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发表的《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根据新世纪中国发展及安全形势的需要，强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换言之，过去“经济建设”是主，“国防建设”是从的主从关系，现在调整为同时并进、相互协调、不分主从的关系。
这一点，明显地拉高了“国防建设”在中国当前国家发展战略上的地位，也为今后“国防建设”将在国家总体资源的配置中取得比过往更多的份额提供了政策保证。
中国国家发展及安全战略形势的研判
首先，有必要对新世纪初中国国家发展及安全所面对的宏观形势作一观察，主要而言，约有四个方面。
一、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与以包括中国在内主要大国为集体的“多边主义”之间的竞争合作态势持续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此中的两个现象：（1）美国的军事事务革命正取得巨大成就，进一步拉大了国际间的军事技术差距；（2）美国作为全球军事超强的优势固然十分明显，但其面对传统战争或反恐战争中的“局限性”仍无法避免，暴露出其优势军事霸权下的脆弱罩门。
二、全球政治板块持续挪移。其中变化最大者为北约东扩（由19国扩大为26国）、欧盟扩大（由15国扩大为25国），再加上格鲁吉亚及乌克兰政局的变化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压缩。与此同时，美国借反恐战争之名，顺利进入了长久以来不得其门而入的中亚，并分别已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此一变化对中国的意义是：中国一向作为后院的大西部一夕之间成了前庭。不仅如此，美国进入到这块欧亚大陆的核心之后，无疑占据了一个多方向慑控的战略要地——北控俄罗斯、南望南亚包括印度及伊朗，东指中国。
三、东亚板块迅速崛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经影响力与年俱增，东亚政经板块正在通过十（东盟）加一或加三形成的“东亚峰会”的形式，强化其内聚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吐纳互动能量迅猛增加，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开始迫切需要军事实力的充分支持。
四、台海形势走向严峻。
正在这样的宏观战略形势下，中国大陆以日趋茁壮的经济实力，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成为必需和可能。
“反分裂国家法”的国防实力支持
中国大陆政府在提出国防白皮书的同时，也提出“反分裂国家法”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预定2005年3月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这两个同受海内外关注、看似互不相关的动作，其实有着高度的关联。
“反分裂国家法”主要是针对台独，划下一条绝不能逾越的“法理”底线，这样的立法动作，除了对台独构成一定程度的威慑之外，更重要的目的应是取得美国当局的理解与支持，通过美国影响台湾当局愿意与大陆当局进行两岸谈判，彼此进行“交换”，大陆当局以“不动武”交换台湾当局的“不台独”，并由美国当局见证。
这个类似于美国学者李侃如、何汉理或余伊这些年来倡议的“中程协议”或“暂时协议”构想的做法，其基本理念其实与大陆当局1995年提出的“江八条”是相当接近的。惟一的区别是美国的角色与参与。
美国的态度有无可能朝积极的方向调整呢？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其全球反恐战争情势的评估，以目前及未来短期形势来看，美国仍有赖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这方面的形势对美国采取积极态度是正面的。其次，则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在打击台独上的军事决心与军事能力的估计，应该说，美国当局对大陆当局打击台独的军事决心不会怀疑，也不会低估，关键是在于军事能力。就此而言，中国大陆的国防现代化与军事变革，就成了影响美国当局以何种态度来影响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大陆进行谈判的最大关键了。
“国防建设”从服从于“经济建设”，拉高到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转变调整的战略意涵，这是第一个角度的观察。
“国防经济”的认识与运用
长久以来，对于“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一般常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认为国防支出是经济建设的一种负担，国防支出会排挤掉原本可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源，因此国防支出是一种为了国家安全不得已的支出，倾向于尽可能的节制。
这种观念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对的，特别是针对小国，但在较多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就大国而言。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对美国产业与经济的贡献至为显著，美国著名的国防经济学家盖文·甘迈迪说，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通过乘数效果，估计可多创造15000—25000个就业机会。就当前美国经济而言，军工企业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体，总就业人数高达130万人，相关企业几乎全部列入美国企业100强之列，其年度总产值占全部制造业30%以上，占工业17%左右。这是美国军工企业对内需的贡献。
内需之外，还有外需，就是出口。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出口国。2003年，美国出口军备145亿美元，金额达全球总军备出口的一半以上，远超过其它军火出口国，如俄罗斯（43亿美元）、英国（40亿）、德国（仅3亿）。
内需、外需之外，军工企业的发展对经济还有第三方面的贡献，就是有利于高新科技的研发，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互联网即为其一。
如果一国的经济体较小，内需效果可能不易发挥，尽管如此，如以色列，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军工企业的发展对科技及出口做出的显著贡献。
中国经济规模大，工业门类齐全，重化工业基础扎实，科研实力雄厚，军工企业发展具有很优越的条件。只要政策明确，军工企业的大力投入，当可在内需、外需及科研三个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战略意涵的另一个观察角度。
中国军事变革的两个关键
从新世纪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的要求来看，加速国防现代化、积极推动军事变革、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如前所云，已具有很高的战略必要性及可行性，《2004中国国防白皮书》也揭示了基本思维、方向与做法。本文拟就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两个提醒。
第一，一国军事实力总体取决于三方面：（1）硬件（军事装备），（2）软件（军纪、士气、训练），（3）实战经验。美国不仅在军工企业产值、出口值及技术上领先全球，在实战经验上也是如此。二战以来，美国是全球动兵次数最多的国家，韩战、越战固不论矣，进入到80年代之后，平均每三年就“练一次兵”，上世纪80年代有格林那达、利比亚、巴拿马之役，90年代有海湾战争、沙漠之狐行动及科索沃之战，21世纪一开始，又是阿富汗及伊拉克两场战争。练兵不仅是练战技、战术、战略，也练军事科技、武器、军纪、士气和民族存在意识。
中国自1979年中越战争之后，迄今已25年未有战争，长期没有机会练兵的影响如何，应有准确评估。更值得留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持续十几年的军队经营企业做法对军事实力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也应作准确的评估与必要的因应调整。
第二，虽然军工企业的发展可以对中国经济通过内需、外需与科技研发三个途径做出贡献，但实行时，有必要特别强调如何更多地重视民营企业与市场机制的操作。也可以参考美国，由政府拟订项目发展计划，统筹国企、民企协调发展，长期则应更倚重民营企业的角色。美国的军工企业如果都是国企的话，美国绝不可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军工企业大国。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国防现代化也大体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