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多少风物烟雨中——北京的古迹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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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国子监

路过这个叫国子监的地方,便会联想到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如果说孔夫子是个教师爷,他推行的仅仅是私塾教育,那么国子监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大学了——而且是皇家学院。国子监的领导不叫校长,而叫祭酒(这名称确实体现了儒家的传统),别小瞧祭酒,他也执掌着四品官印——享受着司局级待遇吧?至于学生,则叫监生。他们进国子监干什么?还不是为了考状元嘛。这是一项旱涝保丰收的教育——他们可比那些民间的酸秀才强多了,毕业后大都能分配到外省担任县级干部,虽然只是七品芝麻官,但前途无量;运气好的还能留在中央直属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所以能进国子监的都是幸运儿,踏上了一条金光大道。所谓的“国子”,不就等于是皇帝的干儿子吗?

北京的国子监,是元代首创的。明清两朝又将其发扬光大了。元代的遗址,已无任何建筑物可寻了,只留下一棵古柏、一棵老槐——据传是当时的首任校长许衡亲手种植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现存的彝伦堂、大成殿以及林立的石碑,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来的文物。尤其作为校园中心建筑的辟雍殿,建成时系由乾隆皇帝亲自给剪的彩,皇帝还坐上讲坛,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即兴演讲。这无异于聘请皇帝本人担任客座教授或名誉校长了。皇帝够给国子监面子的。辟雍殿相当于大礼堂,彝伦堂则是校长办公室,另有“四厅六堂”,作教师的科室、学生的课堂。不知图书馆在哪一间房子里。我在国子监的古旧建筑间漫步,逐一猜测它们的用途。国子监,可比剑桥、哈佛古老多了。

国子监是培养大学生的,贡院则是高考(或考研究生)的考场。明清两代,朝廷一般每隔三年举办一次会考,地点选在京师。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首届,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贡院举行。永久九年(1411年)三月,将全国科举会考地点移至北京。明朝时南京也有国子监,北京的这一座是后成立的,相当于它的分校吧。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500多年里两朝共举行进士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国子监内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块饱受风雨摧残的进士题名碑了,镌刻着所有进士的姓名。人都已不在了,只留下一个个空洞的名字——但当时那种“金榜题名”的狂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

进国子监,就等于进名牌大学了。鲤鱼跳龙门,需要纵身一跃。但听汪曾棋老人说过,国子监后来也有不权威的时候:“清朝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14万两,即每年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就有八十二三万。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等于说,国子监也在卖文凭。谁花钱谁就能成为监生——哪怕他连国子监的校门(集贤门)都未亲眼见过。由此可见:文凭在那时候就很吃香了。

国子监,今已改作首都图书馆的馆址——倒也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安慰读书人的灵魂的。书香依旧。读书才能成材,这在古今是一样的道理。但国子监里出来的人,虽然是科班出身,真正留名青史的也屈指可数。至少我所感兴趣的明清文豪,似乎没有谁是国子监毕业的。国子监:一所像培养士兵一样来培养文人的学校——培养出的也尽是些御用文人。让他们草拟点机关文件、首长发言稿、工作报告还行,却绝对写不出好诗来的——即使能写,也脱不下宫廷诗人的紧身衣。所以国子监不知是幸运的呢,还是不幸的?五百多年的教育,还不如孔夫子在私塾里讲的几堂课生动、精彩且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