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边巩固皇权，一边思索怎样充实国库。因为雍正帝继位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财政困难。
从康熙末年财政就严重亏空，威胁着封建统治，因此即位一个月后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的上谕。为了顺利完成清查亏空的任务，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发出了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的上谕。所谓会考府，就是为清查政府亏空、打击官吏贪污舞弊现象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官吏审查机构，其职责大致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审计署。还特别对怡亲王允祥强调，要严格执行清查政策，不得有所松懈。
雍正帝限期三年，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总的来说，清查的成就显著。
在清查亏空中，难免会涉及贵族和高级官僚，对此，雍正帝一样不手软。不论何人，绝不宽贷。一些王公贵戚、达官显宦不得不通过典卖家产来赔偿亏空。康熙帝的十二皇子履郡王允祹和十皇子敦郡王允也因赔银数万两，还不够数，被抄了家产。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张鼎鼐等人冒支正项钱粮100余万两，由于没钱补足，雍正帝也毫不留情地抄了他们的家。
同时，还开展了地方的清查工作。
雍正帝反对贪污的工作仅仅开展了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但却是对雍正帝治理腐败的肯定。
在清查国库的同时，雍正革除前朝积弊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张，力度还在不断加大。
其中贱籍制度，是遗留了几百年的历史问题。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他们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应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包括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蛋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男人从事捕蛙、卖汤等工作，女人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 淫。
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他们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蛋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
雍正帝以仁义治国，而贱民政策恰恰与仁义不符，况且此项政策也是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于是雍正帝决定予以清除。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得到雍正帝赞同，并令礼部议行。在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
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蛋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
历代封建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因不敢过分触动等级制的尊严，因此即使想解决贱籍的问题，也都是小范围小规模地点滴“施恩”，不敢大刀阔斧地予以豁免。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慨然而为，朝纲独断，气魄为历代君主所无。
政府财政困难，清查国库，查缺补失，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远来讲，雍正帝认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法是开源节流。
除了重本务农外，还推行“摊丁入亩”。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上疏雍正帝，要求在直隶州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雍正帝把丁归田粮视为要事，主张小心处理，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九月，户部复议，同意李维钧的主张。雍正帝还不放心，再次提出让九卿复议。
自从雍正帝批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各地普遍开始推行。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黄炳开始在山东实行。雍正四年（1726年），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也先后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五年（1727年），江苏、安徽、江西相继实行。七年（1729年），湖北也实行了。至此，绝大部分省份均先后在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土地制度。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明朝“一条鞭法”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上的一次有积极意义的重大改革，它对清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推行结束了清初双役制度的混乱局面，保证了清政府的钱粮收入。这一制度还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再次，大大松弛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加快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由于不再按照人丁来收税，无地的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还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