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诚乃为官之本。
在封建社会，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下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愚忠是君主最需要、也最喜欢的。要想得到君主的信任，忠心是不二法门。同样，如果想做好官，忠君更是第一要义。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的忠义教育，忠于君主是他的为官原则和心理底线。他正是靠忠君行动获得了朝廷的信任，这样他才能够放开手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办成大事。
曾国藩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成员，他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把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作为一个人的根本。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家境也算不上富裕，而且几百年间，湘乡之地从来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而他则高中进士，登上仕途，在历史大动荡中崛起，成为中兴名臣，获得皇帝的倚重与信赖，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忠君情结。他把这一条当作为官的根本原则，指导自己一生的活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余生奉献给大清王朝。在治军从政过程中，他大力提倡“诚”，并在“诚”字前加一“血”字，谓之“血诚”，他特别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达到极点。
曾国藩的一生正是凭着这股“血诚”来对抗太平军和捻军的。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曾国藩把“血诚”当作医治清王朝的顽疾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才能的高低是次要的，选人才最关键的是忠心。
在政治实践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对官吏的忠诚教育。曾国藩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太小，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自己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自己的理论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在曾国藩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廷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将帅之材。
如果说曾国藩重视的是道德修养，那么李鸿章就更重视才干和实际效果。这是后来一些人比较两个人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从李鸿章在晚清的活动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他都称得上忠心不二。有的研究者发现，对李鸿章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父亲、母亲、恩师曾国藩。诗酒狂傲、质朴土气的风貌，得自父亲的遗传；勤俭孝悌、乐于助人并能团结人的气质，受的是母亲的影响；而坚韧不拔、勇于任事、忠君报国，则是出于曾国藩的熏陶。
李鸿章出山以后，曾国藩随时给予指导。李鸿章创办淮军，完全按照湘军的规模和思想，用忠义思想进行武装，使这支军队成为清廷最重要的正规军。此外，无论是办理外交还是办洋务，曾国藩都要求他以忠心为第一原则，他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貂，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于公是望。”“既钦阁下之忠草阂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他还曾经对李氏兄弟说：“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尽管不如曾国藩那样愚忠，李鸿章对于清廷还是尽心尽力的。在当时，他的官位不是最高，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朝臣，一直是个封疆大吏，因此朝廷的很多决策他都无法参与，这也造成了李鸿章处处受到牵制的局面。左宗棠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参与过中枢决策，而李鸿章则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办海军、办洋务、办外交，这些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却由他来承担，位不高，权不重，事务却极其繁重。而他任劳任怨，过则归己，功则推让。有功劳的时候轮不到他领赏，一旦有失，如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略签订《辛丑条约》，开战不是他的决定，但是失败却要由他来当替罪羊。如果不是忠于朝廷，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他完全可以不做，他完全可以当个位高名重、到处指手画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朝廷清流。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李鸿章也没有。因为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真正报效国家，使国家得到尽快地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就要敢于担当，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不以个人的荣辱为荣辱，坚韧不拔，勇于任事，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给了李鸿章一生的指导。对老师的忠君爱国，他感触最深，所以当曾国藩去世后，他在给三弟李鹤章的信中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邃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呜呼，吾师讲义理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迁，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竟以天不愁遗，黯然长逝。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李鸿章一直是以曾国藩的继任者自居，在忠君方面，也不例外。
据说，当李鸿章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人曾经劝说他取代清廷，自立为帝，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他的名著《朋友·客人·同事》一书中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光绪七年（1881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可见，李鸿章在忠君这一点上，还是无可挑剔的。
特别是对于慈禧太后，一旦她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李鸿章从不违抗她的旨意，忠心耿耿。虽然他对慈禧太后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未透露出过有造反的意图。对于李鸿章的忠心，慈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在《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的怒浪中，慈禧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渡过了难关；甲午战败后是慈禧救了他的命。可见当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之时，李鸿章的忠诚也算得到了回报。
勤奋是护官之符。
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的缘故，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不是天生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他认为，这才是成功的铁则。
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这个习惯，成为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虽然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数倍不止。仅仅是这些成就，也足以让一个人名垂史册了。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把这种勤劳的作风也引入军中，他还把是否踏实苦干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也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终生。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陛见，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将其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所谓刻苦踏实，埋头苦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有，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五到”的解释是：
1．身到。
就是说要亲身历事，要做“调查研究”，要勇于实践，不能只是纸上功夫。曾国藩举例说：“比如做官，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就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当官的不去下面调查，满足于下面的报告；做研究的不去亲身考核，满足于引用别人的资料，这都是不踏实的。”在曾国藩之后，毛泽东又将“身到”的原则更加发扬光大，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心到。
就是说对事情要用心揣摩、苦心剖析，力求获得透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从辩证法上来说，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进行深入的分析，那是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
3．眼到。
就是说要认真看，看人，看公文。这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眼到”的关键是练眼。曾国藩看人，一眼就能把人的长处缺点、今后的前途发展看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什么样的“眼功”！看公文、看书，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仅仅看见字面的意思，有人则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深意。眼力不同，看到的也绝不一样。
4．手到。
就是要勤写。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在这方面极为用心。他的日记就有若干种，有的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用来品评人物……曾国藩从自我修身养性的功夫到识人办事的水准再到诗文方面的成就，无不得益于这些笔记。
5．口到。
就是对下属，除了用公文提醒他们该做的事外，还要时时用口告诫他们。我们都有体会，用笔和用口谈，方式不同，作用也不同。尤其是在军队中，如果只用公文告诉战士们该做什么，而不用嘴巴鼓舞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试图仿效之，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繁琐、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谨言慎行是官场操守。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官不可有傲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