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发了疯的北风跑马一样在窗外呼号着，扑打着，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如同一片片巨大的雪花，被吹落在地上之后，又向着天空飞扬，在大街小巷翻卷。
任均家的房门被轻轻地叩响。
任均警觉地问：“谁？”
屋外传来了孙维世的声音：“六姨，我是维世。”
任均急忙打开房门，孙维世一下子冲了进来。
孙维世穿一件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围巾遮住了下巴，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帽子，一直拉到了眉毛上面，遮得只能看见一双？眼睛。
在金山被捕之前，孙维世就被宣布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接受批判之外，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到食堂里去洗盘子刷碗。这次，她是偷偷出来的。
看着孙维世这个装扮，任均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孙维世示意她到里屋再谈。
到了里屋，孙维世将帽子的边轻轻地拉开一点让任均看。
任均一看，帽子露出的地方，孙维世那乌黑迷人的秀发没有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层光亮的头皮，在电灯光下发着青白的光，特别地？刺眼。
孙维世曾经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公主”啊，她高挑、俊丽，瓜子脸上长着一对迷人的大眼睛，而那一头如同瀑布般飘洒的秀发，更是给她的美丽增添了诱人的神韵。为什么那些人非要以如此方式来摧毁她的美丽，难道这样的美也有错？
任均心痛极了，她拉住孙维世的手，泪水在眼圈里转动着。
孙维世忙说：“六姨，这没有什么，我不怕他们。他们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却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这段时间里，专案组对于孙维世已经由开始时的“外调”“谈话”转入了审讯和逼供，所追查的内容也从开始时有关朱德、陈毅的问题集中转向了周恩来。这伙人一次又一次地逼问她，周恩来对她到底说过些什么，她从周恩来那里听到些什么，她手里还有没有周恩来写的信，有没有周恩来的照片……
孙维世一听，知道这伙人就是妄图从她这里搜集到周恩来的材料，为他们的目的服务，非常生气，拍案而起，与那些人争吵起来：“总理革命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你们凭什么来追问总理的？事情？”
那伙人气势汹汹地说：“你以为你还是‘公主’啊，你不交代就没有出路！”
孙维世说：“你们说的出路是什么？就是出卖同志，胡乱地对别人栽赃陷害？！”
那伙人说：“我们这是为了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一定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还是早点说了好，免得受皮肉之苦。”
一股怒火从孙维世的心中升起，她大声地质问：“你们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到底是谁？”
那伙人没有想到被批斗了无数次的孙维世还是如此态度，就训斥道：“是我们在审讯你还是你在审讯我们？”
孙维世大声回答：“谁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谁就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在专案组人员的面前，孙维世高傲，高傲得令他们自惭形秽；孙维世美丽，美丽得令他们自感丑陋。特别是孙维世每次说完之后，就会习惯性地将那头秀发轻轻一甩，那是一种对他们不屑一顾的傲慢，更令他们无法忍受，于是孙维世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便被这些人认作是充满“封资修”的东西而强行地剪去了。
再次审讯，孙维世戴着一顶帽子来了，她站在那里亭亭玉立，还是那样的美丽。
专案组的人冲上去，一把将孙维世头上的帽子揭下来扔掉，让她光着头站在面前。
这是对美丽的仇视，这是对美丽的胆怯，孙维世看着他们，冷？笑着。
任凭专案组的人如何引诱、威逼，孙维世就是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审讯中每当问到周恩来的事情，她更是斩钉截铁地回绝。
任均回忆：有一天晚上孙维世悄悄来到我家，我急忙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他们好为所欲为！”
孙维世向任均谈了金山被逮捕的情况。
任均不由为孙维世担心，忙说：“现在家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你可得当心，他们会不会抓你？”
孙维世忙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
社会上的风声却越来越紧，除了朱德、陈毅等人的大字报之外，也有人贴了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等人不厌其烦地跑到北京的各所高校去“点火”。如此发展下去，以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重。
任均说：“你自己得小心啊！”
孙维世点点头。
这是任均与孙维世的最后一次见面，任均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孙维世的逮捕证竟然是周恩来签发的。
孙维世的逮捕证是江青通过中央相关专案组送给周恩来的，与这张逮捕证同时送去的还有一份孙维世是“苏修特务”的材料。
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看着那张逮捕证发愣，他怎么能下手签？发呢？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着。
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起来了。
他走过去拿起话筒，原来是江青打来的，问他是否收到了孙维世是“苏修特务”的材料，什么时候批捕。
看来江青实行逼“宫”了。现在外面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任意批斗的现象，有的甚至对被批斗者实行变相的体罚和武斗。如将孙维世放在原单位，让造反派任意批斗，是否会有更大的危险，也令周恩来放心不下。如果将她关押起来，外面无法对她任意批斗，监狱里多少还得依法办事，生命也还有个保证。江青等人说孙维世是“苏修特务”，最后也得拿出事实和依据来才能定。如果顶着不签，江青岂肯罢休，还会没完没了地来催，孙维世的处境也许会更困难。
周恩来思来想去，只得违心签署了孙维世的逮捕证，除此之外，还签署了周恩寿、王光琦的逮捕证。这对于周恩来来说，无论如何都是痛苦的。孙维世，一个血洒龙华的烈士的后代，自己用心血养大成人的女儿，在延安时派她到苏联学习那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苏修特务”，就要下手将其逮捕？翻看江青叫人送来的“材料”，厚厚的一叠纸上全是空话，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给李立三家送几张戏票算什么，那是同志之间最平常的交往，怎么会成为“送情报”？真是无稽之谈！周恩寿，自己的亲弟弟，早年也曾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内务部担任一般工作人员，他能有什么罪？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为什么要将他与刘少奇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关于周恩来为何要签署逮捕孙维世，革命老人任均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周）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个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他们（指江青）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他们得给个交代。”谁都没想到，维世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他们得给个交代”，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他以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代，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