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所以，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曾国藩才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他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也能全身而退。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这一切曾国藩被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再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起彼伏，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提升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向他反映地方情况，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斗胆直谏犯天颜。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曾国藩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定论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当时他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