。而且决定新皇帝登位后，朝廷上用嘉庆的年号，内廷依然用乾隆年号，也就是说，宫里是存在乾隆六十一年的说法的。
和珅利用乾隆有心继续秉持朝政的心理，轻易保住了自己的权势，并且继续把持权柄，地位没有丝毫动摇。和珅像太上皇归天之前把自己和新皇帝嘉庆的关系搞好，以期达到顺利交接的目的。所以他尽可能向新皇帝献媚取宠，希望成为两朝的股肱之臣。他想，只要有乾隆这个依靠，加上自己善于揣摩上意，应该不成问题，和珅计议已定，心里不免美滋滋畅想自己的光明前程。
一切安排妥当，乾隆于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发布上谕，将他要做太上皇的来龙去脉、内禅的步骤和训政的意图一并表达出来，只是把皇位让出来，但决不交出实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太上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和珅发布上谕：“明年降旨归政之后，凡内廷人等俱称上万万岁。”他的谕旨应称为“敕旨”。
有名无实的嘉庆帝登基了，但正如乾隆所说，他并未颐养天年，而是孜孜训政，毫不倦怠。乾隆虽然表面上是禅位给嘉庆，但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专制了。他说：“归政后，迅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凡事无巨细，嗣皇帝仍要向他奏报，由他来裁决，下达指令。并规定：“凡有善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太上皇帝并没有到宁寿宫居住，而是依然住在养心殿中，他仍一如往日自称为“朕”。嘉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没有行政权，没有用人权，更不能单独接见外藩和贡使，确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和珅见嘉庆对乾隆百依百顺自己的大靠山乾隆仍然勤政，并把一些重要事务交由自己办理，心中不免更加得意。同时也对自己佩服有加——自己这个考试可是没选错！和珅的部分目的还是达到了，也就是他的“后台”乾隆仍是大权在握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