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保皇，是清末中国的两大政治思潮。革命党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保皇党人是以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势力，目的是维持旧秩序，提倡君主立宪。两派水火不容，都在极力拉拢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同情。
海外保皇会首先在北美华侨社会中建立起了政治组织，随后，其影响广及世界其他华埠，以动员海外华侨支持和参与他们的“保皇救国”事业。维新派与保皇派，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前者是相对于“百日维新”之前，国内要求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力量而言；后者则多指“百日维新”失败后，仍然潜藏于国内和流亡到国外，并在其行动纲领中标榜“保皇救国”的同一支力量。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在这16年间，康有为效“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他开公司、办实业、做股票、炒地产……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为的只是筹措经费，“保救大清皇帝”，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在日本、加拿大、英国，康有为竟想“借兵救国”，引进帝国主义的军队。他还把希望寄托在爱国华侨身上，抬出光绪皇帝为号召，说什么只有他们的皇上最圣明，能够救中国。梁启超在日本办报纸、办学校，抨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和朝政腐败，宣传拯救光绪皇帝，推行维新救国。梁启超写了一篇《尊皇论》，也说光绪皇帝的圣明，是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因此，要保全中国，只有“尊皇”。
1899年7月20日（即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康有为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拯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保皇会号召会员、华侨捐款，并封官许愿，说如果光绪帝复位，有大功的人，平民百姓也可以位至将军首相，一般捐款的，也可以得到奖赏。
当时，他们在世界五大洲的170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向华侨募捐，一时颇得声势。新加坡著名的豪富诗人邱菽园，“散尽黄金剩鬓丝”，其资财大部捐给了保皇党人。
随着革命声势的壮大，康有为的保皇党人，此时的矛头，已不再是对付慈禧太后一伙顽固守旧派了，而是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党争夺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影响。
不管是保皇还是革命，方法不同，形式不同，都是为了救中国。康有为之所以极力反对革命，主要是怕中国会陷入长久的内乱之中。他曾经断言，中国要进行革命，就不止像法国那样129万人流血，而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独康有为一人。为了扫清这一思想的影响，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指名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说是妖言惑众。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则针锋相对，立即应战。虽然此前梁启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这回他还是选择了替师出征。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常常嘲笑《民报》的诸位主笔邹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可越到后来，梁启超越显得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了，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连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也接连出错。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却坚持乘胜追击，“犁庭扫穴，不留余种”。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彻底以失败告终。
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康有为大喜过望，以为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就在眼前了。为了赶上这班车，他决定改组保皇会。康有为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又说：“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宣布旧保皇会“告蒇”，于1907年2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赴，“议行君主立宪”。就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宪政会”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尊帝室为旨”，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宪政”的政治团体。
但是，此时的大多数人，早已幡然醒悟，不再做着君主立宪的迷梦，他们早已识破了清廷的糟朽。如果说，华侨们最初积极向保皇会捐款是基于忠君爱国思想或对康有为个人的倾慕，那么，当保皇会屡屡投资失败，康有为许下的众多空头支票无法兑现时，华侨们对保皇会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实际上，即便是保皇会的核心人物，也越来越明显地在分化。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和欧榘甲表现得尤为突出。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定居日本后，读了很多日文新书，其中的新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
其后的思想言论，前后若出两人。
康有为开始环球旅行以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更加频繁。
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同门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不久，梁启超以13名同门师兄弟的名义，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国事衰败至此，只有改造成共和政体，才能挽救危局。光绪皇帝贤明，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竞选总统嘛！至于南海先生，“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当时只有40多岁的康有为，当然不想退隐山林，自娱晚景。看到这封大有欺师灭祖之嫌的书信，怒不可遏。为了遏制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他把这些彼此应和的弟子，纷纷调往世界各地的保皇会组织任职，以阻绝他们的往来。同时，康有为牢牢掌控着保皇会的财政大权，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有丝毫动摇。保皇会中许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封建家长作风大摇其头。加拿大保皇会的华侨主力李福基等人，担心会内矛盾“愈激愈深，势将决裂”。
如果说当初入会时，人们还分不清保皇与革命的分别，经过几年血与火的淬炼，人们都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中国。曾经的保皇会会员们纷纷登报宣布脱离，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就连曾经受聘于保皇会训练军队的美国将军荷马里，也写信给康有为，声明所训军队脱离保皇会，而接受革命党的领导。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汹涌澎湃，保皇会最终寿终正寝。尽管它后来多次改名，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武昌起义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康有为这位始终抱定君主立宪的固执老人，终落在了历史车轮的后面。
“草堂万木草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
1926年秋，在逝世前一年，康有为重回北京。枯立南海会馆门外，踯躅菜市口街头，他凭吊着六君子曾经的鲜血，百感交集地念出了这两句诗，怆然为之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