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太平洋沿岸。曾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21年宣布独立，建秘鲁共和国。秘鲁气候温和，海岸线长达2254公里，沿海地区很多肥沃的河谷地带布满了甘蔗和棉花种植园；沿海岛屿上有丰富的鸟粪。
从1840年开始，这些鸟粪得到开采。加之铁路和港口的建设等，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1849年11月17日，秘鲁议会通过一项总的移民法，其主要目的在鼓励引进中国人，故被称为“中国人法令”。
据估计，从1849至1874年的25年中，约10万华工来到秘鲁。他们主要是契约华工。
在秘鲁的契约华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被卖到种植园后，要改名、注册、编号，打上烙印，饱受欺凌与虐待。华工们每天天未亮就出工，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动作稍迟即受鞭打。容闳在秘鲁底果比山寮调查时，亲眼见到种植园的华工日食米8两（旧市制1斤为16两），“霉烂不堪，若以之喂猪，猪亦不能食”。由于食不果腹，劳役沉重，每天要干苦役14个小时以上，甚至不如苦役犯。因此华工死亡率之高，令人震惊。容闳调查的山寮有华工186人，6个星期内就死去37人。
在钦查群岛上挖鸟粪的华工更惨，这里寸草不长，长年无雨，水源奇缺，鸟粪堆积如山，被视为“毒瘴之区”。在华工到来之前，派秘鲁人在这里当兵，由于怕受毒瘴，故10日一换，不然即中毒而死。洋人更是不愿意前往。契约华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从事挖鸟粪劳动。到1861年，有4000多华工在钦查岛上。不堪煎熬的华工或服毒自尽，或投海自杀，或愿被活埋于鸟粪之中以求解脱，更多的人是因劳累和疾病而死。
关于鸟粪场的劳动，—位秘鲁人写道：“连希伯来人构想出来的地狱，也难以和鸟粪场将鸟粪装船时那种难以忍耐的酷热、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劳工所遭到的惩罚相比。”
而一位英国人更写道：“我可以证实，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被迫挖掘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
一位美国驻秘鲁领事馆领事报告道：“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他们的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死却是被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使雇主们加强了岗哨，以防止苦力们自杀。”
1857年3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曾强烈谴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直至残杀’……”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控诉。
秘鲁种植园主的暴行不断被揭露出来后，国内外舆论哗然。
1853年，秘鲁政府派往钦查岛的调查团证实：岛上的华工每天都遭毒打，每天都有人自杀。清政府也不得不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派遣容闳为专使与秘鲁谈判华工问题，并率调查团到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杀情况。容闳在秘鲁调查期间，华工金阿单哭诉说：契约合同规定，每年发给华工衣服两套，不用扣工钱，实际上是衣服自费，按每月一比索从工钱中扣还。每年派发的一套衣服，是用装米、麦的口袋中间剪开而成的。
鸟粪是一种天然肥料，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秘鲁已开始挖掘并向国外出口了几百万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鸟粪按其在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来衡量，已成为秘鲁财富的唯一的来源”。而华工们的血汗使奴隶主们获取了丰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