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明是某校初一男生，因在校内偷窃他人自行车被值勤教师抓获。据了解，该生平时较老实，无其他“越轨”行为，经教育帮助后，该生认识态度较好。在检查中，他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偷窃动机的：“上个月，我的自行车停在校内车棚被偷了，那是一辆名牌跑车，是新车，我妈妈买给我的。为了这辆车，爸爸还和妈妈吵了好几次，妈妈下岗，我们家挺穷的。车被偷了以后，回到家（我）被爸爸打了，到警署报案，他们做了笔录，一个月了也找不回车。报告政教处老师，她批评我为什么要骑那么好的车，怪我‘扎台型’（出风头之意——编者注），让我妈再买一辆。我气不过，天天想着跑车的事，后来就偷别人的车了。”为了帮助小明，同时也为教育其他人，学校给予小明警告处分，而且政教主任还在校会上公开分析这一“案例”，教育大家从小要有法制观念，要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处分宣布后，小明渐渐成天与一群染头发的人混在一起，终因在校外“拗分”（意为敲诈小额钱款），被送入工读学校。
小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有其偶然性，起因于他有一辆名牌新跑车，而恰巧他的跑车被偷；如果家庭富裕，跑车得来方便，他或许不会去偷别人的。可小明走上“邪路”也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说他学习法律知识不够，法律观念不强；也可以说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有问题，首先是父母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存在分歧，步调不一，其次是母亲不该骄纵孩子，助长孩子盲目攀比之心，而父亲用打骂方式迁怒于孩子，这两种教育孩子的极端方式，都不利于小明健康成长。
本案例中，最不应承担责任的是警方和校方。首先，警方接受报案，还做了笔录，一个月查不出失窃自行车实属正常，要知道，社会上每天要失窃多少车辆，茫茫“车海”到哪儿去找小明的那辆呢？
校方更无失当之处，小明失车，教师教育他不要炫耀自己，骑这么好的车是虚荣心作怪，你的车子该被偷，那样才能让你记取教训。小明偷车事发后，政教处对他进行教育，让他“交待”犯错的动机，挖思想根源，告知小明他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更是违反《中学生行为规范》的行为。之后的一切也在照程序办：1．告知家长，让家长严加管束，配合教育。2．校务会讨论通过处分决定。3．通报全校，以此教育本人，警示全校。学校是无可挑剔的，处理事件的流程如此干净完美。可遗憾的是，小明最终没有悔改，反而犯更大的错，付出更大代价。
从一名受害者沦为害人者，除了一些偶然因素（跑车被偷）、本人法制观念不强、受他人不良影响（与染发少年厮混）、父母管教方式不当等外，警方和校方都对。看来我们可以由此案例呼吁一下了：家庭、社会应尽起责任，与学校一起配合，共同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事件看来到此已全部处理完毕了。
可是，上述案例总有未分析透彻之感，这种感觉有如一物鲠在咽喉之中，又似搔痒隔着厚皮靴。小明的“沉沦”似乎有些别的什么原因吧，而且或许还是决定性因素。问题出在哪儿呢？
质疑一：关于道德行为的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性。
小明母亲为小明买车，跑车很贵，家庭条件不好，又是背着丈夫买的。为什么要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次不理性的消费？不用问，一定是为了爱。母亲愿意省吃俭用，满足儿子对跑车的渴望，以此表达爱，正是伟大的人类母爱，其付出的行为一般不会引发“恶行”。母亲“伟大的馈赠”被窃后，儿子念念不忘这件“礼物”，除了他对车本身的惜爱外，对母爱的愧疚不会不是一个因素吧。跑车的失窃，一定令小明记起家庭的贫寒，母亲所受的委屈，这种种想法郁积在一个平时老实的孩子身上，终有一天爆发出来，引发了他的“窃车”行为。在他“窃车”时，其动机未必是损害他人。这一行为发生在一个片刻不清醒的未成年人身上，是偶然的，甚至可能正表现出他欲要填平对母爱的自责。
这使我们思考一个行为的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问题，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良好的行为动机不能引发良好的行为结果，即“好心办坏事”；而有时不良动机却产生好的行为结果，这种现象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经常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负责人的“善心”就是教育（教训？）和处罚，法律则只用以判断人的外显行为。对小明“窃车”一事的处理，是依照学校“法律”——校纪校规进行的，即处罚时注意了“偷窃”行为本身，可是，小明的偶发的“偷车”的复杂动机与瞬间特殊心理状态该由谁关注呢？在这个案例中“法律原则”始终在场，而道德却缺席了。未受道德关怀的动机与心理二度被抑制，直至小明自暴自弃，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这样来看待学校处事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三个特点：1．对罪错学生，学校以“惩戒”替代道德感化与道德说服，因为“惩戒”显然更简单易行，如果设法进入学生内心，则必将陷入学生家庭纷争之中，这恰是学校无力承担的，因此，惩戒成为学校的“习惯动作”，我们无意中将道德法律化了。2．学校更重视学生可目测的外显行为，对罪错学生的行为监控成为教育手段和目的，而对行为背后的复杂背景缺少技术与观念两个层面上的支持，这使学校教育实用主义泛滥。3．偏见，对无收入的学生购买“高档跑车”的偏见，对“偷窃”自行车的偏见，将“坏学生”与“高档跑车”划等号，这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显然起了作用。假如当初小明遗失的是手表，假如小明后来偷别人的手表，处理结果或许会不同。手表与跑车的区别显然不在价值，而在是否实用，手表用来计时，跑车用来炫耀，我们潜意识中反对炫耀，因而导致对小明的偏见，这种偏见一开始就反映在对小明失车的态度上，之后也一再起作用。我们发现，小明父亲反对买车，多多少少也带有这种偏见。
质疑二：关于法律知识和法制教育。
法律知识在控制人类行为中起多大作用呢？这取决于人们对人类理性作用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理性的，人类一切行为都是听命于理性的，那么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理性人就能有效地依法控制自身行为了。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非理性的，那么，我们可能根本上弃绝一切知识和常识，包括法律知识，因为非理性人从不听命于知识的指引。人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无法对人作出简单的判断。有时一贯不理性的人在关键时刻很理性，即“糊涂一世聪明一时”，有时一贯理性的人却“糊涂一时”，有时理性的人有意识地对抗知识，即反理性也是一种理性。
小明是未成年人，理性程度不太高，可也不见得低，因为他一向“老实”，不越轨，他的行为至少有理性的规则。他第一次窃车时，是在失车之痛后的“报复”，在实施窃车行为时，他绝不会在脑海中闪现“法律条文”的影子的，可见当时是非理性行为，而他却为非理性行为付出了代价；而以后他参与“拗分”，则是反理性的，因为他脑中不会不闪现“条文”的，与其说他“拗分”是为了钱，还不如说他正有意破坏他所“痛恨”的一切，因而“拗分”行为与“窃车”行为是有差异的，“拗分”是他明知后果的理性选择，因此成为他人格变异的一种反应，也就更可怕。
小明窃车后，为逃避对内心世界的反省，可以选择“我不懂法”来做托辞，因为反省只能增加小明的痛苦，断定小明在找托辞，是因为“偷窃”不仅是法律规定要惩罚的行为，更是冲撞了人类道德的底线。遗憾的是，教师对引导其反省内心并不感兴趣，否则，小明窃车后的内疚和自责正是打开他心灵的钥匙。教师却轻信了“不懂法”的解释，用法律知识来教育他，然而这时的教育已不会进入他心灵了。可以想象的是，这些法律知识无非是讲偷窃要受哪些惩罚的知识，法制教育在“审讯气氛”里已是恐吓和威胁了。恐吓与威胁有时可以控制或暂时控制、预防不良行为，但此时应用在小明身上却显得失之浅表，终于无效。政教处及时向全校通报小明窃车，并借此机会宣讲法律，其目的显然为杜绝校内偷盗。但是，名曰法制教育，实为宣读“判决书”，是借小明被惩戒以警告“某些人”，这实在是针对全校的又一次“恐吓”与“威胁”。在类似的学校“审判”中，小明只有靠“认识态度”好而减轻处罚，而不能为自己申辩，也没有人替他辩护的。作为教育全校的“反面材料”，这种命运也是无法抗拒的。
我们可以自由定义“法制教育”，我们希望这种教育有效，因此。“法制教育”被定义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具。这种法制教育的内容必然有二：一是法律条文，二是反面材料；这种法制教育的方式仅有一种，即灌输（宣讲）。孰不知有时这样的方式正是非道德的，我们却用于道德目的；这种法制教育作用于类似小明的有时非理性的未成年人身上，导致人格变异和反理性行为，实属正常。
质疑三：关于学校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