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组建楚军，卓越军功第一步
“樊燮”案之后，左宗棠开始招募军队，因为有了江忠源、曾国藩的先例，左宗棠办私家军队也少走了很多弯路，更何况他这些年来在长沙士绅、军人中间积累下很高的名望，要他举旗招兵，是很容易的事。
当时曾国藩组建湘勇，主要就是模仿明朝大将戚继光的“戚家军”来编制的。湘军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500人，级别相等，人数固定。这就和绿营军区别开来。绿营军编制，各个行军单位人数不等，没有统一的号令和人数，指挥调度起来会很费劲，常常还会产生混乱。此外，湘军每营还专门设有180人的“长夫”，专门用来运送军器辎重，保证军力不乏。史书上记载说，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出身，士兵的主体很多都是山农，他们在武器装备上在当时算是比较强的，但却不善于肉搏、怯于近战。而且，兵为将有的体制决定了朝廷是不给军费的，所有的军费开销都要由大帅自己来承担。为了让士兵安心训练，湘军的军饷比普通绿营军高出六倍，训练时，每日口粮加一钱，征战每日加一钱五分，重伤给付养伤银30两，阵亡给付60两。因而，曾国藩等人能养活一支军队，少不得一大批地主财团的支持。
左宗棠的楚军和曾国藩的湘军编制类似，只是初创阶段，待遇还达不到湘军的标准：湘军士兵每月六两银子，左宗棠搜肠刮肚，翻箱倒柜，四处筹钱，给士兵每月四两，而当时绿营军士兵的俸禄是每月一两。
这里需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军队性质的区别。曾国藩的湘军，自组建到解散，一直都称做“湘勇”，而“湘军”这个称号是后人们叫的。“勇”与“军”的区别就在于，“勇”是非政府武装，属于私人雇佣军，而“军”是政府军队，拿国家的饷银。然而在这里，左宗棠一开始招募军队，就把自己的“番号”给定了下来，他不把自己的队伍叫“楚勇”，而是叫“楚军”。曾国藩看到这一幕，有些惊讶，连忙上去劝阻，但左宗棠牛脖子一梗，根本没把这当回事。有人说这是左宗棠好大喜功，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这也是左宗棠诱招兵员的一个策略。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左宗棠是打着政府军的旗子招兵，给出的饷银又是政府军的四倍，就兴奋地报名参军了。这样一来，楚军在薪酬待遇上不敌湘军的劣势，也就转化成了对绿营军的优势。很快，左宗棠招募到了五千兵勇，其骨干成员有前湘军将领王鑫的从弟王开化、王开琳、王勋，以及猛将罗信南、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少功等。
军队招募完毕之后，左宗棠就把队伍带到城郊训练。由于战局紧迫，大家也就练得急，但却非常严厉，训练懈怠的责以军棍，开个小差就会被杀头。然而队伍还没练两个月，就被赶鸭子上架，撵到战场上去了。当时曾国藩在一线和太平军打得难解难分，感觉很吃紧，便发来告急文书，让左宗棠援助江西战局。
在太平军初定南京为都城的时候，朝廷立即派将军向荣督军一万，在南京城东孝陵卫驻扎，号称江南大营；琦善领兵一万，在扬州城外驻扎，称江北大营。南北大营互为支援，在战略上形成了对南京的夹击之势。清军这一招十分狠毒，试图将太平军就此堵截在逼仄的一隅，逐渐困死。太平军也从此由攻转守，多次集中兵力试图攻破南北大营，因此这里成了清军和太平军作战最激烈、最频繁的战场。1856年初，南北大营先后被太平军打破，北营主帅托明阿被革职，南大营统领向荣忧愤而死。天京之围解除，原本局势已经倾向了太平天国一方，但是到了这年九月，太平天国高层爆发了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后来也率部出走，清军趁机再度建立起了南北大营，夺回了主动权。这一次总管南大营的是钦差大臣和春，而江北大营由另一个钦差大臣德兴阿主管。
江北大营在咸丰八年被陈玉成、李秀成再次打破，左宗棠率领楚军支援的，主要是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总督南大营的和春。
当时的江南大营驻军还算不少，官兵共计20万人，然而这帮政府军平时治军不严，很少操练，上下不论身份地位，一概吃喝嫖赌，连大烟都抽，搞得整个军营乌烟瘴气。如此军队，上了战场肯定是要吃败仗的，曾国藩的湘军倒是颇具战斗力，但是这条防线还是钦差和春、提督张国梁说了算，曾国藩的军队只是辅助力量。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度进攻江南大营。主将李秀成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由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带领军队，换上清军的旗号，一路急行军赶到了杭州城下。杭州官兵看到突如其来的太平军，以为神兵天降，连连败退，杭州被轻易地攻陷。咸丰皇帝听说杭州失陷，心中十分惊恐，生怕这块富庶宝地落入太平军的手里。于是急忙下诏，命令江南大营火速驰援杭州。接到命令，和春派出重兵赶向杭州，而李秀成则让士兵在城头上插满战旗，引做疑兵，撇下一座空城，挥军攻打江南大营。天京城内军队也开门呼应，江南大营反倒被包了饺子：主力远在杭州，自己一支偏师遭遇太平军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主将和春仓皇逃走，江南大营于是也被太平军攻破了。
江南大营失守，令曾国藩很是苦闷，看到左宗棠，便对他说：“这江南大营，我军苦心经营了七八年，结果一朝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呀。”然而左宗棠却很是不以为意，在他看来，驻守江南大营的这帮人，平日里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士兵不操练，将领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所以大营被攻破是迟早的事。所以他对曾国藩说道：“有什么可惜的，江南大营这个脓包，早晚是要被打破的，早点被点掉最好！”
历经这一仗之后，咸丰皇帝也对绿营军有了些许失望，当他看到一个经营近八年之久的战略要地，在绿营军的把守下不堪一击之时，终于开始动摇了。于是他决定放权给那些汉族官僚，曾国藩也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总领两江事务。两江是国家财富的命脉，水土丰饶，千百年来多出名门富户，两江总督职位到手，曾国藩才总算是真的抬起了头，征军筹饷也容易多了，因为从前曾国藩组办湘军，都是靠自己筹钱，再加上那么少许几个地主乡绅赞助点银子，军队饷银又高出绿营军很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有了两江总督的名号，总算是好过多了。
曾国藩受任两江总督之后，便命令左宗棠率五千楚军下江西。随后不久，湘军经过苦战之后包围了安庆，而太平军再度使出了类似攻取江南大营的“声东击西”的老把戏——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别率领军队攻打武汉，试图以此来牵动包围安庆的清军，以解安庆之围，史称“二次西征”。
这一仗打得是惊心动魄，为了便于指挥，曾国藩将中军帐移到了祁门大营，而太平军几次往返于祁门左右，但却都没有强攻。最惊心的一次是太平军攻打距离祁门大营只有六十多里的羊栈岭时，曾国藩手下只有两千多士兵，听到消息，他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然而曾国藩三番五次地逃过大劫，一方面是太平军将领错误地估计了局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左宗棠在乐平死死绊住了李世贤，为曾国藩争取了空间。
咸丰十年的乐平之战中，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领数万之众，挟风带雨，气势汹汹，直逼祁门大营。中途顺带拿下了婺源、景德镇，楚军将领陈民南、陈大富都在战场牺牲。四月初，左宗棠退守乐平。此间左宗棠下了死守乐平的命令，收缩兵力，巩固防线。李世贤率部赶到之后，左宗棠却趁太平军远来疲惫，兵力正乏，主动出击，在桃岭击破太平军，斩首三千余人。李世贤见状，撤回了进攻祁门的军队，全力攻打乐平。
四月十九日，李世贤再度攻打桃岭，开战不久，楚军将领罗近秋阵亡。由于湘、楚军队多是由乡党、师生、父子组成，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将士之间的关系也较一般军队更为紧密，罗近秋战死后，楚军将士群情激奋，再次打退了太平军。
李世贤看到自己的大军被一支从前听都没听说过的“楚军”阻击多日，手下损兵折将，士气低落，于是大为光火，下令强攻。左宗棠见太平军风头正盛，自己手下军队无论在数量和作战经验上都不及太平军，便深沟壁垒，避免与太平军正面冲突。
此前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先例：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待齐军三鼓之后方才冲杀敌阵，大破强敌；老将黄忠待曹军数次求战不能之后飞马下山，刀斩曹魏名将夏侯渊。这一次，乐平之战左宗棠也采取了相似的战术。楚军严守阵地，李世贤久攻不下，如此迁延数日，士气低落，太平军看到清军避而不战，也渐渐懈怠下来。四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下令军队越过壕沟，冲杀太平军。这一下可是打了李世贤一个措手不及，他没料到清军会主动出击，也没有作好准备。主将没了主意，士卒们也都四散溃逃。一时间清军无不势如奔雷，以一当百，太平军人马践踏，死伤惨重，李世贤只好下令撤退。
乐平大胜是楚军“初涉江湖”之后的首次大捷，这一战也使得楚军军心大振，朝廷也对这支私家军有了些许认同。左宗棠以一支新组建的五千楚军，阻击了超出自己数量好几倍的太平军，将自己的军事才华显露无遗。
按照原来的计划，李世贤率领的部队目标不是攻打乐平，更不是左宗棠的楚军，而是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但由于在乐平遭到了左宗棠部众的顽强阻击，他不得不率军后撤，这也缓解了曾国藩的压力。假使当时李世贤真的一路无阻，进逼祁门，那么太平军就会对祁门清军展开夹攻，如果是这样，那么曾国藩的遗书恐怕就真的能派得上用场了。李世贤败退后，左宗棠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此前被太平军占据的浮梁、鄱阳、景德镇等地，进一步为曾国藩的湘军包围安庆创造有利之势。随后不久，清军攻破安庆，曾国藩上折为左宗棠请功，咸丰发布谕旨，将左宗棠“补太常侍卿，改帮办江南军务”。这样一来，左宗棠就成了曾国藩在对抗太平军时的左膀右臂，曾国藩也乐得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帮手，而两人在这一阶段的合作更像是后来屡试不爽的“围点打援”战术，即曾国藩全力包围安庆，左宗棠就负责打击太平军派向安庆的援军。这样以逸待劳、守株待兔的战术在左宗棠稳扎稳打的军事理念下越发显得凶悍无比。比较而言，后来国共之争，解放军多次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来消耗国民党，解放军属于游击作战，而左宗棠在江西则是坐待敌军。不能说到底这二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这个战术，因为到最后两者都取得了成功。相近的是，左宗棠想要借此消耗太平天国原本就比较弱小的实力，而解放军的目标是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样尺寸必争的牛脾气，造就了左宗棠对外的强硬态度，使之最终能够收复伊犁。在近代清廷权臣纷纷签下丧权辱国的对外条约的背景下，左宗棠立刻显得高大起来。
2.转瞬即逝的不臣之心
有了权臣曾国藩的支持，左宗棠的事业也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成了继曾国藩之后的湘军第二号人物。但是与曾国藩这种誓死效忠爱新觉罗家族的读书人不同，左宗棠对于皇族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当初自己一心考取功名，想要为国效力，朝廷却不以为意；被樊燮生咬一口时，皇帝甚至不愿意详查就下令要将他处死；再加上自己早年几度流连于家乡和京城之间的所见所闻，使得他对于朝廷是带有怨气的。由于自小不拘一格，狂妄自大，左宗棠自己也觉得，那些高高在上的指挥者，比起他来是远远不如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奔向热河，将朝中事务交给了弟弟恭亲王奕总理。次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年仅五岁的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咸丰临死前，嘱咐肃顺等八人辅佐幼子，他们也就是史上的“八大臣”。
总体来说，咸丰本身就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好印象，被后世称做“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而且小时候咸丰还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过，成了瘸子，再加上平时贪酒好色、爱听戏唱戏，所以作为一朝天子，在威仪上是远远不合格的。就这样一个皇帝，又怎么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服气呢？于是，在咸丰病死之后，左宗棠秘密地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当年楚庄王问周鼎轻重几何，取代天子的野心暴露无遗，如今左宗棠也以这样一个联语试探曾国藩，可以说当时的他，是怀有推翻爱新觉罗氏的野心的。
然而曾国藩为人胆小谨慎，素来又秉持“克己复礼”的孔孟哲学，一直以来对大清朝忠心耿耿，对于这样的话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即便此时已经有大批的湘军高层暗中打好了“陈桥兵变”的腹稿，纷纷来试探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却依然不为所动。对于左宗棠的联语，曾国藩假意没有看出端倪来，而是佯装笑脸，拍着手夸道：“好联，好工整的对子。”
当时替左宗棠传送这份对联的是胡林翼，胡林翼也是个精细之人，看到曾国藩不为所动，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况且这又是杀头的死罪，就不好再多说。两天后胡林翼临走时，曾国藩才再提起这件事来，他将“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中改去一字，变成“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这样一来，两家算是真的把话说清楚了。曾国藩是没有拥兵自立的打算的。不光是左、胡，连曾国藩的嫡系、“中兴四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也来劝过曾国藩自立，但曾国藩一直以“孔圣”为榜样，这样的不臣之道是万万不可能的。没过多久，胡林翼在军中咯血而死，前线军事又急，左宗棠也就放下了这个念头。但即便是后来，左宗棠在临终前，对于当时的情况还是很看重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再看看最后曾国藩在权倾一时时主动解散湘军、向朝廷示弱的表现，只能说是左宗棠找错了人。
又有野史曾说左宗棠在太平军打来之时，曾会过洪秀全，向他论述建国策略，但是洪秀全没有听，他又连夜逃了出去。这样的说法没有太多的可信度，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死心塌地跟着朝廷走的人，他是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与政治见解的。
皇权交替，朝中形成了多股势力，八大臣算一派，皇后和奕又算一派，京城外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又各怀鬼胎，政权也变得更不稳当了。甚至有一次，肃顺在朝堂上肆意咆哮，把年幼的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五岁孩童主持国政确实不妥。接下来，不满三十岁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发动了政变，“八大臣”死的死，充军的充军，两宫太后宣布垂帘听政，权柄正式落入慈禧手里。慈禧初掌大权，也深知那些满人贵族对于自己的“僭越”深怀不满，于是她决定在外省汉人官僚中培养心腹。一直小心谨慎的曾国藩被委以“江、浙、皖、赣”四省军务的重任，湘军将领也都得到了提拔，光是升任的巡抚就有七人。左宗棠顺势也在攻克杭州之后做了浙江巡抚。这样皇权交接到老谋深算的慈禧手中，也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于是“问鼎”的念头在左宗棠等人心里也就只放了个烟花，在心底悄然炸起，撞到心头上的时候又散落下来，灰飞烟灭了。在此之后，这样的话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胡林翼在这一年累死军中，得了个“文忠”的谥号，再往后彭玉麟也得了“刚直”的谥号，加上左宗棠的“文襄”，中兴名臣们都还善始善终了。这里也不能苛求左宗棠等人一定要忠于大清朝才算完美，也不能说曾国藩一生死死追随清廷就值得夸赞，我们只能说在这场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在一些人心里起过波澜，但是转念又平静了下来。
3.大战李世贤，修理德克碑
“问鼎”一事过去没多久，杭州告急。当时杭州城内的巡抚叫王有龄，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好友。当下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兵临杭州城下，王有龄自知不能守，便赶紧发文书给曾国藩求救。曾国藩接到告急文书之后，并不十分热心。因为江浙地区有两大势力，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两江总督何桂清，两大势力明争暗斗，彼此倾轧。王有龄是属何系，早先就以曾国藩属私人军为由，不给湘军提供粮饷，而且后来湘军将领李元度因守卫失职畏罪脱离曾国藩，临走前卷走大量财物，被曾国藩上书弹劾并派人缉拿，也是王有龄大胆收留了李元度。这一切使得两人的关系很不友好，曾国藩也是想借太平军之手除掉王有龄。于是，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左宗棠在浙赣边境徘徊不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十二日，王有龄自杀身亡，杭州城破，曾国藩这才命令左宗棠火速赶到杭州，督办杭州军务，并顺带奏请朝廷，由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一职。
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底，左宗棠率兵9000人，进攻浙江。这一次的对手，还是侍王李世贤。早在乐平一战，李世贤就吃到过左宗棠的苦头，这一次依然是心有余悸。主将心怯，战事自然倒向清军一边，一开始，左宗棠就打了几个胜仗。按照惯例，左宗棠打一步蹲个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因为仅从军队数量来看，双方实力悬殊，楚军不足一万，而李世贤在浙江拥兵十余万，一不小心，就会被合围生吃。
当年三月初，楚军攻遂安县城，左宗棠以偏师佯攻附近羊村，以牵动城内太平军，又令部将陶鸿勋、丁长胜从城后袭击，黄少春、朱明亮在一旁接应。这一招诱敌深入、三面出击的战略使得太平军遭遇三方夹击，溃不成军，于是遂安告破。
打破遂安之后，左宗棠又率领部队进攻江山，在清湖大败李世贤，差一点将其活捉。此后，两军又在石门、花园展开了激战，太平军节节败走，退守金华。五月，楚军再破浙西重镇衢州，李世贤弃城撤走。
虽然得了衢州，李世贤却趁机再度攻克了先前被清军攻克的遂安。左宗棠在遂安原本是留有驻军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也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兵力不足，很难与动辄十几万的太平军相抗，而且在江浙一带来回往返，几经折腾，将士叫苦不迭。然而另一边，坐在朝堂之上的慈禧太后才不会管这些将士的辛苦，一个劲儿地催促左宗棠“克复杭州”。
这个时候，一个美国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华尔。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华尔就经由苏松太道吴煦出面、上海富商杨坊出资，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洋枪队。后几经整改扩充，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已经发展到了五千人，清廷下旨授予华尔参将的身份，华尔故将其部众命名为“常胜军”，归湘军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江苏巡抚李鸿章节制。而此时听到左宗棠在江浙一带和李世贤对峙，李鸿章便将常胜军调去宁波助战。
久居深宫的慈禧等人对于这支玩洋枪洋炮的队伍很是好奇，自家的鸟铳打人也不疼，自家的兵将冲锋也不猛，于是就算这支军队索要高出绿营军几倍的报酬，这些执政者也不会皱眉头。而作为一个冒险家，华尔此行就是为了历险而来的，就像各国的传奇历险小说中写的那样，主人公乘风破浪，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恰巧这个国家遇到了暴乱，国王遭遇险境，他凭一己之力帮助国王重新回到王位，然后获得了大量的赏赐。因此，华尔认为自己收取高额的报酬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历险小说中的英雄们一样。除此之外，他还会指使部下劫掠村镇，缴获“战利品”。
左宗棠对于这批外来的雇佣军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这些人吆吆喝喝地朝太平军开几炮，就得到了大量的报酬，而与此对应的是国内连年征战，极度缺饷，大清朝国库亏空。相反，自己的楚军出生入死，粮草自备，并且都是私人武装，华尔的“常胜军”只不过有件好看的外衣而已。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合作还是不怎么舒坦的。再后来，常胜军在宁波打击太平军，顺道勒索宁绍台道史致谔未遂，便向朝廷上告。史致谔是左宗棠推荐保举的，而且又在左宗棠的属地，于是左宗棠决定上奏。
左宗棠上折说道：“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然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继而他又说洋枪队耗费太多钱粮，却未见成果，这些人屡屡横行街市，久为百姓所诟病。实际上，反反复复都在重复一个意思，就是国家应该防这些人“生变”，而且自己也不愿再和这帮洋鬼子合作了。
朝中大臣对于左宗棠的这个折子是比较赞同的，尤其是李鸿章。他认为上海的那些官僚已经将洋人宠得不像话了，于是便去请教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是孔孟出身，一直幻想着能够用儒学教化世人，于是他给李鸿章的建议是“忠信笃敬”四个字。意思就是要李鸿章暂时“抚而用之”，用儒学感化洋人。李鸿章也觉得，这个时候和太平军正打到关键的时刻，不能搞自我削弱，也就倒向了洋人一边。得不到曾、李二人的支持，左宗棠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朝廷的意思，借师助剿。当然，左宗棠始终约束着这些洋人官兵，随时都准备解散他们，而这些人知道巡抚大人对自己没有好感，也都学得比较乖顺。
典型的例子就是整治由左宗棠主持操办的“常捷军”统帅德克碑。在政府的压力之下，1862年7月，左宗棠与驻宁波的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人达成协议，购置洋枪洋炮，组建了“常捷军”。士兵由中国人担当，将领多为洋人。第一任统帅勒伯勒东不久被太平军打死，之后德克碑继任了这一职位。
同治二年正月，清军攻克绍兴，入城之后德克碑放纵士兵劫掠百姓，还对入城的清军进行搜身。此外，德克碑还向地方政府索要十一万两银子作为报酬，并且试图扩充编制，再征千余士兵。左宗棠听到消息，立即上折请求趁现在清军屡战屡胜、兵锋正锐的时候遣散常捷军。而慈禧只求早日平定太平逆党，天下承平，认为洋人稍稍放肆一点也无伤大雅。
左宗棠不依，便上告到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和法国驻华公使交涉之后，法国人准备派实德棱替换德克碑。左宗棠早听说实德棱比这个德克碑名声还烂，便再一次上奏，请求遣散常捷军。但是这次折子递上去后便杳无音信。
很快，德克碑也知道了左宗棠在对自己“下猛药”，便赶紧来军门拜见巡抚大人。左宗棠当下就对他说：“中国现在不需要借助外力平叛，你如果想要留任，就必须服从节制，不许节外生枝，不许增兵。”此外，德克碑来到中国以后，依然留着一把大胡子，左宗棠便告知他说，作为中国兵的统带，应当注意自己的仪容。于是第二天，德克碑就乖乖地把自己的胡子剃掉了。再往后，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入陕镇压回民起义时，德克碑都追随过他，为其效力。由此可见，牛脾气的左宗棠在整治行为乖张的洋人时，也是很有办法的。1863年，李鸿章伙同常胜军攻打苏州，此时华尔已经毙命，常胜军统帅戈登告诉李鸿章说，自己的奸细已经知道了守城主将、太平军慕王谭绍光与部下八个将领的关系不好，这八人也有投降的意思，建议李鸿章从这里突破。于是在清军的引诱下，太平军叛将郜永宽、汪安钧等人刺杀了谭绍光，开门请降。随后，由于这些人索要高官厚禄，李鸿章对此十分不满，便索性将八个降将统统杀死。没有料到，戈登知道消息后立马跟李鸿章翻脸，甚至告到了驻华公使那里，一定要扳倒李鸿章。李鸿章焦头烂额，经过多方调解才勉强度过了危机。
4.攻克杭州，偶遇财神胡雪岩
再说楚军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加上洋人的帮助，终于在1864年3月攻占了杭州，控制了浙江全境。朝廷听说左宗棠收复了东南聚宝盆，遂下旨敕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此前左宗棠已经因军功由杭州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再得恪靖伯算是更进一步。
按照“公侯伯子男”爵位分，恪靖伯处于第三位，爵位不算太高，但是看看一生兢兢业业、忠于大清的曾国藩，以及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做“唯一可以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的李鸿章，他们的最终封号，也不过是毅勇侯、肃毅侯而已。另外，大清的“伯”，分三个等级，三等为最高，自伯爵起，都是超品的，所以就超出了九品十八级之外，比一品还要高。因此，左宗棠这次受封，也是很有面子的了。
失掉了江浙一带之后，太平天国已经算是到了危如累卵的时刻了。定都天京之时，太平军先后攻克武昌、九江、安庆，以为屏障，然而这些阵地相继失守，钱粮充足的江浙地区又被清军攻克，天京城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据史料记载，到了1864年，清军将天京围困，城内缺兵缺粮，李秀成建议放弃天京，但是洪秀全厉声呵斥道：“我有天兵天将守卫，怎么能迁都？”准确说来，洪秀全这个人是毁誉参半的，在建立太平天国前期，他带领士兵反抗朝廷暴政，颇显胆勇。但是到了定都天京之后，他的小农思想迅速麻痹了自己的头脑，极尽奢侈享乐之事，将朝廷一应事务都交给杨秀清来处理。定都之后，他自己广选美女，却不准部下男女同住，就算是夫妻俩住到一起，也会被杀头。后来，幼王洪天贵福在供述中说道，自己有八十八位母后。
由于上下大小一应官员的腐败，城门税务很高，进出城一次要缴纳很多钱财，于是很多商人也不敢外出购粮购物，到了最后，天京城内缺粮，闹起了大饥荒，洪秀全号召百姓吃草，口称“甘露”，最后因此害病而死。由此看来，后期的洪秀全甚至比坐在皇宫里的清朝皇帝还要昏庸，正是在这样一个嫉贤妒能的领袖统治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很快走到了尽头。洪秀全死后，天京很快就陷落了，清军用火药轰塌了城墙，双方展开肉搏战，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幼王洪天贵福先后被俘，惨遭杀害。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左宗棠对待太平军将领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的，俘虏太平军将领之后，左宗棠将其审问完毕，便施以“磔刑”。“磔刑”者，就是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肢解刀剐。而且对于这些人的家属，也都是实行连坐处理，手段非常残忍。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湘军一直是主力，由曾国藩主持大局，而左宗棠只是在局部地区同太平军周旋，所以曾国藩得到了“曾剃头”、“曾屠夫”的外号，而对于左宗棠本人的指责，也就少了许多。再加上他后来以垂老之躯收复伊犁，抵御沙俄，人们对于他更多是以一个爱国将领来评价了。
也正是在攻打杭州的时候，左宗棠遇见了他的另一个好搭档，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为他的事业又增加了重要的砝码。
胡雪岩何许人也？此人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胡雪岩年幼的时候，家中贫寒，自己小小年纪就替人放牛，再大一点的时候，经人介绍进了杭州一家钱庄做学徒。也是他聪明干练，吃得下苦，钱庄老板没有儿子，老板死后，就将这个铺子交给了他。从此以后，胡雪岩有了本钱，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迅速成为杭州城里的富商。
胡雪岩真的发家，还是和官场分不开的。他遇见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和曾国藩有过节儿，最后死于杭州的王有龄。当时的大清朝内忧外患不断，国库存银日益紧张，但是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现有的奢靡生活，连连颁下诏令，用各种方式收取钱财，其中，卖官就是生财的一道。而这个买来的官，说白了也是要看运气的，因为花钱捐的官衔，一开始都只是个虚位，没有实权。这些“官僚”不用到朝堂上去坐班，也不能领取朝廷发放的薪水，只能苦苦地等待哪里的职位有空缺，再跑跑门路，好去补个缺，从此成为正式的朝廷官吏。放到平日里，这些人也就是空有个品级头衔，自己过过瘾耍耍威风罢了。
王有龄就是买官者之一。平心而论，王有龄也算出身官宦人家，其父王燮曾官至知府，而他自己却不喜欢作八股文，因此在考场上吃了些苦头。到了道光十四年，家里给已经24岁的王有龄捐了个官，是浙江的盐运使。王有龄也赶到了浙江，但是这只是个虚衔，朝廷收了他的银子，就把他撂在那里。这个“浙江盐运使”只好日复一日地空等，加上远离父母家人，人生地不熟，显得手足无措，只好在这里混日子。时间一久，王有龄身上的银子也花光了，一思量自己在外奔波了这么久，银子花了不少，却至今一事无成，感觉无颜面对父母，更无法开口提盘缠的事了。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遇见了胡雪岩。
说来两人也是很投机，当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现在急需一笔银子去打通关节的时候，胡雪岩没有考虑太多，便将自己手头的500两银子交给了王有龄。王有龄得到银子之后，一面花钱四处打点，一面去拜访了何桂清，因为何桂清是王父的学生，门生故吏，帮个忙算是理所应当。也是王有龄运气不错，在诸多方面的努力下，王有龄补了个浙江省粮台总办的肥缺。粮台是清代行军时沿途所设的经理军粮的机构，自古管钱的、管粮的，都是背靠金山，好处不断，王有龄得了这一美差，再加上何桂清从中相助，自己的官做得是有声有色，很快就摆脱了困境。回过头来，出于感恩，他也在生意上照顾胡雪岩，给了对方很多公事上的方便，两人官商之间你来我往，各取其利，胡雪岩很快成了杭州城内的巨富，王有龄也在咸丰十年当上了浙江巡抚。
但是很快，两人的亲密合作就被太平军的到来打破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岁末，李秀成攻打杭州，王有龄一面向就近的湘军发告急文书，一面让胡雪岩赶紧帮他出城措办军需。胡雪岩接到好友的消息之后赶紧带上银子出城到上海去购买枪炮、粮食。然而不幸的是，一方面王有龄卷入了曾、何之间的党系之争中，又因为自己平日和湘军主帅曾国藩关系紧张，所以湘军迟迟未到，王有龄死守城池两月有余，弹尽粮绝，自知城池将陷，便取白练自缢身故。李秀成素知王有龄清誉，便安排下属将王有龄的遗体收殓，送回福州老家，朝廷也下诏，给了王有龄一个“壮愍”的谥号。
王有龄死了，那么胡雪岩以及他购置的军需怎么办？当胡雪岩押运着满满二十船粮草赶到杭州时，太平军已经把杭州城团团围死，无法进入城中了。胡雪岩只好把船开到钱塘江一带，先打探消息，再作打算。后来，王有龄兵败自杀，左宗棠率军进逼杭州，胡雪岩思忖再三，将这批物资统统献给了左宗棠。
当时的情况是，战火连年，四海农事尽废，一石白米出到一百两银子也买不到，而左宗棠的楚军，又是费用自负，早在安徽的时候，楚军就欠饷五个月了，左氏常常为筹饷筹银而苦思冥想，费尽周折。这样的二十船物资，光是白米就有二十万担，真可谓是雪中送炭，一解燃眉之急，叫左宗棠乐开了花。
起初，因为胡雪岩是王有龄的故人，左宗棠还不打算见他，但是看到那么多的粮草物资，简直就像是遇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欣喜若狂。这两人一碰头，又发现对彼此都很欣赏，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左宗棠都会和胡雪岩碰面，交换意见。
后来，清军收复杭州，左宗棠更是连连接见胡雪岩。在此期间，胡雪岩帮助清军筹办、运送物资，还办粥厂，广济流民，收殓了十多万具战后遗留下来尸骸。左宗棠对此十分佩服，称他是“急公慕义，勤干有为”。而左宗棠在杭州赈济难民，开商招市，恢复生产，也是胡雪岩从旁协助。胡雪岩多年在杭州商界积累的声望，使得左宗棠办这一切也显得顺手多了。
离了王有龄之后，胡雪岩找到了一个更大的靠山左宗棠，这样一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短短几年时间里，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后世也有人将其称做“中国商圣”。
早在王有龄时代，胡雪岩就依托这位“官友”办了阜康银号，老百姓是没有多少钱可以存进来的，这里大部分是一些官僚富户的钱和官府的官银。胡雪岩的大胆之处，就是直接用这些存在阜康银号里的官银作为本钱，拿去再做生利的生意。也可以说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在朝廷里，挪用官银是要杀头的，但凭借自己在官场中的关系，胡雪岩做得是游刃有余。而之后，他在协助左宗棠恢复江浙一带的生产、民力上也是贡献突出，多有善举，让他的声望、信誉度大大提升。据统计，在胡雪岩事业鼎盛时期，他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白银两千万两。道光年间清政府一年在中华大地上的收入只有大约四千万两，到了同治末年，开了关，在收取了很多关税的情况下，清政府才年入六千万两。胡雪岩一人就可以抵去官方政府一半的年收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不为过。
有了胡雪岩这“半个清政府”的支持，左宗棠办事也就顺利多了。从两人杭州城初相遇，到1883年胡雪岩被查抄，二十年间，左宗棠无论是办军务、开船厂，还是西征北伐，都是胡雪岩在后面用他的金山银海给了他强力的支持。可以说如果不是遇见胡雪岩，左宗棠就不可能完成他后来的丰功伟绩。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为粮草、军饷吃过大亏，而左宗棠在新疆，光是外债就敢借五百万两。
左宗棠也对自己这个可遇不可求的“财神爷”很是赞赏，上折称赞胡雪岩“功绩与前敌将领无孰”，朝廷因此御赐胡雪岩二品顶戴，穿黄马褂。
5.剿灭捻军，同李鸿章结怨
早在1864年，左宗棠就思量着造船，巩固海防。在杭州的时候，他试图造过一个小轮船，并在西湖上试着开了一番，但效果不好，又因为当时和太平军的战事紧迫，还没有经费，因此造船的事情就先放下了。到了1866年，太平军主力已经大抵消灭，余部李世贤、汪海洋也被左宗棠追剿殆尽，各地战事稍平，中华大地上洋务运动风声渐起。左宗棠上折请建船厂，获准通过，于是在胡雪岩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但是船厂才刚刚办了没多久，陕甘地区暴乱此起彼伏，民不聊生。于是1867年，朝廷下旨，命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便将船厂交给了江西巡抚沈葆桢，北上秦川。
来到陕西后，左宗棠发现，这里的势力网错综复杂，不单单是汉民和回民的对立严重，这里还活跃着以流寇方式作战的捻军。在分析过局势之后，左宗棠确立了“先捻后回”的方针，打算先吃掉捻军，再回头平定回民起义。
“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伙”、“一股”，顾名思义，捻军喜欢分批游击作战，内部有很多“旗”，总共推举出一个盟主，各个“旗”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他们不喜欢据守固定的军事据点，战斗力比起太平军而言要弱小一些。但是由于太平军起事的时候，捻军的很多首领都受过太平天国的封号，与太平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此时的捻军盟主赖文光原本就是陈玉成的部将，所以要平定捻军，还是需要费不少精力的。
与在东南水乡作战不同，西北地区的人擅长骑马，捻军的骑兵也是勇猛异常。左宗棠命人从察哈尔买来三千匹战马，编成了四个营。从武昌走时，他从楚军中抽调了六千精锐，又让楚军将领刘典率一万两千人入陕帮办军务。此外，广东提督高连升、原湘军将领刘松山，都率众赶来听调。
左宗棠初到陕西，想起了一个老朋友王柏心，此人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又很懂策略，于是左宗棠请他来一同商议军事。王柏心对他的建议是，要对付捻军，就应当“缓进急战”，对于捻军的流动作战方式，必须经过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击敌军，才有胜算。此外，北地多山路，河运不济，粮草转运非常麻烦，于是王柏心建议他屯田以备军需，建立“车营”来对付捻军的骑兵。
左宗棠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组建车营。他将每辆战车之上安装上了一门开山大炮，设车正一人，车勇四人，随车部队十人，并选出一名统领。如此共编了十五营，每营有战车三十八辆。早在千百年前，西凉羌人越吉元帅就将战车连成一片，大败蜀军，往后在《水浒传》中也有呼延灼铁索连环马的记载。可以说，这样的战阵利弊是很明显的，好处就在于整个部队紧密，行军的时候就成营，停下来的时候就成了阵，转换灵活多变，冲锋陷阵也是势不可当。但是这样的阵营也有其不便之处，就是用人力推车，显得笨重迟缓，转头也很慢，如果遭遇敌军突袭，近身肉搏也占不到便宜。所以这个“行则成营，止则成阵”的军事阵营，实际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
左宗棠的军队没来以前，陕西的地方官对于捻军的态度多是“赶”，只要把捻军赶出自家的辖区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可以不打仗，不至于把事态扩大化，二来自己的地盘不出事，朝廷追究起来也没有自己的责任，省事省力，皆大欢喜。但是左宗棠却坚决反对这一政策，他的想法是彻底根除捻党。他给部下下达的命令是，不许捻军向西与举事的回民结合；不许捻军南渡渭水，逃窜河南；更不许捻军东渡黄河，扰乱京畿重地。
然而，天公不作美，这年冬天，黄河一带天寒地冻，左宗棠虽然严令防守，但由于黄河河面上结了冰，人马上行，如履平地。十一月，捻军趁机踏冰越过黄河，一路横冲直撞，流窜至山西、河南。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西捻军甚至抵达了卢沟桥，意指京师。慈禧太后大惊失色，这帮匪徒都跑到家门口来了，这还得了！一怒之下，官文等人悉数被罢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宗棠一面将陕西军务交给刘典负责，一面下令让刘松山、郭宝昌对西捻军紧追不舍。同时，自己亲率一军，回防京师。这个时候，李鸿章已经攻灭了东捻军，率领自己的淮军前来助剿，河南、山东等地的清军见腹地受袭，也纷纷蚁聚，援助京城。捻军首领张宗禹见情势紧急，便掉头准备突围南下。左宗棠赶回京师后，慈禧太后颁下懿旨，命左宗棠总理直隶军事。
左宗棠当机立断，奏请将会聚直隶的军马分成三队：第一队“近防军”，驻扎固安、涿州，专门负责保卫京师；第二队“助剿且防军”，屯兵于保定、天津、河间，一面守卫京城，一面协助剿乱；第三队为“进剿之军”，专门追击、剿杀敌人。
左宗棠自领第三军，主要负责追击南下的捻军。同治七年（1862年）二月，左宗棠部下刘松山、宗庆、张曜等人狂追捻军，连战连捷，并在饶阳赶上了张宗禹主力部队，一场激战之后，张乐行的侄子、西捻军二号人物张禹爵战死。这月底，张宗禹率领败军南渡滹沱河，被刘松山逮了个正着，大批没有来得及渡河的捻军将士遭到了杀害，张宗禹不敢停留，一路直奔河南。
这个时候，李鸿章也率兵赶来，左宗棠与他会合一处。此时，朝廷发来圣旨，叫李鸿章统领前敌各军，左宗棠专门负责防守直隶运河，不准捻军再次回窜。回到直隶后，左宗棠驻军于德州。张宗禹仍然试图进攻，再次率军赶到了静海，想要袭取天津，但是天津守军和英法炮船联合，凭借捻军此时的实力，无法撼动，于是张宗禹又折回山东。
很快，春去夏至，沧州一带暴雨骤至，运河水涨，洪水泛滥。捻军主要靠马，这一来就造成了大麻烦，道路由于大雨冲刷变得泥泞不堪，到处都是水洼、池塘，人走起来都很费劲，更不用说马了。再加上捻军是流动作战，客居山东一带，远离了自家大本营，因此，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与此同时，清军却是驾驶着炮船，在黄河、运河之上来回巡视。相比而言，坐着大船四处游走，免去了许多车马劳顿。而捻军被河水突如其来的暴涨所困，进退维谷，覆亡只是时间的早晚了。
一开始，李鸿章主张“以守待变”，而左宗棠主张速战速决，而到了这个时候，眼看捻军大难临头，于是两人瞅准时机，商量准备给予“乱党”致命的一击。会剿的清军由战船不日运抵前线，捻军困饿至极，早已是不堪重负，于是一触即溃，四散奔逃，死伤无数。另一面，张宗禹指挥军队从山东茌平突围，李鸿章穷追不舍，张宗禹的部队在徒骇河边再次受困，此时淮军将领刘铭传追至，张宗禹见势不可为，翻身投入水中，他的捻军也被全部消灭了。
捻军平定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自然当记首功，因此，朝廷给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荣升协办大学士，左宗棠也“加太子太保，记一等军功”。本来捻军祸乱之事可暂时平息了，但是因为据称张宗禹当时是投河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徒骇河大战的时候，左宗棠又不在场，于是左宗棠便怀疑张宗禹投河的消息是否可靠，而且还派出了军队四处搜查。
这一来可是把李鸿章惹火了，因为早在太平天国城破的时候，左宗棠就干过类似的事，差点害死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当时天京城破，曾国藩给朝廷上的折子是洪天贵福点了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同时朝中流言四起，说天京城内堆着金山银山，于是，朝中有些贪财的大臣便向曾国藩讨要好处，而事实上整个天京都给连年的战乱败光了，哪里还有什么金山银山。曾国藩连年用兵，自己军饷都常常发不起，自然不会同意这些人的说法。于是朝中很多大臣都执意上折子，说天京富贵，湘军缴获了大量金银。朝廷就立马下旨，要曾国藩将这些“金银”上缴，以备拨用，另外，有人说曾国藩现在手握重兵，不得不防；又有人说听到了李秀成策反曾国藩，想要让曾国藩自立为王……曾国藩被这些谣言搞得百口莫辩，苦不堪言，左宗棠又在这个时候刺激了他一下，说曾国藩是谎报军情，洪天贵福没有死，而是破围出逃了。慈禧听后勃然大怒，怎么能让首逆出逃呢！再加上之前李秀成策反曾国藩的传言，更是使得慈禧忍无可忍，于是她立马下诏，敕令曾国藩将李秀成、洪仁押赴京城。哪知曾国藩早在李秀成劝他自立的时候就将他赶紧杀了，现在拿什么交差？好在曾国藩也是老谋深算，他深知朝廷对自己动手无非是怕他产生不臣之心，于是他赶紧上奏请求解散湘军，这样一来，朝廷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有所缓和了。曾国藩虽然免遭横死，却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知道左宗棠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之后，曾、左自此不睦，八年不相往来。在李鸿章看来，左宗棠这一次的做法与上次对付曾国藩是如出一辙，心里也很是生气，他写信给曾国藩，信中甚至将左宗棠比做了奸雄曹操，说左宗棠是“阿瞒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