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那么，佛罗伦萨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史》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被布克哈特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的共和制城市密切相关，因为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的最多的发展形式与佛罗伦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第72页）。由此孕育出了一批当时享誉欧洲的历史学家，如乔万尼·维兰尼、布拉乔利尼·波吉奥、列奥那多布鲁尼、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等。不过，“在所有意大利人文史家中，对西洋史学贡献最大、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最深者是两位失意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台湾环球书社，1982，第86页）。
马基雅维里本来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为什么尔后他又成了历史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撰写《佛罗伦萨史》？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完成了《史论》后不久，命运之轮忽然有了转机，1520年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佛罗伦萨史官，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这无疑为他撰写此书提供了可能。二是在他看来，过去的佛罗伦萨史学家著述的《佛罗伦萨史》很不理想，这些史学家在阐述佛罗伦萨的历史时，往往关注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佛罗伦萨已经作古的前辈。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能直笔详述佛罗伦萨内乱的党派纷争的史书，以使公民通过了解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参见《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三是马基雅维里平生的抱负是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不料宦海沉浮，仕途受挫，他只好将其政治理想和热情倾注到著述中去。可见，他写史的终极原因，还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对此，有人评论说：“他希冀以历史的教训，用罗马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局面。”（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页）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他才写出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了也拍手叫好的史学著作，如马克思在评价《佛罗伦萨史》时，认为它是一部“杰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4页）。
《佛罗伦萨史》共分八卷。它从追溯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开始，写至1492年，即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逝世为止。该书除以佛罗伦萨城史为主之外，也包括全意大利的历史。该书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作之一，它无论从布局谋篇，还是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都有较明显的人文主义史学特征。
《佛罗伦萨史》乃马基雅维里受美第奇家族的朱利奥委托而写。委托者意在借大手笔美化佛罗伦萨的历史，为自己的家族树碑立传。但马基雅维里却立意探索佛罗伦萨衰微原因，这就决定了他对佛罗伦萨的历史不是美化的。该书导论展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意大利和佛罗伦萨一度拥有过的独立自由和繁荣昌盛，又以凌厉的笔法记述了意大利和佛罗伦萨怎样在一步步分裂中丧失掉这一切。其中要昭示于人们的是：无论对整个意大利还是对佛罗伦萨来说，都因内部分裂由盛而衰，丧失自由而沦落。全书主体部分详述的则是佛罗伦萨晚近一百多年历史。作者怀着深刻的痛苦讲述了这期间的悲惨故事：分裂不断重演，最终把这个共和城市推向由一个家族控制政府的僭主政治，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围绕分裂导致国家和城邦的腐坏和衰败这一教训，马基雅维里着力于剖析分裂原因和探索克服分裂的道路。他指出，教皇权力世俗化是分裂的重要外部原因。他异常尖锐地揭露了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争夺世俗权力的斗争对意大利和佛罗伦萨的危害。但着力最多的是剖析佛罗伦萨分裂、动荡的内部原因：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毫无节制，动辄你死我活，并不断衍生新宗派。正是在剖析这些问题时，他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思想。在他看来，贵族和平民之争正常而有益，应成为立法的基础。但佛罗伦萨未能如此，双方总是走极端，破坏力量的均衡。1343年，贵族彻底失败，胜利了的平民总想给对方最后一击，把贵族逼入绝境。法律不是在双方争吵基础上制定的，而是胜者单方面制定的。这种法律着眼于派别私利，不具有超越派别分歧的公正性，不仅不能约束派别冲突，反而不断造成新的帮派和内乱。这里，他已触及到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律的核心观念：政治权力由各阶级共享而不是一个阶级独占；法律只有产生于各社会政治力量的斗争、妥协基础之上，才可能是公正和有益全社会的，否则，法律将沦为帮派工具。帮派性质的立法随心所欲且具有自私的排异性，必导致失败者铤而走险。马基雅维里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明不公正的立法导致无休止的分裂与动荡。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虽然他深信人性邪恶，但认为人们的恶意可以借助良好的法律来克服。时代变了，法律也该有相应变化。但首要的是废除基于派别私利的法律，以“能满足公民自由所需求的新原则来取而代之”。这就不仅重申了法律必须力戒狭隘的宗派性而应基于公共利益，还提出法律须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在进一步阐述法律作用时，他提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念：良好的法律使国家命运不会岌岌可危地系于掌权者个人的品德和去留上，而是为政权稳定、社会繁荣提供了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
马基雅维里在这些论述中灌注着对“好政府、好法律”的热切诉求。他相信，只要有好政府、好法律，佛罗伦萨仍有希望追踪古代雄风，成就伟大事业。好法律的含义已如前述。好政府则指因受到制约而保持团结的政府。他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只是在受到敌对一派牵制时才能保持团结。一旦敌对的一派势力被消灭，政府由于没有反对派的约束力量，无法无天，于是就分崩离析。”这里，他先于启蒙思想家两百年就指出，人的天性易受权力腐蚀，手中权越大越要滥用。握有不受制约的大权的人，常把权力用于对付他们怀疑会威胁其权力的人。在他看来，只有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混合政府才能保持制约力量。相反，贵族统治总是走向暴君专政，平民政权又总是沦为暴民政治，无论哪一种，都是自由城市的灾难。两种排他性统治使全意大利到处有佛罗伦萨被放逐的公民。
在展开关于保持政治力量均衡以及混合政府的观点时，他还表达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思想：一个城市或国家有不同阶级的分野是健康和有益的，消灭了阶级分野的则是病态的，不同阶级共存，能以彼此长处相补充，共同构成社会的美德。他拿古罗马与佛罗伦萨比较，指出在罗马，平民和贵族都可担任政府公职，使贵族特有的优点对平民起到有益影响。但在佛罗伦萨，胜利的平民剥夺了贵族参政权。贵族为重获部分权力，在举止言谈、思想认识、生活方式上都向平民看齐。结果，“原有的军事才干和豪放的感情也随之化为乌有”，“于是佛罗伦萨日益消沉、丧失体面”。关于这一点，他在写来自那不勒斯的雅典公爵趁佛罗伦萨内乱而成为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时，有发人深思的记叙：正是平民把这外来暴君拥戴成佛罗伦萨的终身君主。公爵上台伊始就废弃法律、纲纪和一切合理制度。在完善他的恶劣制度时，始终伴随着暴力和血腥。他以放逐和极刑消灭有远见、有独立思想的人，同时又以小恩小惠拉拢社会最底层。当各阶级忍无可忍举行起义后，又是最下层平民中许多人站在公爵一边，手执武器，与起义者对抗。这一情景，与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上台很有相似之处，它昭示了，群氓往往成为暴政的社会基础。
马基雅维里厌恶暴民政治，也同样反感贵族和富豪的骄奢淫逸。他以同情态度探寻了14世纪梳毛工人起义原因，无情揭露了富人对工人的压榨，并借工人领袖之口道出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犯轻罪往往受到严厉惩处，犯大罪重罪却往往得到奖励。”就是说，许多人的富有和荣耀，不过是成功的罪恶。这种观察入木三分。
写佛罗伦萨史，美第奇家族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为了既能自保又不悖于诚实，他采取了一种奇特写法。他以最热情的语言慷慨赞扬这个家族从15世纪初以来的几个代表人物，说他们豁达大度、乐善好施、热爱和平、避免战争、谦逊虔诚，等等，不吝笔墨。但同时又巧妙揭露了他们如何一步步把共和国变成囊中之物。共和国在人民的麻痹中走向家族统治。当发生反美第奇活动时，起事者高呼：“人民”、“自由”，却孤立无援。马基雅维里痛心疾首，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写道：“因美第奇家族家财万贯，慷慨大方，‘人民’对他们的吼叫充耳不闻，至于‘自由’，佛罗伦萨人根本不知其为何物。”他揭露，在美第奇家族控制下，官员不再独立，又不存在反对派的制约，政府可以放手收拾这个家族的敌人，无论敌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真实的还是假想的。在他笔下，这个家族最隐秘的动机暴露无遗。他希望人们吸取的教训是：为了维持政治自由，必须保持持久的警惕，“不要叫任何一个公民篡夺它的主权”。
马基雅维里声称自己作史是建立在经验与事实的基础上，力图弄懂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发生什么，这种求实的、实证的态度，对人文主义史学而言是一大创建和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已完全具备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在对待事实上，他也显示出漠视事实准确性的人文主义通病。马基雅维里在编撰史学的方法上，之所以会出现虚构演讲辞的情形，除了他仍未跳出历史是修辞学的圈子外，他本身对历史事实重要性缺乏认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在《史论》中曾经指出，历史事实浩淼无垠，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再完全获得的。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使得他在研究历史时不加辨别地采用史料，甚至虚构史实。
2. 历史为政治服务
为实际政治斗争而著述，为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是马基雅维里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马基雅维里之所以主张历史要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他原本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国家的统一和兴盛是他平生的抱负和愿望，他长期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在政治与历史的态度上，必定主张历史为政治服务；二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政治启导功能，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才有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马基雅维里主张研究政治必须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他研究政治，不是通过探讨统治者应该如何来研究政治，而是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并经过“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来进行研究的。他写道：“我的目的是想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现象方面……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此段话我们可视为马基雅维里研究政治的宗旨。从这段话我们也不难推论出，他声称要从经验事实出发来研究政治，所以，他必定要借重历史事实，而借重历史事实，他又必须要研究历史。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治家提供丰富的政治实例。《君主论》和《史论》就是这类为政治家提供政治实例的著作典范。在这两部著作里，超越了传统道德和政治信条的政治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君主论》看，该书所用的事实几乎全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代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竭力深入探讨这个课题，讨论君主王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马基雅维里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例如，当他论及君主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时，他以历史上的伟人顺应时代成功的实例进行论证，认为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他们之所以能开创伟业，成为功垂千古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在依靠自己的才智的同时，也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象。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该书始终专注于为君主统治提供大量的从古到今的实例上，目的在于使那些有识别力的君主从中甄选出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在《史论》中，他先对政治现实作广博的观察，经过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来证明其结论。如当他注意到物质利益是国家的重要基础便援引古代罗马事例来说明，认为罗马贵族总是不经过特别反抗就把自己的崇高地位让给人民，当问题涉及到财产时，他们就如此顽强地保护自己，以致人民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此外，马基雅维里以古罗马的“混合政府”来证实共和制的优越性，以法国、西班牙的君主制实例来论证意大利建立君主制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史论》也是一本为政治家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实例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