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按照中法的约定，1916年招募的华工合同期满，法国军方立即将其遣送回国。华工们虽然为协约国的胜利流血流汗，却得不到人格上的尊重和应有的经济报酬。无数在大战中历经硝烟烽火的华工带着身体和心灵上难以愈合的创伤，大多数人被送上回国的船只。
但在漫长的五年异国求生期间，有的人与法国女人结了婚，成了家，就此留在了法国。有的人则认为，在法国求一条生路比返回贫困交加的家乡更好些，也想方设法留居当地……
据法国官方统计，战后留居法国的华工总计约有3000多人，其中1859名技术工人正式与法国的冶金工业签订了新的工作合同，其余的则在法国巴黎近郊的机械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工作。当战后的“遣送期”过后，这些留居者的身份实际上也从“契约华工”变成了“移民劳工”。
无论是跳船留居欧洲的华人船员，还是战后选择留居法国的华工，无论是从留学变成勤工俭学的移民，还是怀揣“青田石”发财梦想的浙江人民，一旦落足在欧洲的土地上，都需要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20世纪初，谋生于欧洲的中国人，依各国生存环境的不同，或务工、或务农，或市贩经商，有的则干起了洗衣、烹饪、修脚、治牙等工作，总而言之，他们在艰难的尝试与探索中，寻找着异国圆梦之路。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享誉海外。因此，除了杂货店、洗衣馆之外，开一家中餐馆逐渐成为多数欧洲华人谋生的主要行业。大约进入20世纪不久，真正由侨居欧洲的中国人在欧洲开办的中餐馆就在欧洲的土地上萌芽了。比较有意思的是，中餐馆从诞生之日起，就出现了两大分野。第一类中餐馆类似于现在的大排档，也就是简易的中餐小吃店，其顾客分中国人和当地人两部分，中国人包括船员、小贩、工人，还有些在当地留学的学生，他们囊中羞涩而又希望一饱口福，构成了中餐馆的顾客主体，当然也不乏当地中上层人士为好奇心所驱使来光顾这类小店的，其行为颇有点冒险的意味；另一类中餐馆则是一批并不逊色于当地其他豪华型的餐厅酒楼。中餐毕竟是迥异于西餐的美食，其做工之精细，调味之考究，堪称世界之最。因此，同是20世纪初，同是在欧洲大中城市，欧洲华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开了一批高档餐馆，这些中餐馆不但从中国聘请了一批高级厨师，装修得富丽堂皇，而且像当地其他高级餐馆一样提供高质量的西式服务，充分展示出别致高雅的异域风情。由于这些中餐馆适应了当地上流社会的美食要求，在当地的餐饮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弘扬了正宗的中国饮食文化。
以法国为例，一战后在法国巴黎最有名的中餐馆要数1920年开办的万花楼了。万花楼坐落于巴黎医学院街2号，内部的装潢从漆器家具、银质餐具到大小瓷碟碗盆等一切用具，无不专程从中国运来。万花楼不仅提供中餐美食，还追求巴黎上流社会夜生活情调而设有酒吧和舞厅。万花楼开张不久，即以其别具风格的异域风情、美味佳肴而吸引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关注，进而成为受到巴黎艺术界歌星、影星、导演喜爱的高档餐楼之一。万花楼生意最兴隆的时候，雇佣的中法员工多达五六十人。
20世纪初在法国巴黎开设的另一类中餐馆，则以面向大学生和平民为主。这类小餐馆避开巴黎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带，大多设在屋价相对低廉、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以提供物美价廉的中餐为主，尽量适应该地的大学生和平民的饮食需求。据说当时在万花楼吃一餐要15法郎以上，而在由老华工开办的协和饭店，吃一餐大约只需要4法郎。
20世纪初在德国柏林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1923年，“天津饭店”在康德大街开张，这是一家按照柏林第一流的标准装修的中餐馆。餐台上铺着雪白的餐布，墙上装饰着传统的中国画，而且，为客人服务的全是穿着燕尾服的德国人，一切都可以与德国的上等餐厅相媲美。可是，同样位于柏林的小餐馆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德国的港口城市汉堡，有两三家由中国人开设的小餐馆，“房屋狭隘，且欠清洁，徒供中国往来水手及洗衣者之做种种不良娱乐之地而已。”
在英国，第一家中餐馆于1908年开设于东伦敦中国人聚集的社区。随后几年，又陆陆续续在同一个地方开设了三四家，它们均是以面向中国船员为主，规模很小，而且很简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在伦敦约有十数家此类低档次的中餐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当地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少数属于英国下层的工人。据一些老华侨回忆，最早几家中餐馆的主要对象是留学生。可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人数非常有限，大多数英国人多不愿光顾。因此，中餐馆的生意十分艰难。
然而，英国也同样出现了另一种中餐馆，来自广东的张朝首先将中餐馆开到了伦敦的西区。他们看中了苏豪区一带，影剧院集中、消费人流大的有利条件，在那里开办了第一家以面向英国人为主的中餐馆，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到了20世纪中期，张氏家族已经在伦敦开了多家豪华型餐厅，并进入英国著名餐馆之列。张氏家族被认为是“东伦敦华侨的那摩温的领袖。”
在荷兰，20世纪初年，也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简陋的中餐馆，主要面对的也是中国船员以及来自当时属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留学生，偶然也有好奇的荷兰人前去品尝，不想竟为其独特风味所倾倒。其实，当时大多数荷兰人对中餐还是非常陌生的。到了二三十年代，在阿姆斯特丹开办的广兴酒楼和大东酒楼、在海牙开办的益同酒楼和远东酒楼等，则属于比较高档的餐馆，它们以具有东方特色的装修、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吸引了荷兰工商界的有钱阶层以及来自当时属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出身富裕的华裔留学生们的光顾，其餐价甚至超过了其他荷兰风味的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