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英国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封建王朝，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1653年，取得革命胜利的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成立了以克伦威尔为护国主的独裁性的护国政府。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以查理二世为首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原来对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感到不满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此容忍了。查理二世上台后，虽然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最终目的仍然是在英国恢复封建贵族势力的统治。因而，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和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国会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1672年，查理二世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表面上是准许国教徒和天主教徒信仰自由，实际上是在着手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
从亨利八世起英国的宗教改革就逐渐开始激进。先是成立英国国教，脱离天主教；后是出现清教，反对国教，并要求彻底清除天主教的残余和影响。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而进行的。现在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日渐反动起来，在宗教改革上也出现倒退。因此这个宣言引起了新贵族的恐惧，因为一旦天主教的政治地位恢复，他们必然要归还过去获得的教会土地。在国会强烈反对下，查理二世被迫取消了“宣言”。
1679年，国王与国会又因王位继承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查理二世没有后代，便决定由他的弟弟詹姆士作为法定继承人，但詹姆士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遭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反对。5月间，国会提出《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在讨论这个法案时，国会内形成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帮派。这是世界近代史上出现最早的两个政党。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拥护排斥法案；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封建势力的利益，反对排斥法案。查理二世不但不接受排斥法案，并且还在1681年接连解散两届国会后，拒绝召开新国会。他下令焚毁具有革命倾向的著作，大肆迫害辉格党人，全国笼罩在一种反动气氛之中。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这位疯狂的天主教徒更是肆无忌惮地公开推行恢复天主教会的计划。大批的天主教徒被他释放，并且他还起用天主教徒担任军官，在宫廷中公开举行天主教祈祷仪式，调遣大军驻扎伦敦城外，专制统治更加变本加厉。1687年4月，他继查理二世再一次发布《信教自由宣言》，废除反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法律，并且在教堂中宣读这个宣言，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主教一律逮捕。为了向人民强制推行他的意愿，他又向大学开刀，因为大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总是社会最先觉悟的一部分。尤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国的最高学府，聚集着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同时也是清教徒的聚集地。他首先强迫牛津大学设置一个高职位，由他选定天主教徒来担任，要逐渐把控制权转到天主教徒手中。然后又向剑桥大学当局下达了一道敕令，要求校方将文学硕士学位授予一位叫做奥尔本·弗朗西斯的天主教神父，并请他作为剑桥大学校理事会的成员。这种明目张胆地向大学的施威，违反硕士学位授予规定的做法，当然不会被校方接受。如果校方接受了这一威胁，无异于把整个大学拱手让给了天主教徒。惧于国王的淫威，剑桥大学副校长约翰·潘切尔博士委婉地谢绝了。
由于自己的意志受到违抗，詹姆士二世勃然大怒，他立即下令让副校长到威斯敏特皇家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剑桥大学评议会选出八名代表陪同，其中就有牛顿。他决心忠于大学的事业，决不屈从于国王的意愿。担任法庭庭长的皇家法官杰弗莱爵士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在法庭上他大吼大叫，逼迫剑桥大学服从国王的旨意。副校长潘切尔博士是一个忠厚而胆小的学者，他被吓得说不出话来，而其在接受神职时宣誓服从王命，因而也不能申辩。只有牛顿不是神职人员，并且他决心维护大学，因此勇敢地站出来同法官辩论。利用了经皇室批准的大学宪章：凡是取得剑桥硕士学位的人，必须宣誓效忠大学，否则便只能获得荣誉学衔；荣誉学衔无权在理事会任职。牛顿很清楚奥尔本神父决不会接受宣誓的，因为一旦接受了宣誓，效忠大学则不能效忠天主教，这对天主教徒来讲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果然奥尔本神父不愿意宣誓。法官除了暴怒和谩骂之外，也毫无办法，只好将代表们逐出法院，最后狂叫道：“你们这批自称是教士的家伙，给我滚回去！记住《圣经》上的话，走你的道路，不要再犯罪，否则最坏的灾祸会降临在你们身上！”
尽管副校长潘切尔博士受到了撤职的处分，但是，大学毕竟战胜了国王，正义战胜了邪恶。至于伊萨克·牛顿，虽然在法庭上遭到一顿辱骂，但他用智慧证明了，愈是穷凶极恶的家伙，愈是虚弱，因为他们不是凭正义和事实去说服人，穷凶极恶只不过是表面的强悍，而他们的实质是虚弱的。对所遭受到的辱骂牛顿只是付之一笑，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这时的《原理》已到杀青之时，准备付印，他根本没有时间来计较这些小事情，因此，回到剑桥以后，他就陷入清样稿的海洋之中，很快这件事就被他忘记了。
剑桥大学却没有忘记这件事，是牛顿在大学最危难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维护了大学的正义和尊严。耗费了巨大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传世之作《原理》。
《原理》出版后不久，哈雷发现这位巨人已是精疲力尽了，因此劝他暂时脱离科研工作，静心休养一段时间。经过多次督促，牛顿终于接受了朋友的劝告，准备休养一段时间。
这时的英国社会革命已经走向最后阶段。1640至1688年英国革命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1689年，国会选举新议员，由于牛顿在奥尔本事件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校方的尊敬和感谢，被校方选为代表剑桥的国会议员。在四十七岁的时候，离开剑桥，来到了伦敦。被选为国会议员之后，虽然走上了从政之路，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政。因为作为一个学者，牛顿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养成了一种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再加上他在政界中并没有担任具体的职务，对一些政务工作也不怎么了解；还可能是由于他的性格内向，原本就不爱说话，奥尔本事件中的勇敢是出于义愤，因此他在议会当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然而，伦敦的社会场景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活内容，也带来了“新观念”，他的思想开始慢慢改变。他不再总是一个人蹲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者坐在书房里写作。他交往的人多了，并且经常被邀请出席皇家学会会议，和老朋友聚会，和新朋友结识。还接触了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其中包括王公大臣、皇亲贵族、政府官员。
自从牛顿发明第一架反射望远镜开始一直到《原理》出版流传，他在英国科学界已经非常出名，在社会上也有些名气了。虽然牛顿为英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在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名气，可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牛顿无法过上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
不管怎样，随着牛顿在伦敦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交往的频繁，他的应酬变得也越来越多，他在伍尔索普家乡的弟妹们以及亲戚朋友以为牛顿进入了上流社会，纷纷伸出手来希望他接济；而牛顿又是一个本不看重钱财的人，因而每次都慷慨解囊。但是这样一来，他的财政就出现了危机。在任国会议员期间的主要收入仍然是教职收入，他还没有辞去卢卡斯讲座教席，他还需要经常回到剑桥大学去讲课或者做研究工作。当时他的年薪收入约二百英镑，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笔收入是可观的，但是要拿到上层社会去，却是捉襟见肘。只有到这个时候，牛顿才感到了钱和地位的重要。
1696年春，牛顿进入造币厂，而此时造币厂已是危机深重，造币厂上面的两层机构也面临危机。因重铸货币，造币厂已是竭尽全力。相对来说，造币厂只是财政部一个次要部门。为了应付英法战争招致的巨额财政需求，财政部一方面费尽心机制定临时措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组建新的机构。英国以及它所体现的光荣革命结局也是岌岌可危，其命运还得看财政部的努力结果，但能否满足战争的财政需求仍然是个未知数。假若财政需求无法满足，假若随之导致国家破产，无须等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次复辟，光荣革命的结局无疑会化为乌有。对于政府及其面临的巨大危机而言，牛顿的介入不过是一个立志革命的英国人所表现的关注而已。
货币危机已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令人无法容忍，并因此导致财政危机。而减轻货币危机使牛顿整整忙了两年多时间。银币的损坏也很严重，当时任财政大臣的查尔斯·蒙塔古是牛顿的朋友，他领导的政府开始考虑重铸货币，以此作为惟一有效的解决办法。
1695年，政府不拘形式，广为采纳各方建议。由于此类事务没有一个公认的由专家组成的管理机构，摄政委员会决定请教知识界一些名流和伦敦主要的金融家。作为被请教者之一，像大多数人一样，于1695年秋季做了答复。他的短文的题目是“论英国硬币的改良”。复函者看法普遍相同，牛顿也是如此，赞成有必要重铸货币。1696年1月21日议会最终通过了重铸货币的议案。翌日，首批货币即在财政部被熔化。如此说来，早在牛顿被任命为铸币厂督办以前，就已决定重铸货币并开始付诸实施了。同样，牛顿在重铸货币方面的意见并没有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而且这一政策与牛顿的建议还有点不同。无论怎么说，牛顿对于重铸货币不负任何责任，他承担的责任是将货币重铸这一任务进行到底。
5月2日，他已准备就绪，在造币厂宣誓就职，这样的特殊宣誓是对所有造币厂员工的共同要求。四天之后，牛顿和厂长汤姆斯·尼尔及其负责货币重铸工作的助手一道，签署了他写给财政部的第一封公函。决定亲自投入重新铸造货币的工作，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造币厂督办大可不必这样做。按照1666年就已实施的造币厂章程，实权由厂长和工人掌管。而牛顿的前任督办都将这一位置视为闲职。
若干年后，成为哈利法克斯伯爵的蒙塔古总是说，若没有牛顿，他无法推行货币重铸工作。蒙塔古提出任职建议时，督办已成为闲职。蒙塔古在信中称，这一职位值五六百英镑（有意夸张），且事情并不太多，无须你花费多少精力。
对蒙塔古的动机我们只能做些猜测。17世纪80年代，蒙塔古在三一学院时就成了牛顿的朋友，当时他的堂兄是院长。蒙塔古这样做也许仅仅为了迎合并满足朋友的愿望而已。然而，英国政治通常的运作方式并不是以友情为基础，荫庇的确是权力的精髓。蒙塔古也不过刚刚爬上一个权力显赫的位置，他是不太可能将督办职位这样的熟桃子随意送人的。众所周知，辉格党派的做法恰恰相反。那么任命牛顿出任这一职务，蒙塔古可望获得什么好处呢？大多数督办都是议会议员，他们与其他位置相当的官员一样是支持政府的。但至少就牛顿的情况而言，我们不能指望他会百依百顺。牛顿早已明确阐述了他的观点。而且，他曾经竞选过一届议会议员并获成功。据三一学院的管理手册记载，牛顿于1698年在学院呆了半个星期，他参加当年竞选的投票情况保存了下来。由此可以推测，牛顿在进行游说，以争取参加未来的竞选。至少在下一届竞选中，也就是1701年他返回时，牛顿是这样做的。1702年，牛顿仍十分看重竞选，以致于1705年他再次参加竞选，但这一年他竞选失败，也为他的议会生涯划上了句号。当蒙塔古主动提出这一并不需要耗费牛顿多少时间的职位时，并没有考虑牛顿的需要，牛顿是想要逃避学术活动，蒙塔古也没有想到牛顿做事决不会半途而废。从一开始，牛顿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货币重铸工作之中。但是，厂长汤姆斯·尼尔却是个政治冒险家，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利可图，他都插手，从美洲殖民地的邮政服务到为人们易于接受战争税而卖彩票。这位厂长太分心，无法给货币重铸工作以必要的关注。当牛顿到职时，货币重铸工作形势严峻，这样也就加剧了1696年的危机，因为战争的重负几乎将革命政府逼近崩溃的边缘。造币厂也需要尽其所能，找到坚强英明的领导。牛顿给造币厂提供了他的一切。牛顿曾为哈雷在切斯特造币厂谋得一个职位。令人颇感启发的是，哈雷曾抱怨说，这种工作充其量是一件苦差。不过，牛顿非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怨言，而且还竭尽全力将此职位变成终身职位，而别人担任这一职务一般都是暂时的。
霍普顿·海恩斯是造币厂的一位职员，牛顿是他的庇护人。海恩斯在关于货币重铸工作的回忆录中声称，牛顿在数字方面的特长使他立刻就弄懂了造币厂的会计制度。毫无疑问，海恩斯是正确的，但牛顿的天赋并不仅仅局限于弄懂账目。牛顿生来就会将事情分门别类，使之井然有序。对于需动用智力的任何一项新工作，牛顿第一步就是编制索引，帮助他组织有关的知识。这一习惯在造币厂又帮了他的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