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又称红薯、白薯。原产地南美洲，发现“新大陆”后，被殖民者带到欧洲，又被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传入我国。这里应叙一段传奇，就是陈振龙的“神农之功”。
陈振龙，福建长乐青桥村人（今鹤上镇青桥村），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自幼饱读经书，中秀才后乡试不第，于是弃儒从商，往菲律宾吕宋岛经商，发现当地种有“朱薯”，食用生、熟两便，种植容易。他联想到家乡“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种乡土，将造福万民。于是，潜心学会种植之法，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农历五月份，冒着被当地西班牙殖民者杀头之危险，历尽曲折，将红薯带回国内。同年六月初一，由其子陈经纶以其“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禀报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请求推广。金批示“夷国朱薯”可试种。十一月，陈经纶试种成功，呈验巡抚，金巡抚批示：“准饬各属依法栽种”。适逢当年福建冬麦歉收，春天大旱。金巡抚饬令“教民种之，赖以度荒”，随后推广至八闽大地。金学曾在陈经纶《种薯传授法则》的基础上，写了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于是，红薯得以广泛种植，遍及全国。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 一家七代积极努力，将红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乾隆年间（1768年），陈振龙五世孙汇辑出版了著名的红薯专著《金薯传习录》（现收藏于福建省图书馆）。
为纪念侨胞陈振龙、陈经纶父子引进红薯和巡抚金学曾推广种植之功德，何道甫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在福州于山上建祠纪念，名“先薯祠”。后于1950年重建，名“先薯亭”。
陈振龙之所以“功比神农”，在于红薯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薯产量高，耐旱耐瘠，容易种植，近四百多年来，每遇旱涝歉收之时，红薯便是百姓度荒解饥之重要食物。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传入我国，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近二百年，自然灾害频仍，百姓常受饥荒之苦，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可见番薯有效地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在灾荒之年，百姓常常“赖之存活者十之六七”。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专门写了一篇《略谈番薯》，全面考证“红苕”自陈振龙引入中国之后的国计民生之影响。文章最后总结说道：
“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由这一角度来看，考证番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简而言之，没有红薯的贱养代粮之功，中国就绝成不了亿民之众的泱泱大国。
建国之初，我国受三年灾害之苦，饿死者众，于是人们广种红薯，以缓解粮食短缺，至1963年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的1亿4千多万亩，一批高产良种被育成并推广应用。红薯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粮食总产排列第四位，仅次于水稻、小麦、玉米。进入八十年代，红薯由单一粮食转为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兼用。之后，红薯品种更是向多样化和各种专用型发展。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红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现在，红薯被精加工成苕粉、苕糖等，不再是代粮之物，更多的成为改换口味的休闲食品。
由于红薯容易种植，价格低廉，在受灾或贫困时常做为重要辅粮甚至主食，因此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贫贱食品”的印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红薯的“身份和地位”得到提升。由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红薯倍受人们的青睐。
自陈振龙从菲律宾引进红薯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发生过“易子而食”的大饥荒了，人口繁衍，一派繁荣，皆陈振龙引进之力也。之所以说他“功比神农”，也大概指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