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连任就职，在近20分钟演讲中，提到“自由”42次，“民主”15次，“暴政”5次。主要重点有：
强调自由在美国内、外在的重要性。“美国的自由越来越依赖在其它土地上自由的成功。对美国而言，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把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找并支持民主运动及民主机制的成长，终极目标则是终结这个世界上的暴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提名的国务卿赖斯在参院接受提名审查时，提出一份她所谓的“暴政国家”名单，上榜的有伊朗、朝鲜、古巴、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及缅甸。同一天，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宣誓就职之前几个小时接受访问时说：“各位看看当前全球潜在的一些纷扰地区，伊朗高居榜首。”他还说，美国除了关切伊朗的核武研发之外，也相当关切以色列有可能“先下手为强”对伊朗动手。
从2001年的第一任开始，到2005年1月，所谓“布什主义”的宣言架构基本完成，总结归纳，有五个核心内容：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美国优势；推行民主；终结暴政。
有趣的是，经过四年，这次赖斯提出的六个“暴政国家”的内容，跟2001年美国内定的七个“邪恶国家”内容有若干出入。美国当时所谓“邪恶国家”包括：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与中国。将“9·11”前的七个所谓“邪恶国家”同目前六个所谓“暴政国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1.伊拉克已解决，且正在“民主化”之中，可除名；2.伊朗、朝鲜仍列榜中，且均前升一名；3.利比亚卡扎菲已“投降”，除名；4.俄罗斯与中国须借助共同反恐，暂不列入；5.新加入白俄罗斯与缅甸，则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前苏联铁三角，乌克兰已和平政变成功，接下来自然是白俄罗斯，一乌一白“策反”了，俄罗斯就更孤立了。至于缅甸，其针对性遥指中国，自在不言中。
应该说，一个美利坚新帝国正在有序成形之中，布什“大帝”调兵遣将，挥洒自如，南征北讨，顾盼自雄。布什自认在“替天行道”，“天”即上帝，“道”即民主与自由。
或有人认为，布什发动攻伊拉克之战，深陷泥淖，脱身不得，如何能说他“挥洒自如”、“顾盼自雄”呢？
这要看是从哪个角度看。从战术角度，美军在伊拉克的统治管理确实面临不少困难，关键在一月底的选举。
因此，从战略角度看，“9·11”之后借着反恐，美国在全球大棋盘上其实已取得了三大优势：
一、深入中东，牢牢掌握全球油源重地，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
二、北约东扩，纳编波兰、匈牙利、捷克，北约涵盖不到的则用和平演变手法更迭政权，如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并将它们与土耳其列入下一波北约东扩的范围。如前所云，再下一步，即白俄罗斯，如果成功，对俄罗斯而言，西方已兵临城下矣。
三、挥军南亚，以直捣本·拉登老巢为名，攻阿富汗，进巴基斯坦；深入中亚，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对中国大西部的外侧形成“包围”之势。中国一贯视为“后院”的大西部，一下子变成了“前庭”。战略态势出现了巨大变化。
布什如何能不顾盼自雄？政策界因此已有人把美国自“后冷战时期”以来，从意识形态、综合国力到战略作为（包括前述所谓“布什主义”）的主要内容概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基础”
现在人们越来越看到（或看清楚了）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战略作为了，但“华盛顿共识”及其战略作为其实在“意识形态”及“综合实力”两方面有它的坚实基础。
2002年4月，罗伯特·库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发表《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与此同时，马拉贝（Sebastian Mallab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TheReluctant Imperialist），为美国“不得不”成为一个“新帝国”编织铺垫出一套逻辑：
一、上个世纪，富国（当然就是美国）对穷国给予了许多援助，希望他们能脱离贫困，并自力发展，但所有努力几乎全告失败。不仅如此，这些“失败国家”最后倒过头反而成了富国的“负担”，不只是财政经济上的拖累，还包括政治社会安定所面临的威胁。
二、要解决“失败国家”的问题，必须借助于富国对贫国所给予的“政治补充”。换言之，光靠经济药方是不行的，必须下政治药方；“补充”即补药也，政治补充即政治干预，说白了，就是民主与自由。
三、对于对贫国所进行的“政治补充”，美国责无旁贷，当仁不让。
四、预见到此等，“补充”行动不免受到旧观念、旧势力、旧体制的掣肘，必要时，美国必须勇于排除联合国或相关国际组织的牵制。
好一个“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论！把这套理论展开，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先发制人”，演变到今天，则进一步发展成“推行民主”、“终结暴政”。
在意识形态及理论基础之外，几十年来，美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强化，则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
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固然因二战承受巨大牺牲，但也须看到其因战争而繁荣了经济。二战结束迄今60年来，美国更是凭借着本身在政治经济体
制上的优越性，充分掌握了全球化的契机，持续且大量地吸纳了全球的人才与资本，使美国经济实力扶摇直上。1991年冷战结束后，又因“新经济”出现了长达114个月的繁荣景气，直到世纪结束，美国的综合国力，从经济到军事，应该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而“新帝国主义”也正在此一期间逐渐发展成熟，2000年，新保守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别称）因小布什的当选而掌握执政机会。更凑巧的是，“9·11”的出现，又正好给了蓄势待发的布什团队一个大展拳脚的良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形成与壮大，实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
中国崛起：对美国最大的挑战
如果说，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则是全球化的另一个巨大的受益者。正当美国逐步步入其历史综合国力的巅峰之际，中国也在快速崛起，而且很快成为美国感觉到的巨大威胁。
其实，美国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早于中国改革开放崛起之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就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威胁。1960年代以后，中国具备核武能力，威胁更加一层。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压力虽然开始减缓，但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很快又成了美国的另一担忧。特别是一般在经济实力大幅增长之后可以为军事实力的增长提供更优越的条件，中国也不该是个例外。不过，近年来，一个来自于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却是一种新的形势，即所谓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csus）。
这要从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04年的现象谈起。回顾刚过去的12个月，不夸张地说，中国已越来越成为全球目光的聚焦：
西方工业大国的“G7”财长会议首度邀请中国财经首长参加；
欧盟一再地试图排除美国压力，致力于解除对中国的军售限制；“温氏效应”震撼东亚股市，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但引导全球热钱流向，且动见观瞻，一些风吹草动就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中国吐纳冲击全球价格水平，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全球物价都涨不起，中国资源能源大量进口，全球资源能源价格应声上扬；
中国领导人访问拉美，所到之处，动辄数十亿美金的下单，引起轰动；
东盟“十加一”与“十加三”正式转型为“东亚高峰会”，无疑中国将成为其中的首要主角。
“中国现象”或“中国模式”似乎正在给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在“美国”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人们似乎还不是十分清楚“中国模式”或政策界所谓的“北京共识”究竟是什么具体内容，但有一点似乎是比较肯定的，它跟“华盛顿共识”不同。而“华盛顿共识”让世人越来越觉得不安，有压力，想抗拒。就在美国总统布什就职之日，一项在世界范围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世界各国的受访者大多数认为，布什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使世界变得更不安全”。这个由英国BBC广播公司国际部进行的民调指出，受访者包括21个国家，其中58%的受访者对布什持消极看法，仅有26%的受访者持正面看法。
应该说，“布什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精神是“定于一尊”的，而“北京共识”给人们的感觉是“多元共存”的，至少，当人们在偏好或选择“北京共识”时，就有了一种能免于被美国“定于一尊”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而这，即是美国感受到来自于中国的正在形成的一种新威胁。
中美关系展望
起码到目前为止，新世纪棋谱上浮现的战略盘势是如此的：“华盛顿共识VS北京共识”。中国与美国，“理论上”已不能排除这种相互之间的“潜在竞争或敌对”形势。甚至，如做“兵棋推演”，中美两国无论在短、中、长期也都存在着出现轻则矛盾，重则冲突的可能。例如，短期是伊朗（中国在伊朗投巨资生产及购买石油，而美国攻伊朗似乎已箭在弦上），中期是朝鲜，长期是台湾。于是，无论在“短兵相接”上，或全球战略竞争形势上，中国看来都无法避免最终成为美国心目中的“对手”或“敌人”。那么，中国该如何面对此等形势？
首先，中国必须冷静理性地估量自己与美国的差距，无论经济、军事、科技，均有所不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仍应是最高指导原则，必须牢记奉行。
其次，尽最大努力把台湾问题彻底解决，而且要和平地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就等于排除了中美两国之间最大的冲突可能。作为第一步，“反分裂”
是对的，但“反分裂”毕竟是消极的，必须在“反分裂”的同时，也要尽最大努力谋求统一。
再次，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若分两个部分，其中“开放”这一部分，在中国正式入世之后已基本完成，剩下的，就算中国自己不动，也有WTO及外力施压，非一步步向前走不可；属于“改革”的这一部分，则相对滞后。所谓“改革”是指“制度的革新与创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三个方面，不可疏漏也无从回避。当前大陆发展无论在经济、社会及吏治等各方面出现的困难，其根源多与制度革新的滞后有关。如前所云，中国已无可回避地走上了一条最终与美国竞争的道路，中国想要在竞争中不败，舍制度革新强化国家体质，别无二途。
最后，再回到台湾问题，长远看，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而所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不如说“争取台湾人民的向心”。至于台湾人民的心又要如何争取？核心的关键也是在大陆的改革。所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说到底不如说是“寄希望于自己的进一步改革”。
有一天，当中国的改革真的走到了完善的地步，真正实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不仅台湾问题有机会及早获得和平解决，“北京共识”也才能真正为全球人类提供一种更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