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威力惊人，不仅对各行各业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亚太地区股市引发了巨大震撼，连国际媒体也高度关注。
海内外目前最关心的焦点有两个，其一，中国的“宏观调控”，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动作？其二，这一系列的刹车动作会使中国大陆的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硬着陆”与“软着陆”的定义与效应
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下一个焦点，莫过于会不会调息了，这不仅要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决策当局首先得评估各种政策导致的着陆究竟是“软”还是“硬”。
市场经济本质上必有盛衰起伏，犹如月有阴晴圆缺。市场经济的规律是：凡市场经济必有泡沫，凡泡沫必会破灭。通常，泡沫作为一种“虚”的增长，是和经济“实”的增长同时发生，同时存在，且难以区分的，因此当经济景气向上升，即步向荣景之时，虚与实的增长往往并存，终有一日，虚的部分会因过大而破灭。理论上的破法有两种，一是让其自然发展到最大，超过临界点之后不得不破，一是在泡沫持续增大过程中以人为方式将其戳破。泡沫的增长自然是盛与起，泡沫之破灭当然是衰与状。前一种破法，是大起大落，即是“硬着陆”；后一种破法，是小起小落，是“软着陆”。
举例言之，1989年那次，近乎“硬着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一次，则为“软着陆”。前者造成了连续三年的紧缩，最后还是靠着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才再度把气势拉升起来的。但也正因为南巡拉升的气势过猛（1993年一年涌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即FDI，竟然比改革开放1979年至1992年14年间的总和还多），导致了1993年以后的又一波经济过热。1992年、1993年、1994年，中国连续三年的经济增长（GDP）率超过12%，这使得1994年、1995年两年的居民消费物价（CPI）增幅分别创高达24%与17%。朱镕基“临危受命”，断然采取宏观调控，冷却过热的经济，使物价成功地在1996、1997年快速回稳（CPI分别降为8.3%及2.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虽也减缓，竟然还能维持在9.6%及7.8%的水准，让大家对于这个邓小平口中“懂经济的人”大为佩服，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格利菲（稍后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公开赞扬，认为朱镕基单凭这一次令人惊羡的“软着陆”就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此观之，“软着陆”即指将过热的经济降温，物价回稳，但仍能维持一个相对理想的经济活力或经济增长率，“硬着陆”却是在冷却经济、平抑物价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活力的迟缓甚至衰退。去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为9.1%，今年首季度为9.7%，如这一轮宏观调控能成功地冷却一些过热的经济现象或产业部门，同时又能让经济增长率仍能维持在7%以上的话，也应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否则，即有“硬着陆”的风险。
无论中国或国际社会都不愿见到“硬着陆”，对中国而言，“硬着陆”意味着将面临更头疼的失业与社会问题。对国际社会而言，“硬着陆”意味着中国这部引擎减速，各国或各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必将减缓。据摩根史丹利的报告指出，2003年日本32%，南韩36%，台湾68%，德国28%，美国21%的出口增长率来自对中国大陆的输出。大陆宏观调控引发海内关注，由此看来，丝毫不让人意外。
两次调控的比较
将上世纪90年代的“宏观调控”与10年后的“宏观调控”作个比较，可以看出一些差异和变化。
首先，二者背景不同。上世纪90年代那次主要是大量FDI涌入的热效应，这一次表面上看，固然也与投资过热有关，但其源头比较复杂，过程应该是这样：出超过多——人民币未升值——货币（M2）过度扩张——社会购买力增加——特定商品（如房子与小汽车）热卖——相关产业（房屋建筑及汽车产业）投资扩充——关联产业（铜铁、水泥、铝）投资大幅增长——带动电、煤、油、运的紧张。
第二，是产权结构的变化。10年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对较低，现在，这个比例明显提升。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形成当前投资过多甚至是重复低效投资的主体仍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关，后者在今年首季度的投资增长率竟然高达65%。投资主体产权属性的结构性变化，对宏观调控手段的如何选择有很关键的意义。
第三个差异是调控手段的不同。10年前除了行政干预，既乏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又乏财政政策工具。如今，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虽仍逊色，但比之10年前，可用的选择毕竟多了不少。
第四个差异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今昔相比，无论是全球化的进程，还是随着中国入世而更加紧密的中国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均与日俱进或俱增。这一方面导致中国经济本身的扩张与紧缩联动到国际市场的波动（中国GDP占全球比重虽仅4%，但煤、钢铁、铝、水泥之消耗占全球比重却分别高达31%、27%、25%、40%。2004年统计数据），另一方面在中国就一些政策（如汇率、利率）进行调整时，也不得不考量到更多的国际因素，如美国的利率。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或许我们可以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思路与作法，提出如下看法与建议。
宏观调控应与时俱进
第一，全球化因素的考量。
如前所云，这一次经济过热最终源头也是最主要的源头之一，是持续的出超加上刻意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做法，这使得货币快速扩张，从而引起一连串的投资过热效应。
这个过程，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挑明并加以省察的。一是汇率政策，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际是，你永远可以人为地固定于一个原本依市场规律应该浮动的价格，但市场经济也永远会以其他方式的调整来“满足或迎合”你的人为固定做法，而类此“调整”就整个经济而言，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很显然，这次国内物价及国际物价的波动，及相关过度投资所造成的效率损失，都是显著的代价。
一个更值得省察与反思的现象与课题是：为什么会有持续而巨大的贸易顺差？理论上，一国的贸易经常显顺差反映的是这个国家在宏观资源配置上的失当，用经济概念表示，即是有“超额储蓄”。为什么会出现超额储蓄？它是不是反映了中国总体消费水准的偏低？后者是否又意味着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偏大？这就引发了下一个思路。
第二，“宏观”调控的“宏观”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一般情况下，“宏观”指的自然是经济范畴意义上的“宏观”，但如前所云，当前宏观经济失调的本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同时是宏观资源在社会各个部门间（比如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生产与生态环保之间）的配置失衡，因此，从全面及长远看，经济层面的宏观调控如欲有效，就必须把“宏观”的范畴与思路作必要的延伸与扩大，涵盖到一切与经济总体资源配置有关的所有政策作为。
第三，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
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对若干特定行业采取选择性的信贷管制之后，国家发改委5月下令，若4月份各省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增长超过1%，或连续三个月按年增长超过4%，必须在未来三个月停止调高交通、电和水的价格。另外，发改委也要求各省政府严格监控四个出现投资过热行业的发展项目，或关闭、搁置重复的项目。
如前所云，比起10年之前，现在的中国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在持续增加，政府政策调控的工具也在增加，但仍有相当投资，其主体与政府有关，这就意味着：
其一，应尽可能采取市场机制的手段，而少用行政干预的做法来影响到非国有经济部门，前述发改委的指示仍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不正确，更不值得鼓励。
其二，市场经济的政策干预虽然未必一定有效，因为不少过度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本身，因此，可以且必须辅之以行政干预，但此等行政干预与前述发改委针对价格所作的干预不同，后者直接干扰或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动作，前者则是协助及完善市场经济的运作，长期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必须让政府退出产业。
结论：“硬干预”与“软干预”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因着这一次宏观经济的失调，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结构与动作作一个全盘的检视，应该指出的是，必须以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标准作为检视的依据与自我要求，核心重点是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角色与职能。具体言之，即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必须是用来完善一个市场经济的运作，同时在市场经济有缺陷时给予必要的匡正。这样的动作，可确立为“软干预”；而不是直接介入产业的投资或经营，或直接对非国有经济或
市场价格进行“指令式”的干预，这样的干预叫“硬干预”。
“硬着陆”或“软着陆”与否，固然令人关切；“硬干预”或“软干预”之别，就中国长远的经济现代化而言，尤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