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赫鲁晓夫感到巨大解脱的是，他被允许回到前线。但是他的宽恕也许是个圈套；赫鲁晓夫知道“有很多次，斯大林让一些人带着宽慰的消息离开他的办公室，然后在某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将他们逮捕。但是在我离开他办公室的当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回了前线”。
斯大林的怒气并没有消散。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当着几位指挥官的面，斯大林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他那著名的烟斗，然后在赫鲁晓夫光秃的头顶上敲打烟斗，落得赫鲁晓夫一脑袋的烟灰。“这和罗马人的传统是一致的。”斯大林看着在座的人的吃惊表情解释说：“如果一个罗马指挥官在战斗中失利，他就会生起一堆篝火，坐在篝火的前面，将火灰撒在自己的头上。在那个年代，这被认为是一个指挥官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耻辱。”[21]
与巴格拉米扬和铁木辛哥不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被降职，而是被任命去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军事委员会。但他也是威信大失（“我对严格意义上的军事事务并不是很精通”，他在被要求到莫斯科游说，争取更多的战争物资时说，“因为让我去说服最高指挥部很困难”），而且这种痛苦在他内心一直持续着。“很多年后，”他在退休后说：“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我会时常想起它。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痛苦的里程碑。”他的女儿拉达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此都耿耿于怀。”如果他对哈尔科夫战役的警告得到斯大林的重视就好了！如果更为果敢的朱可夫处于华西列夫斯基的位置上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没有承担起他自己应负的责任。[22]
1942年，希特勒的计划是征服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高加索地区重要的油田，然后再转向北，进攻莫斯科。朱可夫回忆说，首都知道如果斯大林格勒落入敌手，那么德国人“就能切断我国南部与中心的联系。我们也许还会失去伏尔加河，我国最重要的水道。……”
当德国军队于8月份开始进攻以及在接下来形势十分危急的数月里，赫鲁晓夫就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战场，”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埃里克森写道：“工厂、火车站、独立街道或是小型广场，最后连一堵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斯大林格勒的大型拖拉机厂变成夜间残酷厮杀的场所，车间里到处都堆满了尸体。在几次战斗后，负伤的苏联士兵都爬到了伏尔加河边，其中幸运的伤兵在德国飞机的猛烈轰炸中被渡船送到了河对岸。10月底，苏联人在伏尔加河西岸控制的领土曾一度收缩至1000码。然而到了11月份，苏联红军就已经开始准备突然反攻了，正是红军接下来发起的反攻决定了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命运。
赫鲁晓夫的使命就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与莫斯科的最高指挥部之间负责协调。在任命或解除像安德烈·叶廖缅科（Andrei Yeremenko）与瓦西里·崔可夫（Vasily Chuikov）这样的指挥官之前，斯大林都会与赫鲁晓夫商议。在苏联反攻前，他就在各个前线之间来回穿梭，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防止其他战俘被处决或是受到苏联抓获者的虐待。
在德国飞机对他的指挥所进行轰炸时，赫鲁晓夫差一点被炸死。当德国人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攻击苏联飞往前线的轰炸机时，他正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地区。飞机拖着烟雾，几位苏联飞行员跳伞逃生，但他们却被苏联步兵误认为是德国人而射杀。赫鲁晓夫记得有一位飞行员大声叫喊：“‘我是自己人！我是自己人！’接下来是一阵机枪声，于是什么都完结了。”
数以千计的德国人的尸体从冻土里被挖了出来，然后被一层尸体一层枕木地堆放起来，点上火。“我没有再回去看第二次。”赫鲁晓夫回忆说：“拿破仑或是其他什么人曾经说过，焚烧敌人尸体的味道很好闻。在我看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电影制片人多夫仁科（Dovzhenko）当时曾与赫鲁晓夫一道视察过，他描述了他们两人目击的一幕：“一架飞机躺在路上，仍然在燃烧着：由于爆炸，不到半个小时就再难觅其踪影了。在飞机旁边躺着飞行员——失去了双腿，已经被烧成炭黑，露出了森白的头盖骨，身边没有武器。裸露的白骨从他的肩膀处突出出来。副驾驶被抛到了很远的地方。他的脑袋被炸裂了，有一半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粉红色的脑浆流了一地，尸体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上面爬满了硕大的绿头蝇。我掀开盖在他脸上的衣服，看见他的前额有一个血已经变为黑色的窟窿。脑浆就是从这个窟窿里流出来的。”
赫鲁晓夫也许想起了列昂尼德。在战争期间，像这样的情景时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过，他仍能保持镇定。罗迪奥·马利诺夫斯基将军（Rodion Malinovsky）的遗孀当时在前线经营着一处供军官们使用的食堂，她回忆说，有一次德国的炸弹就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想着自己可能会被炸死。赫鲁晓夫面带笑容地走了进来。“什么东西这么可怕？”他满不在乎地问道。[23]
与在基辅和哈尔科夫时形成对比的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的作用毫无疑问是积极的。不过，他对与其他人相比贡献如何仍很敏感，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更是时常揣度。他后来责备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因为他们宣称是他们提议发起了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反攻：“朱可夫只到过斯大林格勒一次。在斯大林格勒期间，他一直与我们呆在一起，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在那里出现过。他来的时候发起战役的决策已经做出了。”赫鲁晓夫坚持说。重要的是庆祝“我们人民的胜利”，而不是争论是谁取得这一胜利，但是与往常一样，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他没有宣称自己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但是他肯定将很大的功劳据为己有。
朱可夫并不比赫鲁晓夫更加谦虚，但是他的描述则更为令人信服。当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提出反攻计划时，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于10月6日前拿出一个方案了。根据朱可夫的说法，赫鲁晓夫不知道上面反攻计划的原因是“最高指挥部警告我要对大反攻的初步计划严格保密”。[24]
赫鲁晓夫也想成为莫斯科权力集团活动的一分子——这就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像他后来自我描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他几次要求华西列夫斯基让斯大林邀请他到莫斯科去。“你为什么自己不给他打电话？”华西列夫斯基问道。但是“赫鲁晓夫总是能够找到不给斯大林打电话的借口，并坚持让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更方便一些。他总是能随时召见你。’”
“他怎么回事？”斯大林在华西列夫斯基拗不过赫鲁晓夫、为他说情的时候问道。“他为什么想到莫斯科来？有这个必要吗？”不过斯大林最后还是同意了：“好吧。你来的时候带上他，让他飞过来吧。”[25]
赫鲁晓夫对那些比他更有机会见到斯大林的人心怀不满，特别是当他们从他自己的权力所及范围内去见斯大林时。这里的问题部分是由于最高指挥部与前线司令部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斯大林不可能了解前线指挥官所遇到的困境，然而他派到前线的特使却坚持压制野战指挥官们的倡议。当时其中也有自我主义与嫉妒的成分，同时还有赫鲁晓夫的担心，他担心如果自己没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出现在斯大林面前，那么这个伟人的想法里也许就会充斥着赫鲁晓夫“不忠”的念头。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形势显得很严峻时，”赫鲁晓夫后来说：“马林科夫就会和华西列夫斯基、尼古拉·沃龙诺夫、亚历山大·诺维科夫以及其他总参谋部的代表们飞过来。坦率地说，我从来都不是很高兴见到他们。……这些大人物总是选择错误的时间来到我们这里，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的司令部里时并不是很受欢迎。司令部里本来已经很拥挤了，几乎就没有可以挪脚的地方。”
当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走到一旁窃窃私语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感到特别愤怒。“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我感觉到斯大林对我特别的关注，并派马林科夫来监视我。我注意到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在一起小声嘀咕。马林科夫接着就会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什么战斗进行得如此糟糕，很自然，他想避免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在他和华西列夫斯基窃窃私语时，马林科夫总是在责备什么人，我知道自己显然就是他们指责的对象。他对军事事务一无所知，但搞起阴谋诡计来，他比任何人都在行。”赫鲁晓夫说，大概马林科夫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一个豪华的厕所——不过，说实话，只有在这些大人物在时才能保持清洁，他们走后就变得没法进人了”。
赫鲁晓夫否认他刻意想接近斯大林，不过他并不能自圆其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他总是不断提到他与斯大林的会面，那也是因为“毕竟，我是前线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斯大林对我很了解，能认真听取我的意见。……”
随着战争的进展，赫鲁晓夫再次与斯大林热络起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主人对他的态度也热情起来。随着苏联战况的好转，斯大林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赫鲁晓夫回忆说，向他汇报也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从前线发回的报告好像就是为了取悦斯大林或是让他高兴。他在1942年6月给斯大林发过两次报告，一份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德国军官的日记节选，还有一份是美国M-3坦克与苏联坦克相比并不占优势的材料。更不用说赫鲁晓夫讲的一位将军和一名上校发生激烈争吵的故事了，这位将军怒吼道：“上校同志，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于是争吵马上停止了。赫鲁晓夫记得很清楚：“斯大林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很多年后，他还会笑着说，‘上校同志，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当然，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地位低的人必须服从他的上级。……”
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赫鲁晓夫还是不能完全让他的主人满意。朱可夫回忆说，1943年3月，斯大林打电话给在沃罗涅日前线的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他未能对敌人的反扑采取行动。就在那次谈话中，他提醒赫鲁晓夫注意他在1942年夏天西南前线的战斗中所犯的全部错误”。还有一个渠道的材料证实说，“当格利科夫（Golikov）与赫鲁晓夫在别尔哥罗德的沃罗涅日前线对他们的士兵失去控制能力时，最后是朱可夫力挽狂澜的。……”
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投入战场的苏联坦克有差不多4000辆，而德国坦克也有大约3000辆，此外还有迫击炮。[26]赫鲁晓夫很自然地在描述库尔斯克战役时会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但是他对自己作用的强调肯定还是有夸大的成分的。他声称德军一个开小差的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于是他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总指挥部：“当我解释情况时，斯大林静静地听着。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显得粗暴或是不耐烦。这让我很高兴。”[27]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要求他说说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的防御阵地是牢固的，如果敌人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我们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尽管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增援，但我们能坚守住阵地。与进攻相比，防御所需的兵力要少一些。”
不管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敢向斯大林说明这样基本的道理，或者只是他记得是这样，但这种回忆还是引起他一阵难言的自我意识：“无论何时，每当我说斯大林打电话给我，并不是说他没有同时打电话给指挥官。我不希望人们这样想，赫鲁晓夫又在树立他自己的威信了，老是在讲‘我——我——我’。不，我尊敬的朋友们，我不想树立我自己的威信。我只是试图告诉你们，从我的角度来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即使斯大林有时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把我当作替罪羊……他仍然对我非常相信。他常常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在斯大林格勒时，在南方前线时，他都曾这样做，在库尔斯克阵地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德米特里·苏赫诺夫（Dmitri Sukhanov）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40年。在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阴谋家”，一个“喜欢批评别人，而不能进行自我批评的人”，一个“喜欢周围有一帮吹捧者”的人，“喜欢享用他的特权。在前线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厨师；他喜欢吃（斯大林喜欢他这一点），他喝酒也不含糊。在他还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有自己的特别保镖，就在前线。”
苏赫诺夫有理由憎恨赫鲁晓夫（作为马林科夫长期的助手，他在他的保护人下台后就被捕了），但是他的证词也并非完全不可信。赫鲁晓夫有他自己的厨师和保镖，这并不奇怪，一个付出如此多精力的人喜欢吃东西，这也不奇怪。但是在战争期间和赫鲁晓夫在一起呆过很长时间的电影制片人多夫仁科也有着类似的印象，虽然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还不错，他说赫鲁晓夫身边就是围着一帮心中无物、虚情假意的助手。[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