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积弊丛集，在整顿吏治的时候，也查出了地方政策的一些问题，其中尤以漕运和盐政最为严重。
漕运为“天庚正供所关”，过去从两江（江西、江南两省，江南省包括现今江苏和安徽）、湖广等地征来的漕粮（田赋中运送京师、通州部分）都是从大运河运到目的地，漕运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加上运河受水患破坏经常遭到阻碍，运费又高，于是漕粮海运势在必行。清代的首次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这一变革的出现，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直接的催化剂，则是因道光四年（1824年）冬，江南高堰漫口，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运河水势微弱，清水宣泄过多，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浅阻，漕船搁浅，河运漕粮已不可能，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面临严重危机。无奈之下，道光帝发布上谕，令群臣讨论有关漕粮事宜。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海运便利。
海运曾行于元代至明代永乐间及清代嘉庆时试行，后来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运的胥吏以风涛、海贼等理由加以反对而一直不能实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时，让地方官员自己讨论处理，“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漕运总督严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咨博采，通盘经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将海运之事“一一熟筹”。但是，这些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仍主张采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还虚耗了大量资金。
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琦善、陶澍考察后，请求把苏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运。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两次运走。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仍然河运。为杜绝经纪人的需索、无端阻留、刁难，道光帝还下令在上海设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123.3万余石扬帆出海了。海船自吴淞口出海，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4000余里。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这种运法坚持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并没能坚持实行下去。
在改革漕运的同时，关系到国家财政税收的盐政也受到了道光的重视。
清朝盐政向来采用明朝纲盐法，这种办法由固定的盐商凭“盐引”行销纲盐，而盐引完全为盐商垄断。盐商垄断盐业，又须维持庞大的销盐机构，导致盐价提高，引起销售困难。不照章纳税的私盐泛滥，盐引滞销，盐税减少，盐商遭受打击，纲盐法难以存在下去。
道光十年（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总督管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票盐法首先在淮北地区31个州县实行，这种制度，任何人只要纳税，都可以领票运销食盐，打破了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了盐价，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盐税，剥夺了官员利用盐政营私的途径。票盐制效果十分显著，不到4个月，清运30余万引（1引为400斤）场盐运销一空。凡富有之民，带资到淮北分司领取盐票，不论哪个省的人，也不限数额多少，皆可以纳引授盐，仍按引地行销。
贩盐之商又有票贩、岸贩之分。票贩验资纳课，赴盐场领盐，行盐河数百里，至西坝而售给岸贩。岸贩卖盐出湖，散售于淮北引地食盐之户，每年所售以36万引为额。一时间商情踊跃，西坝遂取代河下成为淮北食盐的集散中心。
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到二十七年（1847年）的15年间，西坝盐栈合计缴纳征税、“杂课”“报效”“经费”及代交淮南“悬课”银1350余万两。西坝因而“闾阎相接，日以浩繁”，设置盐栈之处，每亩地价高达好几万钱。每栈都是栈门高阔，长垣缭绕，屋舍豪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剥夺特权和暴利的河下纲盐商们却顿时陷入困境。盐商们的破产不是逐渐的，而是瞬间的。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充公。盐商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扬州这个温柔富贵之乡亦随之山河暗淡，市井萧条。
票盐法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道光帝因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