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外交与军事部门的怨言还没有构成公开的反对意见，但其中一些肯定反馈到了赫鲁晓夫的耳朵里。由于他本人也感到担心，加上其他的忧虑使得他考虑解决柏林问题的方案更加犹豫不决。7月底，他腾出时间去克里米亚度假，但是与以往一样，他的度假又变成了在海滩与导弹设计师以及其他相关的说客和职能部门的见面。他们带来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好的：诸如轨道炸弹、可能的月球发射以及原子能动力飞机之类的计划都处于进展当中。但是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父亲不可能不会想到德国问题。他已经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做出了强硬的威胁，但是他的威胁却刺激肯尼迪采取了反抗措施”。与此同时，他的恫吓已经加速了东德难民的流亡。1961年上半年已有超过10万人逃离东德，比1960年同期增加了1.6万人。单单在1961年6月，就有差不多两万人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同时自从赫鲁晓夫7月份宣布他要将苏联的国防预算增加三分之一以来，已经有2.6万人逃离。
早在1961年3月，乌尔布里希已经提议在柏林城中间建造一堵墙，以阻止人员的流动。赫鲁晓夫认为这一想法太过危险而予以否决，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与此同时，来自华盛顿的一些信号（包括肯尼迪再三发誓将保卫西柏林，而不是东柏林，以及7月30日，美国参议员J.W.富布赖特发表声明，似乎赞同关闭两个德国之间边境的做法）表明美国人不会反对，但是苏联人还是不敢确定。苏联人对建造柏林墙的相关准备工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华约首脑高度机密的会议上，他们详细讨论了即将签署的和平条约及其后果，但他们对于柏林墙只字未提，这些都反映了赫鲁晓夫的紧张情绪。在签署建造柏林墙的命令前，赫鲁晓夫甚至化名对东西柏林进行了一次视察。“我没有下过车，”他回忆说：“但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看到了当时柏林的情况。”
赫鲁晓夫的焦虑也反映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这些声明既富挑衅，又热切地呼吁双方要冷静行事。“我们的人民不会在考验面前畏缩，”他在8月7日的电视讲话中宣称：“他们会以牙还牙，粉碎所有的侵略者。”但是，他在此次讲话中又呼吁西方领导人“真诚地坐到谈判桌前，不要让我们变成战争狂，让我们消除这种气氛，让我们用理智而不是核武器的威力来说话。”四天后，在一次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友好会议上，赫鲁晓夫警告说核战争可能会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在意大利，消亡的“不仅有橘子树木，而且还有创造并赞美意大利文化艺术的人”。“希腊的阿克罗波利斯和其他历史遗迹”也可能会毁于一旦。至于西德，“也许就留存不了什么值得统一的人与物了”。不过，并非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清醒清醒吧，先生们！我呼吁那些还没有丧失冷静与理智思考能力的人。……让我们不要相互恫吓，不要制造人为的裂痕，不要加深业已存在的分歧。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需求与利益，因为我们得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谢尔盖·赫鲁晓夫证实说，他父亲“在家里远没有他在电视上所显示的那么坚决”。他在8月7日的讲话中嘲讽地将神经过敏的西方政治家比喻成战时在他面前自杀的苏联将军。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赫鲁晓夫担心“肯尼迪的神经也许不会足够坚强，他也许会变得神志错乱”。
作为一种特别谨慎的行动方式，赫鲁晓夫下令分阶段修建柏林墙。首先，竖起带刺的铁丝网，如果西方国家采取默许的态度，那再修筑混凝土。即使如此，苏联人8月13日还是屏住了呼吸，等着看美国会作何反应。苏联外交部里一派危机到来的气氛。当局势明朗，西方国家没有采取强制行动拆毁铁丝网时，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父亲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后来，当肯尼迪派遣了一支由15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部队到达西柏林，以确保美国人的通路完整通畅时，赫鲁晓夫再次紧张起来。“他的紧张情绪也感染到了我。”谢尔盖写道。当他们两人晚上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时，一位警卫人员跑过来递呈了一则消息，在领导人应该休息的时候，这种情况是非同寻常的。赫鲁晓夫在半路上脸色就阴沉了下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惊一场。事实上，肯尼迪默许了。毕竟，他从来没有承诺过要解放东德人民，而只是答应将维护西德人民的自由权利。
“父亲很高兴，”谢尔盖记得：“通过在边境上建立起控制措施，他认为东德已经取得了比和平条约更大的成就。”然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柏林墙“挽回了［赫鲁晓夫的］面子”。这实际上是“无声地承认了他并没有达成他的基本目标”，他将近三年来一直狂热追求的目标是“迫使西方国家采取有利于东德的妥协立场”。
肯尼迪接受了柏林墙还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就是这让赫鲁晓夫相信他可以再次对肯尼迪施加压力，这给冷战期间最具爆炸性的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了伏笔。
[1]哈里森在他的“乌尔布里希与实在的‘玫瑰’”中将苏联对赫鲁晓夫与乌尔布里希会谈的记录译成了英文。
[2]“……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至少废除部分的战争遗留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西德联邦议院选举期间，阿登纳对局势的恶化不会感兴趣，而肯尼迪总统由于处于执政的头一年，他同样也不想让局势激化。”引自哈里森的“乌尔布里希与实在的‘玫瑰’”。
[3]事实上，这份背景材料在称赞肯尼迪学识之前还有一句话，“尽管不是个庸才”，但肯尼迪“是不大可能具有成为杰出人物的素质的”。
[4]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乔治·科尔年科描述了阿朱别依和缅希科夫对肯尼迪的看法。
[5]在缅希科夫看来，“如果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坐下来，真正进行一天的秘密非正式会谈，那肯定会比他们的部属进行再多的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要多”。当萨里布里开玩笑说“赫鲁晓夫也许是想到棕榈滩度假”时，当时肯尼迪正呆在那里，缅希科夫严肃地回答说：“是的，但是要想使之成为可能，还必须有你们的邀请与我们的同意。”
[6]两天后，肯尼迪总统试图收回麦克纳马拉的话，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对美苏导弹的性能是否存在差距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在助理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于1961年10月宣称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美苏导弹并不存在差距。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民主党发言人，包括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都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即刚开始时是确实存在这种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是有利于苏联的。
[7]根据阿朱别依的说法，加加林在走过红地毯时已经意识到他的鞋子的带子没有系，这让他和一旁观看的记者都担心在走到检阅台前他会摔倒。
[8]特罗亚诺夫斯基是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看法的最佳渠道，因为他是在会谈后不久亲耳听到赫鲁晓夫这样说的，不过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印象。根据当时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Leonid Zamyatin的说法，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认为，肯尼迪只是个“孩子”，于是他开始考虑“我们如何才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考验肯尼迪的意志”。谢甫琴科说他参加了1961年底的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向他的助手们讲述了肯尼迪“软弱的”言行举止，他最后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肯尼迪没有一个坚强的主心骨，总体来看，他也没有应对严峻挑战的勇气。”乔治·波尔沙科夫当时是苏联克格勃人员，但甚至在维也纳会晤前他已经成为罗伯特·肯尼迪的秘密情报来源，他告诉一位美国朋友说，苏联人对美国总统在维也纳被赫鲁晓夫“深深影响了，并好像感到害怕”感到很“惊讶”。“当你用手摸到女孩衣服的时候，你想象她会尖叫，但是你不会想到她会感到害怕。”波尔沙科夫说。米高扬后来说：“加加林的太空旅行以及我们在亚非地区地位的巩固让赫鲁晓夫冲昏了头脑，他决定制服这位年轻的总统，而不是利用此次机会发现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关系。”
[9]这一段关于维也纳首脑会晤的描述源自作者于2000年6月对美国前外交人员弗拉基米尔·图马诺夫的采访。
[10]事实上，戴高乐在美国总统一行在巴黎停留时提醒肯尼迪夫人说，赫鲁晓夫夫人比她的丈夫还要“老谋深算”，当这两位女性走到阳台上回答大家的提问时，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肯尼迪夫人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夫人“长着一双小猪眼”，“在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她之前，她已经抓住了我的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11]艾博特（1821-1893），1891-1892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译者注
[12]赫鲁晓夫对杰奎琳·肯尼迪的其他印象包括：“记者总是将她说成是一个美人，对男人来说很有魅力的那种，但是她并没有给我留下那样的印象。不错，她年轻，充满活力，也很讨人喜欢，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众之处。”至于她的言语犀利：“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我根本没有把她当回事；至于她究竟如何，那是她丈夫的事。如果他喜欢她，那么就祝他们俩健康长寿！”
[13]迪安·艾奇逊（1893-1971），美国国务卿（1949-1953），在其任内曾促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支持美国政府发动了侵朝战争。——译者注
[14]波尔沙科夫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他在美国是以塔斯社华盛顿分局负责人的身份作掩护的。不过罗伯特·肯尼迪好像确信他与波尔沙科夫之间的友谊是可信的。
[15]这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就与德国和平条约准备相关的问题交换看法的会议记录。
[16]由于与缅希科夫争吵是不可能的，于是科尔年科，当时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二号人物，决定绕开他。在7月5日与肯尼迪助手小约瑟·M.施莱辛格会谈时（当时在苏联人看来，施莱辛格是反对艾奇逊的强硬路线的），科尔年科建议说，如果美国人不相信苏联的保证，使得柏林的“自由市”地位真正得以实现，那他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保证。科尔年科的意图是想增强驻华盛顿的倾向于谈判者的力量，他也的确做到了。虽然他所说的并不意味着重新谈判会达成什么协议，施莱辛格后来回忆说，但“这看起来好像苏联人或许还是想避免冲突的”。这使得施莱辛格与白宫里的其他人开始提出其他的不同选择，其中就包括再次举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