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是周文王的好帮手。他一面提倡生产，一面训练兵马。周族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一次，文王问太公望：“我要征伐暴君，您看咱们应当先去征伐哪一国？”太公望说：“先去征伐密须。”有人反对他，说：“密须国君厉害得很，恐怕打不过他。”太公望说：“密须国君虐待老百姓，早已失去民心，他就是再厉害十倍，也用不着怕。”周文王发兵到了密须，还没开战，密须的老百姓先暴动了，他们绑着密须的国君归附了文王。过了三年，文王又发兵征伐崇国（在今陕西省沣水县），崇国是商朝西边最大的一个属国。文王灭了崇国，就在那里筑起城墙，建立了都城，叫做丰邑。没过几年，周族逐渐占领了大部分商朝统治的地区，归附文王的部落也越来越多了。文王晚年，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造成了对商包围的形势。但是，周文乇并没有完成灭商的事业。在他打算征伐纣王的时候，害了一场病死了。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第二年，武王一面派间谍人殷都搜集情报，一面在孟津大会诸侯举行军事演习。派去殷都的人回来报告说，纣王残暴腐化，朝里奸臣当道，国中百姓怨恨。前来会盟的八百诸侯都认为“纣可伐矣”，但武王却以“汝未知天命”为借口，班师还朝了。其实，深通韬略的武王并非笃信天命，而是觉得伐纣时机尚未成熟。《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东伐以观诸侯集否”；此语泄漏天机。原来武王会诸侯于孟津的目的在于试探自己的号召灵不灵，真要伐纣准备还不充足。况且商仍有相当实力，所以须要再等待一下。又过二年，商纣王更加暴虐专制，他杀死比干，囚禁箕子，闹得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商纣王仍旧集中全力征伐东夷。武王看到伐纣的时机成熟了。
周朝取代商朝的决定性战役是历史上着名的牧野之战。牧野之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是商周两国之间的一场决战。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武王在孟津集合起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并联合庸、蜀、羌、卢、彭、濮等西南各族共同战斗。在盂津，武王举行誓师大会。他历数纣王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收容四方罪犯逃奴，残暴地奴役百姓等罪状，号召全体将士同心协力跟商纣王决战。
在武王进军的路上，一天，有两个老人挡住了大军去路，要见武王。有人认出来，这两人本来是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国王的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孤竹国王钟爱叔齐，想把王位传给他，伯夷知道父王的心意，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在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人一起投奔周国，定居下来。这回听到武王伐纣，就赶来阻止。
周武王接见他们时，两人拉住武王的马缰绳说：“纣王是天子，你是个臣子。臣子怎能讨伐天子，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啊。”武王左右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有的把剑拔出来，想杀他们。太公望知道这两人不过是两个书呆子，吩咐左右将士不要为难他们，把他们拉开。哪知道这两个人想不开，后来，竟躲到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上，绝食自杀。周武王的讨纣大军士气旺盛，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距离朝歌仅仅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
当武王进攻殷都的消息传到商王宫廷的时候，纣王才停止了歌舞，撤散了酒席，仓促研究对策。那时候，商的主力军几乎都调发到东南前线去征夷方，都城非常空虚。纣王别无办法，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南俘虏来的夷人武装起来，拼凑17万人，开往牧野。到r牧野，纣王把由奴隶和战俘编成的队伍布置在前面，让他们与武王的军队先战，把商的“正规军”布嚣在后面督战。他想，武王的兵力不过5万人，17万人还打不过5万吗？
武王则命令姜尚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直冲商军。平时饱受压迫的奴隶和夷人本来就十分仇恨纣王，这时被迫当兵卖命，更激起他们的无比愤怒。两军刚一接触，奴隶和夷人便在阵前起义，“倒矢而射，傍戟而战”，争先恐后为武王开道引路直取纣王。商军顿时大乱。武王乘势左手高举黄钺，右手挥舞白旄，指挥全军奋勇攻杀。纣王大败，狼狈逃回到朝歌。武王便率领大军追到朝歌。
晚间，纣王登上装饰最华丽的鹿台，全身挂满珠宝玉器，穿上玉衣自焚而死。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商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它留下的贵族和奴隶主在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势力。为了安抚这些人，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殷侯，留在殷都，又派自己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去帮助武庚。名义上是帮助，实际上是监视，所以叫做“三监”。纣王在位期间追求自身享乐、骄奢淫乱，整日不理朝政，不顾人民死活，以致于众叛亲离，彻底孤屯，最终导致了商朝为周朝所灭。
什么样的心态造就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心态的重要性对于弦子的未来影响巨大。
乐天派--苏东坡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联想到豁达、乐观，这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在生死场上镇静自若，笑向刀斧丛的英雄自古不乏其人，但在残酷的政治打击面前仍谈笑风生，畅怀高歌的文学家却并不多，苏东坡便是极特殊的一个。
“一个快乐的天才子”--苏东坡。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诗人，一个幽默大师。但这还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宋代的文人一向靠着自我的修养，由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境遇超脱出来，在万物中自得其乐。所以宋代被贬的文人很多，但几乎都心境豁达。苏东坡应该是其中境界最高的一位，他曾经任杭州通判，并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父母官。后来因为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任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一个研究苏东坡的外国人曾经作过统计，苏轼一生担任过30个官职，遭贬17次，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还坐过130天监牢。然而，他一生达观，留下的诗文中很少悲观厌世之作。至于苏东坡历次被贬的原因，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莫须有”。
苏东坡因为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被贬到黄州时，他弟弟苏辙曾经说过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所以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多面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在“乌台诗案”中，全家人都为他担心而哭泣，可他却仍跟妻子开玩笑，让妻子也像杨朴妻那样作一首滑稽诗给他送行。他被贬官黄州，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让他提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他失去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得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缩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一百五十文，然后立刻将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一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于是他移情于物，他耕作田间，自得其乐。
苏东坡非常喜欢建筑，甚至可以说，建筑是苏东坡的本性，他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把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上，还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托人找菜种。他在田间地头似乎忘掉了贬谪在外的烦恼，他像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在田间，当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茎上的露滴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他种麦子时，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眷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到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中，他的心境逐渐地开朗，开始坦坦荡荡地过起他的小日子．渐渐地他能够以愉快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并愉快地与他们相处。
苏东坡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能随遇而安也是和乐观、开朗的心态分不开的。苏轼热爱生活，具有爱人之心。珍视亲朋师友之间的情谊，对人生，对美好事物执着追求，至死不渝。苏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苏辙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落魄之时却还有当月下老人的闲情逸致，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的朋友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艮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
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典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七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干占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来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这个名字也因苏东坡的这首打趣的诗而千古流传了。
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快乐的秘诀就是尽量逃向大自然，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
这位大诗人甚至对烹饪也非常有研究，非常善于做菜，而且做菜的水平绝非一般，他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回赠肉便是苏轼在徐州期间创制的红烧肉。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七月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埽一带决口，至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围困徐州，水位竟高达二丈八尺。苏轼以身示卒，亲荷畚插，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之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莱。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杭州的老百姓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人人都夸他是个贤明的父母官。听说他在徐州、黄州时最喜欢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称奇，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面对人生渚多的无奈，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苏东坡甚至觉得如果一生能够这样平静地生活在田间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他依旧重新开始，他自己开荒种地，怡然自得地生活，把自己称作“东坡居士”，这也就是“苏东坡”的由来。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本来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善于探究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对人生持这种豁达的看法。
但是厄运并没有因为苏东坡的释然而停止，在你言我语的诋毁中，苏乐坡的罪似乎愈来愈大，于是苏东坡的贬谪之地越来越偏远，他被流放到岭南劳动改造。当时的岭南是个蛮荒之地，生活清苦，一年也没几回猪肉吃，比没中举的范进还差，惟一的好处便是盛产荔枝。苏东坡从早到晚，边看书边吃荔枝，再苦再累，耳根清净也就乐得舒服。歌是不唱了，但歪诗还常写来写去，全是写荔枝。当权的人见到他的诗怒不可遏，贬到岭南还磨不灭他的精神，干脆贬到南头吧。于是苏东坡跨洋过海，到了海南岛。
晚年贬谪海南，这已是十足的流放。苏东坡刚到海南之时，思想感情上的确曾经产生过短暂的彷徨与苦闷，但他很快便以他独特的人生观打透了这层隔膜。他曾写到：“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之际，凄然伤之，日：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念此可以一笑。”这样的认识假如不以科学的观点去看，“有生孰不在岛者”倒是一个很豁达而深邃的哲学命题。谁都会在烦恼的包围之中，谁都摆脱不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环境的束缚，要想求得解脱，只有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现象付诸一笑。这就是苏东坡在海南岛上顿然获取的哲理启示。他一再高歌：“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表现了对流放海南的不悔不怨之情。这样达观的态度是历代被流放海南的众多政客们无法相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