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踏着早春的阳光走进北平。骨肉同胞，亲情难忘，周恩来打听到弟弟周恩寿在天津的地址后，便将自己已到北平的消息函告，并约他有时间前来一聚。
周恩寿知道身居要职的周恩来公务繁忙，不便打扰，于是便派女儿秉德为“特使”，前来看望兄长。
周恩来下班回到家里，邓颖超就对他说：“恩来，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女儿了。”
周恩来有些惊奇地问：“哪里又来的女儿？”
于是，邓颖超便引他去另一间屋子里看周秉德。
周恩来看见周秉德的一瞬间，小姑娘那张与弟弟相仿的脸，令他惊喜不已。他走过去，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便将孩子拉到怀里，兴奋地说：“真的呀，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女儿！”
到了吃晚饭时，邓颖超说：“今天秉德来了，是不是多加一个菜？”周恩来说：“可以呀，那就加个韭菜炒鸡蛋吧。”
邓颖超担心只加一道菜不够，周恩来说：“家里中午不是还有剩菜吗？把它热一热就够了。”
周秉德没有想到，在中南海这个大院里，做了政务院总理的伯伯家里，还要吃剩菜。
饭菜都端上了桌子，周恩来将热了的剩菜放在自己跟前，将新做的韭菜炒鸡蛋放在初次上门的侄女面前。
到了星期天，孙维世、孙新世都回来了。周秉德与她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西花厅变得异常热闹。周恩来夫妇与“三个女儿”一起说笑，院子里充满了青春的笑声。
看着“三个女儿”高兴的样子，周恩来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回来了，我们今天吃饭加个菜吧，你们想吃什么？”
孙维世说：“来个红烧狮子头。”
这个提议得到了另外两个孩子的拥护，于是周恩来家由原来的每餐两菜一汤变成了三菜一汤。当红烧狮子头端上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高兴地拍起手来。
又是一个星期天，三个孩子都回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将她们叫到身边，询问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当得知她们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的表现都很好的时候，周恩来开心地笑了，对她们说：“你们都是好孩子，过去革命的年代，你们跟着父母吃了不少的苦，现在你们又能跟父辈一起建设国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从内心里真的很感谢孩子们。”
周恩来说：“女儿们，看到你们遵守国家法纪，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很高兴啊！我们共产党干革命是为什么？还不是要让国家能够独立富强起来，让你们下一代能过上好的生活。我这里说的是你们一代人，绝不是你们这代中的某些人或某几个人，某几个小集团，如果我们有了权就为自己牟私利，那同国民党政府有什么区别？我们如果这样做，又如何对得起那些为今天牺牲了的先烈！”
说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周恩来的眼圈有些发红。
自从进入和平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如何呢？是不是能够像普通公民一样地遵守国家法纪，不搞任何的特殊？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牟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这成了开国总理周恩来日夜思考的“家庭”问题。
于是，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
“三个女儿”看着周恩来，见他脸上的表情出奇的严肃。
周恩来说着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拿着一张写满字的信纸出来，让孩子们坐在他的面前。
周恩来严肃地说：“我这里拟了十条家训，念给你们听听，如果没有意见，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地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大家都要严格遵守。”
周恩来念道：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夫妇在中共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尽管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正是严于这样的家训，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关照内务部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工资向低标准靠拢。周恩寿由于身体不太好，有时会休病假，周恩来就动员他早点退休，不要在单位里一边工作一边养病。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恩来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让她们生活在人民中间，从不许她们有一点特殊。
上下五千年，楚河汉界分，代代握权者，周公为楷模！
多少年以后，直到爱女孙维世遇害，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书：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
一、遗体解剖后火化。
二、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三、不搞遗体告别。
四、不开追悼会。
五、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这是一种何等清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