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敬泽谈，发端于我放在他手上的中篇《万物生长》。这个中篇写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之后的心理变化，是一个心理小说。这是一个相当难写的东西，因为我们对“罪恶”这样的术语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要有也是法律上的，而不是灵魂上的。如果他向法律投诚，他势必坐监，甚至被枪毙，因而没有这样的勇气；他只能向另一种更神圣的东西投诚，而这个更神圣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西方有原罪，有上帝，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良心，有老天爷，可它们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许多时候它是实用主义的，是可变的、模糊的。因此，杀人之后，他心理究竟该如何变化？变化肯定有，因为你把人杀了，不可能不在心里放着一件事，但他要掩盖，尽量装出人不是他杀的，他非常“正常”地生活着，只在黑夜里受着煎熬。后来，他发现，所有人都知道是他杀的，只是不说，因为指认一个人是杀人犯，同样会在自己心里搁着一件大事，同样会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性的、早就习惯了的生活，任何人都不愿意改变，所以才不说。这些人分明知道他杀了人，却不说，这在事实上成了他的同盟者，那些同盟者都很轻松——其实并不轻松，他们会在某一个时刻想到那个冤死鬼——而所有的重负却由他来担当，因而他想给出一些暗示，相当于挖出一条沟，让水流出来，让自己轻松一下。但大家都装出不懂他的暗示，他挖出的沟被堵死了；他随时提到那个死去的人，但大家都装出对死者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干脆想诉说，更没人听。他陷入尴尬，陷入孤独，一个人在旷野中，对天对地……而表面上，他依然“正常”地生活着。到最后，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李敬泽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把小说写大，是有我们天生的难度：我们在具体的人生之外，没有一个更加广袤宽阔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