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观念是关于一项物质发明的，我们需要把它拿到实验室测定它是否真正能用。我们必须写出新的数学公式来进行检验矫正。作曲家需要把贯穿在脑子里的旋律谱写成乐章和拿来演奏。经营观念也同属如此。我们需要使一种新的观念适应问题的实际情况。通过客观无情现实的检验，会揭示出对某种观念的雏形进行修正或提纯的必要。在这样的创新过程中，我们往往就是在寻找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备择方案，其中可能有一小部分工作就是把原始见解写成具体建议，以供各方面考察。但是，润色原始见解并不是一定要把它写成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也许这些时候，作为评价的一部分要进行一些试验，造一些试点厂，或编制预算。这里的着眼点是，有人往往耽于一种迷人的空想，这种空想不是创造性的东西，除非他能把他的观念按能用的格式清楚地写出来。
由于创新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和难以捉摸的特性，因而通常它的形成要经过五个阶段：（1）浸润，（2）审思，（3）潜化，（4）突现，（5）调节。在那种我们所关心的是达成既定目标的管理环境中，我们认为在采取这些步骤的第一步之前就已经对问题作过诊断。这样，经营活动中的创新性探索，通常其起点就不是漫无目标的努力，而是具有确定的目的和现在的背景材料。在从事探索中创新人员必须像任何其他雇员一样具有目的性和勤奋性。
遗憾的是，了解创新性思维的各个阶段并不能保证我们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有用的观念。我们的知识可能有助于开发自己及同事的创新力，但我们之间有很多人仍会感到难于产生新概念。因而我们现在提出若干建议，经验证明这些建议可能使个人或群体具有创新力。
促进个人创新力的手段
由以上对创新过程的通常阶段的考察，可得出两条一般性结论：
（1）创新力不是天才人物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任何有相当智力的人都可以有独创性的观念；
（2）一种新观念的产生通常要求进行大量艰苦的脑力劳动。因而，开发创新能力的主要前提是要具有杰克·韦尔奇的自信和愿意工作的品质。创新家的想像力是与他对要解决的问题所具有的意识的强度和明晰度紧密相联系的。
我们能否在刺激创新力方面提出一些更多的建议呢？这里有三条人们经常用于开发新的有用的观念的补充准则值得我们重视：认清心理障碍；争取改变属性；以及注意意外的发现。
（1）认清心理障碍
尽管心理学家们认为没有可靠的方法能使人产生灵感，但他们找到了许多阻碍创新性思维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能对这些障碍保持警觉，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它们的干扰。其中最通常的障碍是文化障碍和知觉障碍。
①文化障碍。追逐社会潮流的压力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们所有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谋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少数近乎常性的例子也可能为人所接受或为人所欢迎，但只有鲁莽的年轻人才会穿着小丑的马裤，或光脚上他的办公室去。
上述这种随大流的倾向——这种不愿意与众不同的意愿——对我们的想像力和行动有着影响作用。例如，当前流行的电子控制和网络化就具有这样的魅力，几乎所有年轻的程序工程师都试图在自己新的设计中含有这些特色。缺乏这种特色的建议就很可能不为人们所接受，甚或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想像的。
有许多年，个人消费项目的信贷曾被限制售房屋和转卖价值大于债务的其他生活资料。按照谨慎的清教徒传统，美国人对用分期付款方法购置诸如珠宝一类的任何奢侈品总是侧目视之，很多人觉得公司商店的任意扩大信贷对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对数千个邮购顾客扩大信贷的观念是不可思议的。
在我们准备摆脱现行的思维方式——在一个部门、一个公司或整个社会——就谈不上真正的创新性观念。这方面，杜邦公司董事长C．H．格林内沃尔特在一次发言中说过：
在人类每项进步的背后都是创新性思想在一些个别人脑子里萌芽成长，这些人在别人酣然入睡的夜里被自己的幻梦唤醒。
我们需要这种幻梦，因为今天的幻梦象征着明天的现实。然而，从我们依靠群体努力的本质来看，这里存在着这样一般重大的危险——不是个人取代公众意志，而是他自己将为一般的模式所同化，失去他独特的创新性的成分。企业经营的集体性，本身就是对公众挑战的有力防范。最大问题和难题是在群体的格局内发展个人创新才能
我不知道有比这更为紧迫的问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事件。除非我们能保证给非凡的人以鼓励和使他们富有成效，未来对所有的人来说将失去它的美德，它的光辉和它的许诺。
②知觉障碍。除了由我们的社会背景所引起的障碍外，新观念的产生也可能单纯因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而受挫。心理学家们有许多实验可以说明感觉的重要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们放6根火柴在一个人面前让他摆出4个三角形，6根火柴的端部都要相互连接。大多数人感到困难，甚至可能弃权，因为他们只想到在平面上排列火柴。一旦他们意识到这是道立体题时，他们很快就能摆出一个角锥体。
克服感知障碍而达到创新性思维的一个戏剧性例子是青霉素的发现。很长时期细菌学家们都把霉菌单纯看作是一种破坏纯培养液的物质。霉菌杀死了培养液内所有的细菌，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扔掉，而从头开始工作。于是有一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忽然想到也许这种破坏培养液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杀菌药，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对象。当然，在药品提纯和试制方面有大量工作有待于完成，但是最初的灵感是丢弃对霉菌的先入之见的结果。
因袭习惯是知觉障碍的一个起因。例如，建造第一批汽车的人都习惯于按马车来进行思考。因而很自然，他们最初设计了一种“无马马车”，仅仅是以发动机来取代马匹。同样，对于在形体上和组织上无异是工厂一部分的工程部门来说，总经理们在设计一种使工程部门紧紧依附销售的新组织方面，日子并不好过。把旧习惯转移进新情况，可能会阻碍我们对可行备择行动方案的感知。
造成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研究问题上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只考察两个行动方案。例如，当某一中型制造商康采恩发现该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极限时，总经理们花了几个星期来选择是吸引额外投资再建一个分厂，还是放弃进一步扩充生产的计划。但可以做的并不就是这两种行动方案。第三种可能，是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种可能，也是公司实际正在采用的，可以安排一种“卖而后租”的交易，公司把它的老厂和新厂卖给一个投资人，然后再长期租用它们。
（2）改变属性
在提出需要防范的态度和习惯之前对创新的心理障碍作一番考察是有益的。但还有更多的积极建议可供个人遵循吗？遗憾的是，不多——至少具有广泛用途的看来不多。只有一种通俗的方法——改变属性——可以应用于形形色色的问题。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首先将需要研究的产品或问题的重要属性列成表。其次，我们挑出需要集中注意的关键属性，并仔细考虑各种改进办法。然后，如果我们能够鉴定出其他属性，我们可对每一属性采取类似的探究。某一方面的细小改变都可能需要额外调整，这样，在头脑中通过由一种观念到另一种观念的潜移，某种确实新而有用的东西就可能冒出来。因为这种方法强调一次集中于一个属性——首先是关键属性——因而事实上这是我们在浸润部分已经说过的一种特殊的分析形式。
某企业在制订管理人员报酬计划中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技术。企业考虑了这样一些属性：正常的报酬总额，个人奖金储备，支付方式和时间，以及调整变动的方法。就第一属性——报酬总额来说，公司有许多准则可循，包括建一种根据销售率或利润率计算的工资表，或沿用别的公司的做法。最后管理部门可独断地作出规定董事长薪水的决定，但对最低一级管理者的工资要参照同行业的可比工资。然后所有其他管理职位可根据董事长所认为的各个岗位对公司利益的贡献大小，在高分与低分间进行排队。虽然在这个例子中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但这种新计划体现出一种与公司以往实践迥然不同的方法，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麻烦问题。
（3）善于发掘意外的东西
管理部门所关心的是达成目标。因而它必须会把大部分创造性力量，导向寻求比以往更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其目的。然而常常有可能出现某些与目前问题无直接关系的、有益的观念。
善于发现意外东西的能力是一种善于发现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东西的价值的艺术，是获得意外发现的技巧。可能在探索解决某一问题的好办法时，突然出现对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的启示。真正的艺术在于认识到如何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作为副产品的思想观念。
正像上面所说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的意外发现初看似乎是对其实验的一种障碍，进而转变成为青霉素的发现。举另一个实例，威尔海姆·伦琴在做阴极管实验时曾偶尔把一把钥匙和一卷封着黑纸的未曝光的胶卷放在一个阴极管上。当实验室助手误把胶卷冲洗后，胶卷上显出了钥匙的轮廓。伦琴立即就想弄清楚阴极管的射线是怎样神奇地透过黑纸。经过仔细的研究，他发现了X射线。
可能在管理领域内最令人注目的意外发现的例子，是埃尔顿·梅奥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的著名实验。梅奥和他的助手们打算测定工作环境的改变对工人生产能力的影响。他们几次变换光线、噪音和其他因素，但结果却很无关紧要。相反地，被证明有重大作用的——他们机敏地认识到了其重要性——是工人间的社交关系和工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意愿。在一个群体里，每当工作条件有了改变，甚至有时确实造成工作条件恶化，但工人的合作心愿反而导致产量的增加，至少暂时是这样。在另一个群体里，产量的差异与操作者和主管间的不同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于是研究工作者把实验更明确地转向这种新思路的考察，从而为本世纪最后25年内在工业心理学上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在许多管理领域内部留有表现悟性的机会。例如，詹姆斯·O．麦金赛最初干的是会计和预算控制工作。他很快发现，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条理的公司组织，要他为其编制好的预算是不可能的。进而，他需要有清晰的有关公司目标和政策的说明书。才能对预算作出有意义的估价。事实证明，在组织和政策方针领域的探索要比设计一种预算和会计系统的细则更为有用。麦金赛就是在这些新领域内建立了一个属于世界上第一流的上层管理咨询公司。
这种作为意外发现基础的、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预测的东西，因此，没有一家企业敢于把自身的不断发展寄托在这种悟性上面。然而，这些机会确实是有的。企业在与一些传统问题打交道时越有创新性，就越有可能碰到这种机会。明智的管理人员必须对这类不期而遇的悟性时刻给以注意，同时应该在他具有较明确方针的计划活动中殷勤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4）计算机与创新力
在对个人创新力提供培养手段前，我们应该坦白自问：计算机这个大电脑对创新力有助还是有碍？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计算机不具有发现意外东西的能力；它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和评价意外的脉冲。事实上，计算机工程师都在尽量避免除编入程序的脉冲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所有的计算机输出是按程序进行的，因而新的和创新性的观念组合是禁止进入这个领域的。
但没有必要把计算机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力量。很多计算机都有一个大存贮器和具有回忆检索细微事项的非凡能力。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把信息输入存贮器，我们就能在浸润阶段把计算机当作补充工具。此外，一架计算机可以用闪电式的速度对标准模式所具有的各种关系和例外情况作出比人脑更为透彻的考察。在审思阶段我们可以借助这种能力。因而计算机就像是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一样，在创新过程的特定阶段中它是人脑的强有力的补充。所以，如果我们不被计算机吓住，并能够在思想和感情上不失自若地运用它，它即不会压制创新性思维。如果单从计算机用途来说，它所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呆笨的自动化实体。但为了跟上社会发展和进行重大分析，当我们把它作为服务于人类振奋人心的尖端科学的发展手段时，它就是一种解放工具。
促进群体创新力的手段
在顺利的情况下，一群人在一起劳动比单干能产生出更多的创新性的观念。一些企业为取得群体促进作用的好处曾设计了若干不同的办法。现在我们考察一下两种最通用的办法，头脑风暴和提喻法，一方面是看看这些办法的技术，但主要是理解群体活动对创新力的贡献。
（1）头脑风暴
可能你和班上同学编过活报剧来取笑你们的教授；但即使在一种较为正式的群体里——譬如要想法取得公众对一所新建筑物给以支持的医务委员会议——人们动脑筋想主意的流程是相类似的。一个人首先提出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另一个人根据其想法很快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当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些建议时，第三者又提出一个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进前面建议的想法。群体的这种热烈讨论的精神是富有传染性的。没有人会介意这些想法是否切实可行而只觉得想出这些主意来很好玩。通过这样的会议就很可能出现不是哪一个成员所能单独想出来的巧妙计划。
亚历克斯·F·奥斯本在他所谓的“头脑风暴”中就利用了这种群体相互作用的许多特点。当我们面临一个要求有独创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时，奥斯本认为我们应该把问题交给群众，让他们尽量把所能想到的答案提出来。他对这种群体程序作了以下几项重要规定：
①庭上判决原则。各种观念的评断必须放到后一阶段。
②欢迎各抒己见。想法越不切实际越好；叫人顺从总比叫人思考容易。
③要求数量。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④探索取长补短和改进办法。参与者除了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外，可以对别人意见提出修正办法或使两种或几种意见彼此结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