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季，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相互斗争的结果是竖起了一堵柏林墙，而不是签署和平条约；苏联的农业危机形势虽然比上一年冬天有所缓和，但此时又变得严峻起来。他于5月份视察了高加索地区，6月底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每到一处，他都对当地的官员批评一通，但并不像以前那么严厉，有时甚至还进行自我解嘲。在享用哈萨克东道主提供的马肉时，他抱怨说马肉太肥了，但他紧接着补充说：“不错，只是对于我来说也许是这样，因为在判断马肉的肥瘦时，我将自己的身体也考虑进去了。”
秋季收获的前景看来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辉煌的时代。”赫鲁晓夫对一位哈萨克斯坦听众说。他在7月20日递送主席团同事们的备忘录中报告了他对其他几个地区的考察情况，这与他3月份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月份，乌克兰的情况好像已经到了灾难的边缘；现在乌克兰却可能成为苏联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赫鲁晓夫得意地说，这部分得益于农户们增加了谷物生产的面积。经过两年的收成“低于我们的实际能力”后，他于8月7日补充说，现在的粮食产量“明显地将是苏联政权有史以来最好的”。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据说已经超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目标，这也让他感到很高兴。科学上取得的最新胜利也同样如此，苏联宇航员蒂托夫（Titov）进行了第二次宇宙航行。9月10日在斯大林格勒，一个让苏联人想起二战胜利的地方，赫鲁晓夫为巨大的新伏尔加水电站举行了落成典礼。“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同志们，”他对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讲说：“这是一个人类最优秀的儿女们最崇高的梦想正一个个变成现实的时代。”
人类最崇高的梦想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创造了这个词汇，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自由发展前提”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各尽所能”地创造出最大的财富，分配是“各取所需”。根据列宁的观念，实现共产主义将会经过一个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个强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会为未来的自由王国准备社会基础。斯大林宣称到1936年已经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的“基础”，但是他还是很明智的，没有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最终实现，以免人们会期望在他的领导下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然而，这正是赫鲁晓夫不久后在新发展纲要中所做出的承诺。
旧发展纲要颁布并执行于1919年。早在1934年，苏联人就有了修改发展纲要的想法；实际上苏联第十七届党代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挂帅的委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搁浅。1948年没有公布的草案中已经确立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任务，这说明赫鲁晓夫并非苏联唯一极端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但是斯大林没有为自己确定任何具体的实现目标的期限。
早在30年代，赫鲁晓夫就曾热切地谈到过“建设共产主义”的事情。他在1952年将此描述成党的主要任务，在1956年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他吹嘘说苏联已经“登上了一个高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通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宽广大道”。在他的敦促下，第二十届党代会下令马上准备一份新发展纲要。[1]
赫鲁晓夫受到了这种热情的鼓噪，尽管这种热情并非适得其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新发展纲要的准备完全是武断的。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是经过详细、系统论证过的。1958年成立了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伯里斯·波诺马廖夫领导的权力巨大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向科学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其他机构询问了关于苏联生活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所有方面的数据。苏联两位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尤金·瓦尔加（Eugen Varga）和斯塔尼斯拉夫·斯特茹米林（Stanislav Strumilin），起草了主要部分，对苏联与美国未来10-15年内经济前景的比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斯特茹米林在下结论之前提醒不要“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采取激进的解决问题的措施”。
在赫鲁晓夫的亲自监督下，起草委员会于1958年秋天完成了发展纲要初稿。同年7月，赫鲁晓夫指示波诺马廖夫要使新发展纲要“清晰、准确、鼓舞人心——就像一首诗，不过同时又要现实、贴近生活、广泛征求意见”。10月份阅读了初稿后，赫鲁晓夫下令删除其中过多的细节，以免使新发展纲要失去其“厚重、长远的特点”。
在1959年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全部和最后的建设任务”。换言之，接下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3月，他与波诺马廖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7月，主席团下令召集更大范围的专家、机构与职能部门做出更多的预测与规划。国家计委与国家经济委员会被特别要求做出独立的评估。两机构所做出的错误评估认为，5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还可以持续20年的时间。
菲奥多·布拉特斯基于1960年初加入了波诺马廖夫的团队，他们工作生活于莫斯科郊外树林里一座豪华的疗养院里。他记得，就是否在发展纲要中写进对苏联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当赫鲁晓夫的主要经济顾问亚历山大·日斯亚德科（Zasyadko）提议包括这一部分时，几乎所有工作组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与非经济界人士，都反对说这是“肤浅、不科学的”。有关苏联与美国经济前景的评估“完全是人为的——纯粹是出自一厢情愿的想法”，布拉特斯基回忆说。但是当日斯亚德科拿出包装着蓝色封皮、长达80页的打印稿，翻到第一页时，大家看到了赫鲁晓夫熟悉的潦草签字“写进发展纲要”：将“证明”苏联会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统计数据写进去。“热情高涨，”布拉特斯基说：“但是就像我们在单位里常说的那样，需要热情的同时还需要弹药。”
赫鲁晓夫亲自修改了纲要的文本。1961年4月20日和21日，以及7月18日，他口授了长达46页的建议与修改意见。他的一些建议（这里删除一个过分的形容词，那里指出一个时态错误）严格说来都是编辑所做的工作；他肯定对自己显得比这些学者阅读得更为仔细而颇感自豪。其他的“修改”则使文稿显得更具乌托邦色彩（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话），例如，他坚持到1970年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一些修改实际上并没有对具体的事情做出说明：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只能“大体上”实现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住房的目标；虽然为母亲与孩子的健康提供完全的医疗保障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但最好还是不要对“妇产科病房、医疗咨询、孩子的修养院、医院以及夏令营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是在他最为现实的时候才最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不切实际。
草案中说，“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工作将变得“最具创造力”，这样每个人都会体验到“为公众的利益而自愿劳动的内心需要”。赫鲁晓夫提醒说，这也许意味着有人会想他们可以自由地“躺在沙滩上睡大觉”，而不是去工作……他们会说：“让其他人工作吧，我不工作，我就躺着。”当然，他总结道：“工作日应该更短一些，假期应该更长一些，但谁会为这一切提供资金呢？难道是中国人吗？”赫鲁晓夫很清楚地知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什么，但他并没有对人们是否具有他所承诺的人间乐土所必备的素质做出清醒的估计。他承认不断升温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会“推迟”发展纲要计划的实现，不过，他当然不会承认是他自己推行的政策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
尽管他经常批评空洞的理论，倾向于实际的问题解决办法，但赫鲁晓夫同样需要一个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理论上的标志。马克思和列宁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来描述胜利的工人阶级如何剥夺资产阶级剥削者的财产；斯大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持续下去，尽管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国家将会“消亡”。赫鲁晓夫不想花太多的心思来更新创立者的理论，同时他也不想对之全盘否定，或是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名词“大同国家”。他试图运用恰当的夸大词汇——因为“专政意味着一部分人，或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这种说法在目前阶级消亡的社会里是“不够明确的”——但是朴素的常识又时常提醒着他，普通人民不可能理解专政如何会是民主的（尽管列宁坚持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如果你问我这种专政的含义是什么，”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承认道：“我是不可能对你解释清楚的，你也不可能向我解释清楚。”
主席团于5月6日收到了发展纲要草案，经过微小的修改后于5月24日予以批准。赫鲁晓夫于6月19日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这份纲要文本，他在大会上讲话的语气比纲要本身显得还要高涨。他宣布说，在20年内，“我们国家将实现共产主义”。在此期间，苏联将会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不断地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20年后，苏联将“达到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将远远地落在后面”。苏联农村将“遍布各种设施——配备着所有现代化用具的公寓，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文化与医疗设施——最终，农村人口将可以享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生活条件”。
梅勒·斯图卢亚（Melor Sturua）是发展纲要文本起草小组的一员，他努力提醒不要做出太多的许诺。知道赫鲁晓夫的脾气，斯图卢亚将他的保留意见以一种令人费解的理论语言阐发出来，主张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会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并没有必要给它规定明确的日程。赫鲁晓夫得知他的意见后，盯着这个表情严肃的格鲁吉亚人说：“听着，黑小子，像这种一知半解的小把戏并不会让你获得真理的。”于是，苏联人这种天赐甘露的时间表并没有改变。[2]
发展纲要草案于1961年8月30日出版发行，苏联的宣传机构称草案的发表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全国“讨论”，460万人参加了各种党与非党的会议。22个工作组总共接受了大约30万份信件、文章与笔记，工作组仔细分析了其中的1.4万份文章，并挑选了40篇加入最后的文件中。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18日向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提交的就是这份最后的文件。他吹嘘说，在十年的时间里，所有苏联人将“达到物质上的富裕”。十年后不久，所有人将“享受高质量的膳食”。消费品不久也将极大丰富，而住房短缺的情况将会在“这个十年内”消失。
党代会以全体通过的结果很快采纳了这一新的发展纲要。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实际上“赫鲁晓夫是不喜欢统计数据的”。当米高扬反对在新发展纲要中包含20年的钢产量规划时，赫鲁晓夫回答说：“1980年不会很快到来的。”米高扬由此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指望自己活到共产主义完全建成的那一天，因此对他来说，这些数据实际与否也就并不那么重要了”。米高扬说，赫鲁晓夫所想的只是“取悦于人民。他并没有想到如果这些承诺不能兑现，人民是会要求做出解释的”。
米高扬的分析并没有说出赫鲁晓夫的全部动机。赫鲁晓夫很可能是希望给那些负有准时完成这些规划的官僚机构添一把火。在此过程中，他会显得光彩照人。不过，他并非只是为了使自身形象显得高大起来。他肯定不可能等到已经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苏联人民最终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的那一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想法也许促使他差不多同时下令对宗教展开全面的攻击。当然，宗教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所诅咒的，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拆毁了教堂，逮捕牧师，并迫害信教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扭转了这一进程，也许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民众联合起来应付战争，并给西方盟国造成一个好印象。国家登记的东正教教区、申请建造新的教堂、修道院、接受洗礼与教堂安葬仪式、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比例以及申请进入神学院的人数，在20世纪40年代末前都有了大幅增长，此后增长趋势平稳下来，直到赫鲁晓夫发起对宗教的打击。
这种于5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60年代的镇压行动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加强了反对宗教的宣传，增加了宗教活动的税收，教堂与修道院遭到关闭——结果是东正教教区的数量从1951年超过1.5万个下降到了1963年的不足8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