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针对98位政府及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完成一份《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报告，指出今后五至六年，将是中国的“危机多发期”，并认为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为社会、金融、经济、就业。这是研究。对照于研究的是现象与事实，近月以来，连续发生的数桩群体事件，似乎为专家学者的观察提供了注脚。国际间对中国的发展趋势，因此也出现了乐观与保守的两种看法。其实，中国执政当局未尝没有警惕，特别是胡、温执政以来，深知中国的发展形势，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最近并提出强化“执政能力”的概念，希望针对当前发展形势中较强的部分，予以检讨强化。
“执政能力”的提出，能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新的生命力？“执政能力”的概念本身是否足够严谨细腻，以致可以操作无碍？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纪机遇中，“执政能力”究竟该被赋予何种角色或定位？这些问题都成了当今关键问题。
“执政能力”可能的误区
“执政能力建设”的提法，立意肯定是好的。首先，作为执政当局，并无懈怠于密切注意执政形势并且加以客观评估的责任；其次，也有足够的雅量与胸襟承认并坦然面对执政过程中的缺失；第三，还有决心与能力，针对不足与缺失提出因应对策。
尽管如此，“执政能力”的单独提出，也可能出现误区，主要的误区之一是，面对各种发展问题或困难，直觉以为这就是执政能力不足或出了问题的结果，而未想到，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执政能力，而是在于执政的方向、理念或策略；误区之二是，即便就“执政能力”本身而言，它也包括了执政当局本身的执行能力，以及对执政当局的必要监督，以及执政当局与民意的互动几个方面。单独凸显执政能力，可能会有以偏概全的错误。所以，“执政能力”的提出，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操作时或操作后的结果，有可能与原先期待有很大落差。换言之，“执政能力”未必等于“执政效率”。那么，该怎么办呢？
执政理念·执政策略·执政能力
怎么办？必须把“执政能力”的概念丰富化、周密化与系统化。换言之，需要一个“广义的执政能力”。“广义的执政能力”必须包括三个部分，即执政理念、执政策略和执政能力。兹分述之：
一、执政理念。这是从最根本谈起。执政，是为了什么？这又包括对象、目标和原则。就对象言，是为人民，所谓“执政为民”；就目标言，即“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素质”，即福祉，就是让老百姓能满足；就原则言，这种满足不是一时的，是永久的，故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普天之下，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当局，“执政理念”都一样，都是这三条，但做到的，并不多。尽管如此，它是“执政能力”的根本，谈“执政能力”必须立基于这三个“执政理念”之上，否则，不是虚，就是偏，甚至走火入魔。
二、执政策略。理念要落实，必须要有策略与能力。就当前中国的执政形势来看，有三个基本策略是必须把握的，即平衡发展、兼顾发展和辅配发展。首先经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策略”是正确的，但这个策略用了26年，现在是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平衡者，是力求资源分配在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有知识的与少知识甚至是无知识的人群之间，尽可能的平衡。
其次，“兼顾发展策略”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与总体资源配置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过去26年，追求效率体现在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之上，平均年经济增长率高达9.5%，但必须承认，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成绩是以牺牲公平换来的，是当前不少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到了必须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时候了。
第三，所谓“辅配发展策略”是指在资源配置上，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两者之间，应该做到相辅相成、完善搭配。中国从计划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26年已取得相当的成绩，但必须承认，还有相当努力的余地与必要。具体言之，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并非十分清楚或正确，许多地方，该发挥政府职能时，政府缺位了；许多地方，不该政府介入时，政府又越位或错位了。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之间究竟应如何辅配，现代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早已有了成熟的答案，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北欧，甚至亚洲小国如新加坡等也都是实际操作的典范，中国有必要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完这些重要的课题。
有了清楚的“执政理念”及明晰的“执政策略”之后，接下来，就是操作层面的“狭义的执政能力”了。如果说，“执政理念”是指执政是“为了什么？”，“执政策略”是指“怎么做？”那么，狭义的“执政能力”就是指“做什么？”
三、执政能力。如何把抽象的执政理念与具体的执政策略有效操作，有赖三个工具或做法：完善文官系统、健全监督机制和扩大民众参与。
文官系统是执政能力的核心。一个好的文官系统表现出来的，一是“廉”，二是“能”。对当前中国，这两者都重要。廉者，不贪也；能者，能落实执政理念与策略，善尽政府职能也。一般论述廉者较多，此处不赘。关于“能”，要求的是：所有公务人员均能准确拿捏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际；当政府必须有所为时，能展现出一流的公共政策品质及一流的执政能力。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中国政府除应进行相关的体制改革外，当务之急，应推动大规模的公务员培训工作。
健全监督机制即是指确保文官系统“廉”与“能”的配套体制。这又包括体制内的监督与体制外的监督，某些部分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造，此处暂略。
扩大民众参与。执政的目的既是为民，那么基本的原则当然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至于民之“好”“恶”，最有效且保险的做法就是让民众有参与的机会。民众积极参与，既减少施政误差，又可将民怨降到最低。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过去有学者形容中国的经济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意思是中国的繁荣盛世总是暂时的，繁荣一段时间，终归于衰退，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现象或宿命。
中国近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也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怪圈”现象，以顺口溜表示，就是“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一死又放……”。怪圈必须打破，超稳定的宿命必须终结。如何打破？如何终结？就像打蛇要打七寸一样，先找到七寸，“七寸”就在于“一活就乱”的“就”字。为什么一活“就要”乱？能不能活而不乱？现在我们知道，活而可以不乱，关键是“执政效率”，铺开来讲，即是“执政理念，执政策略，执政能力”，而其核心就是完善一套能与市场经济（即“放”）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
184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受西潮冲击，但两国反应迥然不同，中国一路抗拒、排斥、硬拗，结果走向衰败；日本则痛下决心，自1867年开始“明治维新”，因此，日本的改革开放比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早了整整110年。日本维新不到30年，即打败中国（1895年甲午战争），又不到十年，打败沙俄（1904年日俄战争），并奠定了它往后一个世纪亚洲及世界大国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将起中国五百年之衰。但关键是，必须跟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从制度抓起。过去26年，人们确实看到了中国崛起的气象与契机，但人们也同时看到，危机似乎也与之俱来。原因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放”在前，“改革”却滞后了。
“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说明了中国现在的执政当局有相当的警惕。
必须承认，中外古今任何改革都要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强大抗拒，中国当前的改革形势自不例外，但中国目前有两个有利的优势，一是中国的气运正处于空前向上提升的开始，气势如虹，有利于改革；二是社会矛盾的存在与深化，使广大人民强烈期待有所改革，所谓民气可用。“小平维新”如要在历史留名，以“执政能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造工程是必须要进行的未竟之业。对中国的和谐发展与和平崛起，甚至对中国的执政当局，这都是世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