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表面还陶醉在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之中。但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早已穷尽了其旧有的形式与内容，不可逆转的往穷途末路上走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经由启蒙思想家们的阐释，影响了法国18世纪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之时，中国却正处于由盛而衰的前夜。面对咄咄逼人的西人、西物、西学，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步步丧失了康熙前期所具有的自信，一点点放弃了相对开放的政策。从康熙末年的禁教，到乾隆、嘉庆年间的闭关，清朝统治者们重重关紧了沉重破旧的国门，寄望以此抵挡日益强劲的欧风美雨。西方传教士们被赶出了中国，他们再也不能堂而皇之的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带出中国了。但是，由传教士们带到中国的、借基督教精神散播于中国大地的欧洲文明却不绝如缕，它向中国人展示着一个遥远、陌生而又具有吸引力的世界。通往欧洲的大路既然打通，就不可能完全关闭。进入19世纪以来，有一些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意外闯入欧洲，他们就是中国命运的探路者。
19世纪初，两个中国人“游历”德国的奇闻趣事，被当时当地的报纸以猎奇的笔调而津津乐道。据当地报载，这两个中国人均为广东人氏，一个叫冯亚生，生于1792年；另一个姓氏不详，名叫亚学，生于1797年，其伯父任广东海关税收官时，亚学曾担任他的秘书。1816年，亚生和亚学“因为想知道西方是什么模样”，于是相邀搭乘英国的轮船远渡重洋，他们先到了伦敦，结识了一个荷兰人路斯特·哈森，在其建议下，两人于1821年来到了德国。1823年3月，两人身着中国服装，在柏林的贝伦街65号登台表演二胡，引起轰动。有幸被引见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并受国王的委托，进入哈勒大学，协助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的威廉·夏特研究汉语，前后约三年。亚生侨居德国六年后，于1829年返回中国。而亚学则选择留在德国。1845年，威廉四世曾下令在波茨坦市维堡大街9号建一栋小楼，供亚学居住，以资鼓励。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波茨坦。
亚生写了大量欧游日记，成为最早介绍欧洲的中国人。
进入19世纪下半叶，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为了自救，改良派们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师夷之长以治夷”。大清的官员们小心翼翼的走出中国，去实地认识一下那些“不知礼仪廉耻、君臣上下”而又屡败大清于枪炮之下的“蛮夷之国”。1866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个前往欧洲“察访风俗”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子5人前往法、英、何、德等欧洲诸国考察，前后历时约4个月。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历访美英法俄等国。1876年，清政府派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是为常驻西方的第一名中国外交官。在那之后，相继有清朝官员如刘锡鸿、李圭、黎庶昌、曾纪泽、刘建寅等，奉命出使欧洲，或考察，或为驻欧洲的官员，虽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游历欧美”，“察访风俗”，“办理洋务”，但是，在他们留下的大量日记或日记式的游记里，则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提供了19世纪下半叶侨居欧洲的中国人的状况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叶，欧洲普通民众对中国人的好奇。1866年，当斌椿一行抵达欧洲时，“各国新闻纸，称中国使臣将至，两月前已喧传矣。比到时，多有请见，并绘像以留者。日前在巴黎照像后，市侩留底本出售，人争购之，闻一像值银钱十五枚。”当他们在伦敦郊外游览时，“是日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彼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且言从未见中土人有如此装束者，前后追随，欲言而不得”。当他们访问荷兰时，“每日自晨至夕，所寓店前男女老幼云集，引领而望。乘车出时，则皆追随前后，骈肩累迹，指话左右，盖以华人为奇观也。”在德国柏林，“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当斌椿一行到达瑞典下榻首都斯德哥尔摩旅馆时，“见窗下男女老幼，如蜂拥蚁聚，群呼‘士呢司’，即瑞言中国人也。”当斌椿一行乘船游览时，船夫得知客人来自遥远的中国，“极殷勤，并云：‘贵国从无人到此，今大人幸临鄙邑，愿效微劳。’不收渡资，荡舟而去”。又如，1879年，清官员黎庶昌出任西班牙参赞时，曾应邀到当地一“烟作楼”(卷烟厂)参观，女工“以未曾见中国人，纷纷起立窥予。”再如，1906年，戴鸿慈出使北欧瑞典时，发现“其地见华人为尤罕也”。
然而，就在以上诸位清末大臣的笔记中，却也记载了当时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欧洲著名都市，已有一些中国人在当地谋生立业的华侨，不能不引人注目。
19世纪末叶，活跃在巴黎的“华商”王承荣，就是一位在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日记中频频出现的重要人物。
王承荣，字子显，浙江宁波人，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侨寓”巴黎。可惜，从相关记载中，我们找不到关于他侨寓巴黎之前的经历，但知道他能讲英语和法语。当他于1866年前往拜谒来自祖国的清朝官方代表团斌椿一行时，他已是闻名巴黎的华商。在巴黎，他开有一家名曰“天顺号”的商铺，“贩卖中华、日本货物”，而且，已在巴黎“娶妻”。对于第一个来自祖国的使团，王承荣表现得十分热情，他不仅登门拜谒，而且为其代购精美新奇的“火轮车式样一具”，并由此与斌椿的随从译员张德彝成为朋友。1868年，张德彝再度出使法国，并亲到王承荣店中访问，见“其四壁罗列中华、日本各色器皿甚多，闻近年获利，倍蓰往日”。在二度出使法国前后约八个月期间，张德彝与王承荣每十天半月就要相互拜访一次，两人还时常共同出游。正月初一、十五日，王承荣还特地携妻挈子登门拜谒。1871年，张德彝三抵巴黎。一到巴黎，他立刻“步至妥朗晒巷第六号王子显(承荣)铺内，相见甚喜”。是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起义时，张德彝恰在巴黎城中办事，一时竟无法出城，“幸有王子显送至河干，恰遇一火轮舟，急行抢渡”。在那之后，两人的友情更进了一步，时常一起“痛饮畅谈，甚为欢洽”。在张德彝此次“随使法国”先后约十个月内，日记中明确记录与王承荣的来往，达17处之多。对于其它来自祖国的使臣，王承荣同样礼貌地尽其域外臣民之责。1878年，郭嵩焘出使巴黎，王承荣到车站迎接，并陪同游览是年在巴黎举行的博览会。1879年，当曾纪泽出使巴黎时，在日记中也提及“华商王子显来谒，一谈。”
从清末访欧官员的日记中还可以发现，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社会上还有一群比较活跃的华人小群体，他们是周游欧洲各国的杂耍艺人。在那一时期的欧洲社会，上层人士热衷于出入高雅的剧院，奢华的舞会，而普通平民则喜欢观赏各类可随处献演的杂技、马戏、杂耍。来自远方中国的各色艺人，因其所表现的异国风情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19世纪时，由中国男性与欧洲女性组成的跨国婚姻家庭逐渐多了起来。华商王承荣娶了位法国太太，艺人田阿喜等则娶了英国太太。此外，1868年，王韬在苏格兰时，曾见到胡姓华人，在上海时认识了一位英军兵士，后该胡姓华人到了英国，生活困窘，据说那位英军兵士“悲其沦落”，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他，成为夫妻。1869年，张德彝在巴黎时，曾“遇粤人刘姓者，年近四旬，已易西服。据云，在此七年，已娶洋女而生二子焉”。
由以上所引述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这批早期移民进入欧洲之际，当地人对遥远的异域中华文明抱着新鲜感、好奇心。而早期移民也对遥远而陌生的欧洲抱有同样的好奇心理，正因为好奇，早期出事欧洲的知识分子官员，把在欧洲的见闻记录在册，他们在欧洲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把欧洲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带回中国，成为启迪民智的早期探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