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是流亡海外。他的足迹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在此过程中,华侨不遗余力,慷慨捐助巨资,且给以舆论声援,毁家纾难者也不在少数,有些华侨直接回国参加武装起义,为推翻帝制出力恒多。面对华侨的爱国之忱,孙中山深为感激,他曾经满怀感激地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没有华侨,就没有中国革命。”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参加兴中会的二十多人都是清一色的华侨,包括工人宋居仁、李杞、侯艾泉和资本家孙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这与广大华侨的爱国愿望完全符合。因此,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众多爱国华侨的同情和支持。1895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港澳同胞、华侨以及与华侨有联系的志士,闻之雀跃,无不给以热烈的支持。不久,日本和越南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兴中会的分支机构。兴中会的会员增加到300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279人中,就有华侨219人,占78%;在这些华侨里,资产阶级分子占48%,其余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等。
当时美洲的洪门组织在华侨中有很大的力量,当地华侨中的十之八九都加入了这种团体。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效力,亲自加入洪门组织,目的就是要改造它,使之成为民主革命在北美的堡垒。经过孙中山的努力,于1904年为它重订了章程,规定洪门此后一律改称致公堂,并且把兴中会的誓词作为致公堂的宗旨,彻底洗去了洪门原有的封建帮会特色,使洪门会众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马来亚等地,尤烈等人改造洪门为中和堂,与孙中山遥相呼应,吸引了众多华侨参加革命活动。
1905年8月,兴中会同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所组织的光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因在国内受到清廷的无情打压,不能进行公开活动。因此,同盟会把重点放在海外华侨身上,在华侨中传播拯救中华的革命思想。南洋、欧洲、美洲等地的支部纷纷成立,华侨的爱国反帝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海内震动。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进展更为迅速。它的南洋支部,最初设在新加坡的“晚晴园”,后来迁移到槟榔屿。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通讯处100多个。1910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就组织了15个分会。“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有些华侨带着儿子一同入会,还有些华侨,卖掉在海外的资产,特地回国来发展、壮大同盟会组织。如同盟会在厦门的机构,就是由华侨发起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力的支柱。许多华工还积极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舍身报国。
1895年,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这是兴中会成立后开展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跟随他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
1900年10月,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二次武装斗争,邓荫南、宋居仁、卢文泉等华侨积极参予其中。
1907年,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构,在广东、广西、云南一连发动许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其中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同年6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惠州七女湖起义。12 月的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等,都以华侨为主要骨干的。
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其主要力量也是以华侨为主力的200多人的短枪队。4月,云南河口起义,越南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和运输军火粮食,很多还参加了起义队伍。
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即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得到华侨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回国的华侨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织了敢死队,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积极回国参加起义。本来,这次起义,原计划挑选800个革命志士组成敢死队,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留日学生。临时由于情况变化,彼此没有联络好,敢死队没有全部到齐,结果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 他们英勇作战,奋不顾身,但因为众寡不敌,最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殓了72具,合葬在黄花岗,所以被称为黄花岗72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14名烈士,共86人。
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李晚,为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战斗打响以后,他扛举起义大旗,冲锋在前,壮烈捐躯,成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黄花岗86烈士中,有29位海外华侨,其中像李晚这样出身底层的华工就有12位。
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有绝命书。例如新加坡印刷工人李炳辉在回国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母亲,附有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可见烈士为了救国,不惜贡献他的年青性命和牺牲家庭幸福。而不幸被捕的烈士,在审讯中和临刑的时候,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形势一度危急,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而支援。其中,有凌定邦、严兆聪等17位华侨组成的敢死队,从上海赶往汉口参加对清军作战。
此后,革命形势虽有改观,但是国家财政又陷入困境之中,政府无米可炊,有些地方甚至连军饷也发不出,募捐成为改善国家财政的一条出路。
此时在南洋,由于孙中山先生同其它革命党人多年以来的宣传、联络和活动,华侨当中有很多人都同情并赞助革命。当时在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就有数万之众。当得知革命遇到困难、革命成果极有可能为此遭到扼杀时,纷纷伸出援手。上海革命政府派出的募捐者,不但得到了当地华侨极其热情地接待,并很快筹得一笔巨大的善款。
在南北议和时期,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振兴实业、充实国库,责成沈缦云出面组织“中华实业银行”,招股一千万元,并决定其中的五百万元向海外华侨招募。沈缦云受命之后,即乘船前往南洋,于民国元年二月初到新加坡。
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多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曾多次从经济上给予接济。当沈缦云一行人到达新加坡以后,陈楚楠遂和张永福、陈金伟等人,多方联络奔走,帮助宣传、劝募。在吉隆坡、槟榔屿、仰光等地,各阶层华侨也无不踊跃认股,支持处于襁褓中的民国。其中陆秋杰、陆秋泰、吴世荣、陈新政、邱明昶、庄银安、徐赞周等华侨,在组织筹款方面最给力。
但在当时,由于南洋各国的殖民政府规定,不准华侨捐钱汇款援助国内革命,华侨就以“赈济家乡父老”、“维持故乡治安”等名义来捐资。所以,筹款支持祖国革命的机构的名称,多与赈济有关,如“保安会”、“救济会”等,这正如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筹款支持祖国抗战的机构一般名叫“筹赈祖国难民会”一样。
“中华实业银行”招募股款仅仅几个月,各地华侨就认股五百多万元,并且按要求先付股款的十分之一。华侨支持祖国革命的爱国热情,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与此相对,华侨在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地声援国内革命。当时,在海外,与民国政府作对的,是康有为的保皇党人,都在争取华侨的支持。他们在世界五大洲的170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也向华侨募捐。他们在许多地方利用华侨的捐款创办报刊,宣传保皇和反对革命,成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大障碍。
为了夺得舆论的主导权,刘成禺主持笔政的旧金山《大同日报》,冯自由主持笔政的温哥华《大汉日报》,南洋洪门致公堂在雪梨埠创办的《民国日报》等,都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制。《中西日报》社总经理伍盘福,曾印刷《革命军》1000册,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散发。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美洲各地洪门全体通电拥护。海外洪门的种种舆论支持,使革命派的声势日益壮大,保皇实力日益式微,最后彻底销声匿迹了。
其实,占华侨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身上无不带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烙印,他们在国内生活不易或带着发财的梦想,才远渡重洋出国谋生的。他们到了国外,又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欺凌。华工从无数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国的政治非革新不可,振兴中华是他们热切的期盼。他们钱财虽然不多,爱国之心却十分强烈。以卖豆芽为生的越南华侨小贩黄景南,曾把自己辛苦积攒的数千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孙中山先生在粤、桂、滇等省发动起义。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市的时候,有一天,有位素不相识的洗衣华工到旅店探望他,并送给他一个麻袋,然后不留姓名地址就告辞了,这麻袋里竟是该洗衣工的全部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