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大趋势是“民营化”。
再请看“时间轴”的三个阶段。
阶段（一）的30年，100%全是国有企业，显然效率不会太高。但在那个年代里，“公有制”是核心的意识形态，绝不容挑战。即使邓小平也只能用一种隐讳的方式进行改革，例如开放“个体户”，以个体户的成功（变成了万元户）潜移默化地转变深植在每一个人脑海中那个已被长期“负面化”了的“私”的概念；又比如，用一个新发明的词汇“商品经济”来包装“市场经济”，且一包就包了十四年，直到1992年召开中共党十四大时，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开示人；又比如，以四个经济特区方式，将民营与私有企业在特区中进行实验。
实验证明，民营企业对国家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无论工业产值、贸易、就业乃至于创汇，民企的贡献均日增月长。然而，意识形态的包袱显然尚未完全抛掉，整个社会包含政府的政策对民营企业仍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不信任、排斥或歧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正常的发展，以及内需的大力开发。
前文提到，中国开发内需既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但中国扩大内需政策始自上世纪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很显然迄今为止十几年来，虽有一定成效但难谓显著，因此，除非找到问题症结并加以解决，否则仍难有巨大突破。
中国内需拉动，有三大阻力。拉内需就是把钱花在国内市场，现在，钱基本上不是问题，问题在三个方面：
（一）没钱花。怎么说钱不是问题却又没钱花呢？准确地说，是收入及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本来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内需市场，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购买力高度集中在一个极小比例的人群之上，所以整体消费能力不强。这个问题要摆在下文的另一大趋势。
前面说到，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但关于民营企业在意识形态上的“负面”包袱仍未完全解放，“非公”一词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独有，即道尽其中奥妙。表现在政策之上，则除了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有更多的困难之外，最大的限制，恐怕是在投资领域与范围上的制约了。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完全对民企开放的一些领域如能源、电信、水力、电力、交通（铁、公路、航空、港口、机场等）等行业在中国仍处于国企高度垄断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既不利于国家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导致民营投资无门，使内需拉不起来。因此进行必要的改革宜乎摆在时间表之上。
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结论指出，要“积极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的改革”，应是为打开民企投资渠道作了必要的铺垫。
再以“时间轴”说明：
阶段（一）：100%国企；
阶段（二）：国企与多种成分所有制并存，但相对比重有国退民进之势；
阶段（三）：进行垄断性行业的体制改革，民企无论在政策与政体两方面均将获得更公平的对待。
“民营化”因此将是下一个30年的第二个“中国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