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几则看似不相关的新闻，摆在一起看，就有点意思。
首先，以日本为首，联合德国、印度、巴西发表联合声明，共同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其次，所谓富国俱乐部的G7，成立30年来，首席邀请中国财长及人民银行行长参加会议；与此同时，国际间有专家倡议，七国集团（G7）应改为四方集团（G4），即欧元区、美国、日本与中国，认为由这四方组成的组织才能在制定全球经济政策时发挥更高的效率；此前，人们或许还记得，在WTO讨论世界农产品贸易时，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曾联手，站在同一阵线，与发达国家较量的精彩表现……这些现象，合起来看，似乎正在传达一些清楚的信息，全球政经生态的秩序或版图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旧秩序或将解构或重组，一种现在看来还不十分明朗的新秩序正在摸索、酝酿或发育之中，此刻，则是胎动。
国际旧秩序的形成与回顾
所谓“国际旧秩序”，指的是上个世纪二战结束（1945年）以来，持续至今，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生态。这个国际旧秩序的形成，要回溯到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阶段。
1940年代开始，日本偷袭珍珠港，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不久，轴心国日、德、意，无论在亚洲或欧洲战场上都渐处劣势。同盟国中，美、英、法、苏则渐居上风，美国原子弹已研发成功，战争结束已看到了曙光。自认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同盟国乃开始为如何分享战争胜利成果进行协商，其中关键性的会议有二：一为开罗会议（中国参加），一为雅尔达会议（中国未参加）；讨论的重点无非两个：一是战争结束后的利益如何分配，这部分比较具体，比如凡轴心国侵略的领土应一律归还给原来拥有的国家，例如台湾、澎湖由日本归还中国，自无异议。其次，是如何能持续确保胜利国在今后国际政坛发展中的最大利益，这部分，因尚未发生，并不具体，因之最佳方法乃是架构一个能专门为5个胜利国家利益服务的运作机制。如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进入到这个机制，自然就能为这5个国家的利益提供最大的保障。不用说，这即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苏）的制度设计了。
常任理事国的制度设计在学理上有无讨论的空间，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国际现实，而国际现实是赢者为王，赢者说了算，中、美、英、法、苏达成了共识，就是国际的共识，除非哪个国家说，我不承认这样的共识，我不加入。不加入拉倒，随你便。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会员国51个，经过60年，现在的会员国增加到191个。这191个除了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的186国，谁不承认5个常任理事国“永远”有对重大议案投下否决票权利？
1945年决定的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架构，肯定是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现实。5个常任理事国平起平坐，都拥有否决权，就好像5个大小相等的圈圈，一列排开，保持平衡。
然而，谁都未料到，没几年，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的中国就发生了变化。1949年，中国内战告一段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变化，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也影响到了联合国的安理会。因为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以后，土地面积从960万平方公里一下子缩小到了3.6万平方公里，人口从4.5亿一下子减少到不到1000万，这就使5个大小相同的圈圈中的中国，一下子也大幅地缩小了。很显然，大小不一的圈圈不能给人一种平衡的感觉，如依“国际现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中华民国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然而不然，中华民国仍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毕竟“现实”有时也拗不过人情。当时，国际列强的元首或重量级政治人物，如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等，与当时台湾的蒋介石，都是历经二战，并肩作战的风云人物，如何忍心因蒋介石之落魄而“落井下石”？
这个局面一直撑了22年，直到1971年，物换星移，多少英雄人物相继走入了历史，才终于出现了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代表了中国。这个时候，5个圈圈又回复到了平衡的状态。
或有人指出，中、美、英、法、苏5国，不仅人口、面积互不相等，连GDP差距亦大，如何能视之为5个大小相当的圈圈？此言不差。但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国际现实，决定国家强弱的主要不决定于人口、土地、GDP，而是核武力。中、美、英、法、苏是当时国际间所谓的“核子俱乐部”的5个仅有的成员。核武，在当时，是判断区分国力最关键甚至是惟一的标准。
全球化效应下的国际秩序
19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竞争全球化及商机全球化，换言之，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压力，也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就国家而言，也意味着一国的盛衰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及考验。经得起挑战考验的，就快速崛起；通不过挑战考验的，即不免衰退。全球化势必对全球政经生态造成影响深远的巨大冲击，5个常任理事国也不例外。
经过了30年左右的变化，人们看到：欧盟迅速壮大了；苏联解体了，俄罗斯欲振乏力了；中国崛起了；美国成超强了。因此，姑不论5个常任理事国以外国家的变化（尤其是德、日、印等），单就这5个常任理事国而言，这些变化表现在圈圈之上：俄罗斯缩小了，法国略扩大，英国大致未变，美国则大幅扩增，中国亦快速扩增，但次于美国。
这即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化。很明显，这5个圈圈，不再平衡。变大的，尤其是变成超强的，已不甘于服从早先5个平起平坐的“秩序”，而亟思有所突破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美国“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的形成背景，以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视联合国如无物的心态产生的原因，至于公然毁诺，不签订《京都议定书》等自然更不在话下。可以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制早已今非昔比了。
从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内部再往外看，变化同样不小。日、德两个战败国早已从废墟中站起来了，就经济指标言，早已是大国了，这就解释了G7产生的背景（G7形成于1975年，最初是五国，后来扩大为七国，分别是美、英、法、德、日、加、意）。另一方面，当联合国这个家族成员已扩大到191国的今天，如何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标准自然会不断地提出，人口、面积、地缘、宗教等等，说来也都言之成理，于是联合国的改革问题被正式加以讨论，自然也不令人意外。与此同时，所谓G7应改为四方集团的G4的提议，及所谓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集团概念的浮现，应该都是全球化下全球政经生态剧变下的必然事物，也都不足为奇。要言之，一个全球政经新秩序正在摸索发展之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轮廓才会比较清楚，而在这段期间中，每个国家都要看清形势变化，发挥自己优势，占据战略制高点，才能在尘埃落定时，争取到最大利益。而作为第一步，必须先了解及充分掌握国际政经生态运作的逻辑。
国际政经生态运作的逻辑
国际政经生态的演变无疑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影响力量。如前所述，战后初期，决定性的因素是军事，尤其是核武力。随着核武的扩散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核武不再是惟一的关键，虽然还是重要。一些其他的因素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或阶段，开始发挥其特定的影响力，例如经济、科技、金融、能源等等，所以，“综合国力”成为了一个新而综合性的概念，它足以影响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政经生态变化中的盛衰起伏。展望未来，则市场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文化及宗教，亦均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其各自的影响力，成为综合国力的组成元素。
中国的角色、资源与策略
面对着这样的新的国际局势，中国该怎么看，怎么面对，怎么掌握？
21世纪初的中国，既继续拥有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又与其他4国一样，开始面临常任理事国权力可能被稀释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实力的快速壮大，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及国际经贸组织中，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甚至是广受欢迎的对象，另一方面，却也因此而面临了始终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困扰。这样的形势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而言，和平崛起不仅仅是中国一个主观的愿望，它同时也是中国一个被动的必须要加以克服的挑战。
应该说，“和平崛起”的思路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告诉世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不具威胁性的。这样的思路没有错，但说服力恐怕有所不足，所以“和平崛起”应辅之以相配套的另两个论述，一为“中国机遇论”，让“机遇”来冲淡，来取代，来压制“威胁”的感觉。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情势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之中。另一个是“中国贡献论”，让国际社会开始认知到中国的存在、发展与壮大，不但无威胁之虞，反而对国际社会能做出贡献。中国如能在“中国机遇论”与“中国贡献论”这两方面坚定立场，发挥能量，那么，中国在全球政经生态的巨变中，可说就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角色定位了。接下来，就是资源与策略的运作。
就资源言，中国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国际社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提供（输出）的是意识形态与难民，必须承认，这在国际间是不受欢迎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了制造工厂，输出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在国际间，常常是毁誉参半；接下来，中国可能提供的是更多的游客与更大的市场，这些可能更受欢迎。但中国必须留意这些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应加以避免。在这些之外，中国可以真正对国际做出重大贡献的，或许是“文化”。文化是既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它存在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时空的关系之间，它也体现在生命价值、生产的行为、生活的方式之中，说到底它才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终的真正的全面体现。中国五千年历史、五千年文化，历久弥新，如何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中汲取新的养分，融合更新，在当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冲突中为全球人类理出一个新的方向，或许是中国及中华文化能够做出的真正的巨大贡献。中国也惟有这样，才能在日渐茁壮的军事及经济力量之外，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更多的尊敬与更大的欢迎。到了那个时候，安理会也好，G7、G4也好，甚至是奥运、世博也好，对中国而言，都不是太重要的课题了。
只是最后还有一句。中国新而富有生命力从而能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新文化，作为第一步，还是得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制度革新与创新做起。军事的力可以制人，经济的利可以诱人，只有文化的理与礼足以真正的服人。1300年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立足于国际社会的；但也必须充分认清，当时的文化于今天的诸多缺陷与不足，须补足与完善，才可发扬光大，此即中国大趋势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