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趣幽默悦龙颜
风趣幽默的言谈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这也是和珅受到乾隆帝欣赏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般位高权重的人都是老成持重、不苟言笑。而和珅却不同，他平生爱开玩笑，即“善谑”。昭裢在《啸亭杂录》中就提到和珅这方面的特点：“和珅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
“孙武子教演女儿兵”就是我们常说的“孙武练兵”。在春秋战国时期，兵圣孙武在吴国向吴王夫差展示自己统军作战的才能，吴王夫差不信，开玩笑说他能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论训练宫女，孙武说只要纪律在，什么人都可以训练成上阵杀敌的勇士。夫差就命孙武以宫女代替士兵列队操练。孙武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孙武不管宫女的好奇和嬉笑打闹，认真宣讲操练要领。宣讲两遍后，宫女仍然不听从号令，队形大乱。孙武便不顾吴王夫差的求情，下令斩杀了两个队长。然后又下令操练，宫女们的动作就完全符合要求了。孙武凭此征服了吴王夫差，成为吴国的军师。和珅把参加演礼的内外大臣称为女儿兵，自是为了活跃气氛的玩笑话。
不仅如此，和珅在军机处值班时，喜欢和自己的同僚开玩笑，拿别人开心。有一次他看见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王杰在军机处认真值班，便有心捉弄他一番。和珅凑过去拉起王杰的手摸来摸去，嘴里还夸张地发出赞叹：“你的手真是又白又嫩啊！”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却让人听了不舒服，好像有意要说王杰的手像女人的手，这在封建时代是侮辱性的言行。王杰素来看不起和珅趾高气昂的样子，加上和珅贪财爱财的名声在外，便嬉笑着回敬了他一句：“我的手好是好，但就是不会捞钱啊！”。结果和珅一听就铁青着脸走开了，自讨了一个没趣，这算是他玩笑不成功的例子吧。
其实，大臣同朝为官，相互之间开玩笑是很正常的事，还能与同事保持和谐的关系。他同当时的许多文人、学士，如纪昀、刘墉、朱珪等都是善于开玩笑的人，关于他们这方面的记载也不少。
纪昀负责《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他经常手持一杆大旱烟袋锅，一边抽烟一边写书。有一年夏天，天气炎热，他便脱去上衣，赤膊上阵。不巧乾隆帝来视察，他来不及迎驾，只好随手拉一块布裹在身上，钻到桌子底下，不敢衣冠不整地面君。谁知乾隆帝看到已经写好的《四库全书》非常喜爱，便顺手翻看起来，迟迟不离开房间，弄得纪昀在桌子底下非常难受，又不敢吱声。好不容易乾隆帝离开了房门，纪昀便慌忙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嘴里还抱怨地说：“老头子终于走了！”不想这句话被出门不远的乾隆听见了，又折返回来。纪昀知道躲不过去，只好急忙穿好衣服，连连向乾隆帝谢罪。乾隆帝见他对《四库全书》非常负责，心情好，非要他解释“老头子”三字的意思，否则不予恕罪。纪昀知道这是乾隆在试探自己的才学，心中不免得意，于是张口就来：“万寿无疆为老，顶天立地为头，父天母地为子。皇上，您难道不该称为老头子吗？”这一说却把乾隆帝逗乐了，哈哈大笑，转身回宫了。
时人朱珪也采取的是滑稽自容。他晚年喜欢闭目养神。他的门生、部下看望他，他总是倚靠着桌子坐着，用拐杖支着脑袋，随时准备青色手帕一块，以便及时擦去眼睛里的污秽之物，总是眯着眼跟人开玩笑。翰林院有一座纪念昌黎的文公祠。曾以前辈翰林吴鸿代替文公，以资取笑。有一年他主持祭孔典礼后路过文公祠，在轿子中就对着外面拱手行礼：“老前辈有礼了！”引得旁人大笑。
有一年除夕，他的门生姚元之前往问安，朱珪还在那里拄着拐杖发呆，见弟子来了，就举起胸前的荷包说：“可怜这里空洞无物，不能给你一文钱的压岁钱。”刚说完，仆人来报：“有门生送银子三十两”。朱珪刚说过不给姚元之压岁钱，所以干脆不认：“这几个人太呆了，我从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拿这些钱财打水漂啊。”性情中人的言语举动跃然纸上。?
洪亮吉的笔记《江北诗话》中记载这刘墉的这样一件事：刘墉在外多年任职，终于入京为官，“时和方炙手可热，文清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一天，他在军机处吃饭，同僚中有人追忆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笑嘻嘻地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周遭同坐之人为之喷饭。
我们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玩笑都以自损来达到自保的目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乾隆的高压统治下的官员面貌。与他们不同，和珅的说话方式和语调很对乾隆的口味。所以他常常趁机在皇帝面前也表现一把。有一次，安南国王向乾隆进贡一座金狮象，和珅先接过来准备转交给乾隆，他发现底座是空的，故意很认真地说：“惜其中空虚，不然可得黄金无算也！”逗得乾隆帝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老年的乾隆，有和珅在身边不时地说市井幽默之语，人便感到轻松，往往龙颜大悦，难免会越发依赖和珅。
给皇帝买名立“德”
和珅之所以能在乾隆面前获得无上的恩宠，在于他处处为乾隆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换取好名声，替乾隆立“德”。这对把名节看得很重的乾隆来说恰如锦上添花。乾隆六十年（1795年），年迈的乾隆决定发布谕旨，诏告天下，大意是他要禅位于嘉庆，自己做太上皇。于是，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开始准备第二年元旦的禅位归政大典。
因为禅让的典礼没有可参考的历史依据，如何办得隆重、应严并显示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珅伤透了脑筋。和珅更是费了一番脑筋。这么大的仪式肯定要辅之以相应的活动、宴会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其中最让乾隆满意的是和珅提仪的“千叟宴”。
“千叟宴”就是要召集官员、缙绅中七十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古语有“仁者寿”，众多白发垂髻的老者济济一堂，共叙君臣之谊。既可以体现出乾隆的年高德勋，又可以表明四海升平、百姓得长寿的欢庆场面。
正月初四，千叟宴按照和珅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如期举行。声势非常浩大，朝野反应热烈。单凭这一壮观的景象，就为乾隆赚足了人气和逢迎之词。和珅的这一动作，为乾隆赢得了天下盛誉，让乾隆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他更是放心。
乾隆一生喜欢大手笔，他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他决定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书的“功德”。他模仿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以致明代的《永乐大典》的体例，编纂一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 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 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这套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初步完成，共经历了十年，为了郑重其事，负责《四库全书》馆的总裁绝不仅要是饱学之士，更要能够对书籍的人选与否、版本的择定等一系列事务作出决定。此事非饱读诗书、泛览经史的大学者不足以担当。总裁官几经换人。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受命担任总裁，当时的档案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着充一四库馆正总裁。钦此。”和珅的学问当然会受到人们的诟病，不过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向来唯乾隆马首是瞻。所以和珅办起事来理所当然非常重视此事。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加上学富五车的纪晓岚把关，可谓是完成《四库全书》的黄金搭档。
和珅在担任正总裁后，常常对书本的内容审核比较严格，多次上书建议乾隆严加查缴书籍。对有违障、悖逆之词，对皇帝不敬，对大清不利和有反清复明口号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即使是编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其中的很多也做了大量的删削或修改，将所有对朝廷、对皇帝不利的词句一律加以修改、删除。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的各种图书，都是经过修改后对大清有利的洁本。
无论如何，乾隆修《四库全书》是功大于过的。《四库全书》确实为乾隆的业绩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一直到今天，《四库全书》还被人经常使用。和珅在其中确实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为乾隆的这一盛世之举除了力。
和珅一生在文化上的贡献很多，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总裁外，还负责修订了很多图书，如《开国方略》、《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热河志》、《石经》、《大清一统志》等，为乾隆在文学方面的历史功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和珅这些在影子里支持乾隆的行为，确实让乾隆心满意足，为皇帝的德行立下大功，同时也体现出和珅为人乖巧，善于笼络人心的积极一面。
有备无患施麻醉
所谓世事无常。即使深得乾隆宠信的和珅，在皇上面前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会被斥责和怪罪。不过和珅在这种时候，总会提前给皇帝来一碗迷糊汤，使乾隆不知不觉中就站在他的一边，加上和珅痛陈自己的过错，保证下不为例，况且皇帝对自己向来宠爱有加，并无真心要惩罚。于是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和珅遭遇的几次险情，无一不是如此。
每当和珅被皇上斥责的时候，他总能找到不同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有一次，乾隆派和珅到甘肃去调查当地捐监的实际情况，和珅向来是个欺上瞒下的高手，他到了甘肃之后，整日花天酒地，大肆收受奇珍异宝，根本不体察民情，对当地官员虚假上报、行为不轨的举动也是视而不见。从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和珅，就向乾隆递上了一份详细的奏章，把甘肃的官员们大大夸奖了一通，乾隆对此也没有表示怀疑。
但是，后来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的起义，乾隆派阿桂领兵前去镇压，阿桂到甘肃后，才发现事实真相，将捐监的实情禀报了乾隆，乾隆知道实情后，当面质问和珅。
谁知和珅早有准备，他镇定地对皇上说：“奴才到达甘肃之后，确实细细核对过府库账目，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实之处，现在想来，一定是奴才无能，受了蒙蔽，那些粮仓肯定做了手脚。”乾隆自然不信他的这份辩解，追问他是否受贿？和珅装一脸无辜地说道：“奴才确实收下了勒尔谨送与的四颗宝石，那是因为这几颗宝石异常夺目，是稀世珍品。奴才想，只有公主才能配得起佩戴，奴才这才收下，现在已经送给公主了，请皇上明察。
奴才当时太过自大，被甘陕的官员稍一吹捧，就有些飘飘然了，被他们的假账本、假仓库蒙骗了双眼。肯请皇上治奴才不察之罪。”说完，双膝跪倒，泣不成声。乾隆本来就无心治他，看此情景更是不忍，心想：和珅讲的也不无道理，想必是那些奸猾狡诈的地方官，看他年轻气盛，有心捉弄于他，他又初次办案，没有经验，被人蒙蔽也是有可能的，既是无心犯过，就不能全部怪罪在他头上了。这么大的一桩案件，就被和珅的三言两语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由此可见，和珅善用麻醉剂的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它的妙用就在于抢在事发之前，先在乾隆面前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假象，要么自己早就发现了别人举报的案件，要么自己就是被人蒙在鼓里，反正不知者不怪罪，这样，重大的责任就可以推脱干净了。剩下的类似不察之罪的小过失则不妨应承下来，不但不会有什么损失，反而能增进和乾隆之间的信任。
和珅的管家刘全，在和珅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在和珅穷困潦倒时也不曾其他而去。和珅发迹后，刘全经由各种途径，也积攒了大笔财富。于是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不免奢侈起来，他在家中大张旗鼓地建造了一个管家身份不应有的大院子。况且一家人出入所用的车马规格也超出了管家的范围。很多人碍于和珅的情面，睁一眼闭一眼，不做计较。但是御史曹锡宝却是个认真地人，他经过一番调查，向乾隆呈递了一份奏折，弹劾刘全用度逾制，并想通过这件事杀杀和珅的威风。
和珅对此毫无准备，等他从曹锡宝的同乡吴省钦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他派人找来刘全，命他火速把家中一切不合规矩的东西统统销毁。连夜拆掉房屋，处理掉豪华的出行车马，转移、销毁不应穿戴的衣物。
等到刘全一切处理停当后，他立刻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他听说曹锡宝弹劾刘全的事以后，非常气愤，马上责问刘全。刘全矢口否认有这些不轨之举。并称自己虽然平素难免有过失，但是对待家人却从来十分严厉。家人还常常因生活过于俭朴背地里埋怨过他，所以从没发现有过奢侈豪华之事。那刘全即使果真如曹锡宝所言，多有逾制之举，恐怕也是私下里的个人行为，并没有招摇过市，况且自己忙于政事，对刘全的所作所为并不清楚。这样一来，一方面趁机把自己家风严厉，不事奢华的事让乾隆明白，同时也为自己开脱：既然他平日对家人甚严，那他的家人应该不会胆敢在外招惹是非；再者，他没有说明白刘全到底有没有违制，这也为开脱刘全做好了铺垫。
乾隆本来觉得事情就不是特别大，听了和珅的话，马上就信以为真了。最终，曹锡宝以曹锡宝未明查即诬告他人的罪名被革职查办。乾隆在裁决书中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证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在和珅的能言善辩面前，乾隆失去了往日的明查，被他的麻醉剂弄得是非不明，不辨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