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回到自己曾经领导过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孙维世，等待着她的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维世的一句话将决定金山未来的命运。
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领导同志找孙维世谈过话。他们认为，孙维世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是周总理家的千金，根正苗红，为了个人的前途，也应该跟金山划清界限。
这样的话给了孙维世不小的压力。从内心来讲，孙维世是爱金山的，他不但有超群的艺术才华，是当时少有的明星，同时还曾经是一名在敌人的虎穴里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是“坏分子”吗？那些在会场上指责他的人，要是在那种生死考验的地下斗争中，能赶得上他吗？可是，金山现在的确犯了错误，一个让人无法原谅的“罪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领导谈话的要求揭发批判金山的“罪行”，然后向他提出离婚，一了百了。
为此，林利也曾劝过她，两个从未争吵过的好友却为此吵得很厉害。孙维世知道林利是为她好，但她不愿跟金山离婚。她对林利说，要给金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她认为，“金山受到严惩（开除党籍，下放石景山劳动）应该是触及灵魂的”，她不应抛弃他，该拉他一把，可能会改造成好人。
孙维世美丽、真挚、善良，不愿意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自己心爱的人，她要帮助他，让他重新站起来。
金山自知“罪行”严重，愧对真情的孙维世，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愿意接受孙维世对自己的任何处置。
在“帮助”金山的大会上，孙维世站了起来，站到了会场的中间，站在弯腰低头的金山旁边。
会场上的人们不知道这位剧院的总导演、党委委员此时想做什么，都睁大眼睛看着她。
与群情激愤的场面相比，孙维世显得十分冷静，她用低沉而带着几分伤感的语气缓缓地说：“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同志们要我表个态，也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个字：离婚。可是我不能，不能表这个态。因为金山不单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名老党员，他犯了‘罪行’，我们不能因此就抛弃他，就一棍子将他打死。这个时候，我作为他的妻子，首先要拉他一把，让他重新站起来。我相信：金山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罪行’了！”
会场上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看看孙维世，看看金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孙维世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件惊动了中朝两国高层的事情，人们在吃惊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孙维世作为一名女性的伟大。最困难的时候，支撑着金山精神世界的是来自妻子的关怀，人们看到了孙维世那颗金子般闪亮的心！
金山弯腰站在那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妻子提出与自己离婚，然后另嫁他人。他万万没有想到被自己伤害了的妻子，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导演，在这样的场合会说出这样与众不同的话。他被这种伟大的女性的情怀震撼了，泪水在眼眶里转动着。他多么想立刻冲上去，紧紧地拥抱自己贤惠、善良的妻子，向她认错、谢罪，希望得到她的谅解。可是，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地方，他不敢也不能这样做，只能将内疚深深地埋在心里。
从会场回到家里，孙维世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这时才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从此，一向活泼的孙维世，脸上没有了笑容，她除了拼命工作，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跑到北影厂去看望金山。她将洗干净的衣服送给金山，又从他那里取回穿脏了的回家洗净，同时还为他送去一些可口的？食品。
每当与孙维世相见，金山就会情不自禁地拉着她的手，情切切，意绵绵，话到嘴边已无言，羞愧啊羞愧，只有两眼泪涟涟……
“金山事件”属于当时的一件大案、要案，加之金山的特殊身份，此案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过问。金山犯错误时期也正是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之时，他首当其冲成为“讨伐的对象”。专案组下了很大决心，查他的历史。几个月清查和批判下来，除了那些艳事没有发现金山有别的不良行为，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不轨的政治目的。罗瑞卿看了金山的材料后发话说：“金山不用再审查了，他就生活作风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最后，金山在国统区卧底达十七年之久而争取来的党籍没有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地位没有了，就连一名演员的资格这时都已不再有。昔日的一些同事对他不再尊重，而示之以别样的目光。
金山终于回家了。他站在门前，看着走出来的孙维世，立刻跑上前去，紧紧地抱着她，泪水如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处于痛苦之中的孙维世平静地迎接了金山，原谅了他。她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金山，从今以后一定要重新振作精神，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早日回到舞台。
后来，他们把家搬出了原来的地方，搬到了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住进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这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大院比较宽敞，四周住着好几户人家。为了少与别的人家见面，孙维世把最南边的一片地隔开，让自己家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小院。除了有时进出与邻居相见之外，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这块狭小的空间里。
任均回忆，金山出事之后，“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孙维世）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
为了表示对孙维世事业的支持，表示在困难之时的安慰，除任均自己之外，她还带着家人去看孙维世排练的节目，并经常去孙维世家里做客，相互交谈，以化解她心中的郁闷。
有一次任均与家人来到孙维世家，金山独自关在里屋，不肯出来见人。后来被孙维世叫出来了，看了熟人反而显得很狼狈，低头看着脚尖，说话的声音很低。
到了快吃午饭的时候，金山主动要求去做饭，一个人急急忙忙跑进厨房。
亲属们都知道金山做得一手好菜，特别是红烧肉，从颜色到味道都做得非常好，亲属们每次来必要他做这道菜。
这次，金山同样做了一锅红烧肉，香味从厨房里飘了出来，大家都夸奖说，只要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金山做的红烧肉特好吃。
到了吃饭的时候，金山主动为大家摆好碗筷，就转身进厨房去端那碗喷香的红烧肉。就在那碗肉将要端到桌子上的时候，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竟“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
一碗红烧肉在地上痛苦地躺着，汁液开始向四周流淌。大家都被这突然的声音惊住了，不约而同地看着金山。金山很狼狈，站在那里苦笑着。
孙维世显得很尴尬，急忙走过去，一边帮着打扫地板，一边安慰金山：“没关系，六姨他们又不是外人，下次来你再做一锅给他们吃就？是了。”
这是何等亲切体慰的话语啊，金山连连点头，不断地说着：“下次我再重做过，再重做过。”
孙维世一家换了地方，极少与熟悉的人们来往，但她心里时刻都惦记着周恩来夫妇，不时到中南海去看望二老，只是来去形单影只，再没有带金山去了。
经常只是女儿一个人回来，周恩来夫妇不免有些担心。有一次周恩来问孙维世：“金山怎么不来了？”
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
周恩来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下次让他来吧。”到了下次，孙维世仍然没有带金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