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君主论》和《史论》作为政治著作，马基雅维里在这两本书引用古今实例来证明其政治观点和主张，还不足以证明他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史》从前言到内容都明确地显示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则完全可以证实马基雅维里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他在《佛罗伦萨史》前言中指出，他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和历史两重性质的任务，他将此任务主要概括为叙述城邦内部斗争，其目的在于教育公民和君主。尽管《佛罗伦萨史》作为一部通史体裁的史书不允许作者挑出一个个事例进行分析，以引发一长篇政治评论。但他始终如一地遵守前言中的允诺，密切注视佛罗伦萨内部事务，一有适宜于以事例来论证政治观点的地方，他便尽可能地发挥和运用，从他叙述的内容看，多为他感兴趣的与建立和维护国家统治有关的题材。这不仅显露了其政治家的本色，而且也表明马基雅维里写史的目的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用历史实例证明政治原则，从现实经验中抽绎出政治行为准则，这种做法使“历史事实不是淹没在直接的历史场景中，而是变成了一股创造的力量”。马基雅维里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现实政治与古史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了对当前事件的注解。在他看来，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人文主义史学家对原则的辩护和解释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基雅维里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是显而易见的。他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从人本史观出发，根据经验观察研究人及其活动，打破了前人那种根据愿望或如同教会那样，按先定的模式和规定来写史的传统方法，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重视经验和事实，强化了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观念成分，把历史视为前后相连、因果攸关的过程，成为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的滥觞；他辩证地看待君主与世事的关系，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历史规律，拿这一点与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相比，他也毫不逊色；他还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能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在作史的目的上，与人文主义史学家截然不同，他不是要“激起仿古的自由精神，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去避免和扫除现存谬误的精神”。在使历史研究作为排除谬误的工具上，马基雅维里表现出了明显的启蒙史学家的特点，无怪乎不仅有人称他为“伏尔泰的先驱”，而且有人评价他把“历史与政治紧紧拉在一起，激起后代西洋人活学活用历史、重史、好史及读史的好风气”，他“独特纯正的政治历史，合理的立论，流畅有力的笔调，使他能跻身文艺复兴史家的前列”。
3. 人本史观：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本史观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在其前的中世纪神本史观和在其后的主观理性史观而言的。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的感性本能等“完整的人性”。因此，人本史观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中心，强调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荣誉、尊严、自由等“完整的人性”的合理性史学观。
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发与流播，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演进更新的态势。在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下，人文主义者以新型的“人本”观为思想武器，在批判中世纪封建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现实的人的“权利”为始基点与归宿点，构建起了人文主义的“共和政治”观与“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将人文主义反神权、反封建的新政治理念渐次清晰地展示出来。这一顺应时代发展之要求的政治理念，开启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端绪。
在封建时代的西欧，受天主教神权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支配，社会成员被划分为教士、贵族与劳动者这三个等级，分别从事“拯救灵魂”、保卫国家与社会生产等不同的职责。而在政治生活中，只有高级教士与封建贵族才享有参与国家政务的政治特权，大多数人绝无任何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可言。与此相应，教会从“神本”观出发，鼓吹“王权神授”的学说。他们声称，国家从来都是神所设置的统治机构，国王则是上帝“授权”的“神命”之君。人人都须尊崇和服从君主，否则就将受到上帝的惩罚。随着罗马教廷神权的膨胀，教皇的御用神学家进而鼓吹“教权至上”的“双剑”论，声称上帝将象征着宗教神权的“灵魂之剑”与象征着世俗权力的“物质之剑”都授予了教皇，教皇留下前者来统治教会，而把后者转授给君主，王权必须服从教权。这些带有宗教蒙昧主义之浓厚色彩的神权政治主张，将神意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根本源头，强调对君主与教会的绝对服从。这样一来，在神权政治思想的阴霾中，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定格成神意的奴仆，人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变成了神坛上的可悲祭品，只能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宰割。到了中世纪的后期，随着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之斗争的兴起，封建的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日益受到有力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的反神权、反封建的政治理念破土而出。
人本史观最早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是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当时意大利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叉点上，交通便利，生产技术先进，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于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萌芽后，并迅速壮大起来。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旧的社会藩篱，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位于意大利中心的佛罗伦萨的一大批性格奔放洒脱、多才多艺的巨人如破土之春笋，从中世纪神学冻结的冰土中脱身而出，来不及抖落满身的尘垢就高亢激越地为新世纪呼唤自由。他们以新兴阶级所特有的热情和勇气，在社会各个领域对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历史学领域，他们主张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排除上帝的影响，人本史观由此而产生。
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倡导人本史观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修史把重点放在有形的国家、城邦以及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不再关注那无形的上帝之城。他强调人的本能和欲望，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人的所作所为。他在《史论》中写道，“任何人对过去和现在曾做过深入研究的话，都会看出所有的城邦，所有的人类，无论过去或现在，都被同样的欲望、同样的感情所驱使、所激发而行动”，认为“人能够对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与桂鸠迪尼》，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普林斯顿，1965，第270页）。他强调人的作用，他反对宿命论的消极史观，不同意“人是上帝的工具”的中古史学理论。反之，他坚信历史学家可以掌握人类历史兴衰法则，通过研究历史推断历史发展方向，预见人类的未来：“如果想要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去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世间各时期的一切事件均可从古代找到其复本……既然这些事件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人具有同样的情感，必然表现为相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保留着同样的习性，或是贪婪成性，或是轻诺寡信，或是某些其他相同的恶德或善行，那么未来之事也很容易由过去知晓。”（马基雅维里：《史论》，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Book of Titus Livius，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他》，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第521页）此外，他还强调人对社会的强硬控制，以雄心勃勃、计谋多端的君主对抗“无所不为”的上帝。
古希腊时代的史学家在历史观上曾把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认为“超人”、“完人”、“至善者”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这种把人置于上帝位置的人本史观，到了万能的上帝主宰一切的中世纪，完全被神本史观所代替。在此种观点之下，人成了“盲从于上帝的工具”。马基雅维里在历史观上再度将历史的重心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人类之城，他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完成了人为上帝的复归。
马基雅维里的人本史观突破了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禁锢，显示出一种新的“人本”价值取向，即从现实的人的“权利”视野去审视国家，进而挺立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它的问世，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近代早期西方人的政治理性与政治觉醒，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
4. 打破历史循环论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学领域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家，那么，在近代历史学领域，他也是最早用人的活动来阐释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观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盛行的神学史观，而且也显露出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所谓历史哲学，主要的标志是探求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揭示认识历史的方法。仔细考察《佛罗伦萨史》这部人文主义史学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
晚于马基雅维里近200年的历史学家维科，是人们公认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历史观之出发点是共同人性的发展，马基雅维里历史观的出发点虽然也是从人性出发，如他提出，历史事件之所以会出现相似性，“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但所不同的是，马基雅维里在历史观上并不主张把社会动乱等，归结为人性的结果。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的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言下之意无非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关，但人的主观因素绝非促进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实际上，一些诸如社会动乱等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不是人性作用的结果，而是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与万事万物一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说：“人间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动之中，永不静止，所以国家自然也兴衰不定，人事常常是‘必然’使然，与理性无涉。”为此，他告诫统治者，如果他们“寻求使他们的个性适应于时代的事变，而不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个性模型来塑造他们的时代，他们本来会成功的”。他还认为，“时代与世事在变化”，一个不知道“改变他的行为方式”的君主，最终注定要失败，“如果时间与世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反之，如果“他能随着时代和世事变化而改变他的本性，命运就不会改变”。所以成功的君主总是力图“把他的行为方式适应于时代的性质”。可见，马基雅维里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既然马基雅维里坚信，人类社会未来是可以预见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控制的，这就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必然性；既然社会的动乱、人事的成败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变迁即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没有规律可循，马基雅维里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予以解决。他在《史论》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就是要从人类种种活动的现象中找出历史变迁的规律来。关于此，文艺复兴史的权威布克哈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他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这个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成为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点的人”。
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上，他没有接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们的历史线性进步观，不认为历史在朝着上帝计划的预定目标前进，而是“捡起”了古代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循环史观，并在其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即认为历史不是无限的、空洞的重复，而是像万花筒，几个有限的形式组合成无数新的形式。基于这种思想，马基雅维里步早期人文主义的后尘，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黄金盛世走向衰落的时代，只有复古才能再生，不同的是，他希望复兴的不是文化，而是制度——罗马的共和制。
在探讨历史的规律时，他选择了从社会的前因后果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历史规律，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来判断社会的开端与未来。他说：“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的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但在他看来，历史事件的相似性还只是历史的表象，要认识内在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种相似性的根源。他认为，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根源人性。由于人性是恶的，所以在人类的一切存在关系中，同时即含有破坏此种关系本身的倾向。就一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总是处在人们的相互竞争和斗争之中，而各种力量在社会的竞争和斗争中此消彼长的结果，必然是使社会出现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他说：“在兴衰变化规律的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治，治由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就政治组织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君主制易变成专制，贵族制易变成寡头制，而民主制也不难演化为无政府”，所以“若有哪国的组织者建立起某种好政府的话，这个政府并不会长久。因为好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没有什么良方避免好政府向其对立的类型转化”。以何种形式转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意见，由君主政体到贵族政体，到共和政体，复归君主政体。
在政体演变规律问题上，一眼看上去，马基雅维里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循环论者，实际上并非如此。政体循环论最早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提出来的，马基雅维里的目的最终是要打破这种循环，开创历史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