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的罢工、罢运、抵制日货运动，近年来逐渐引起国内文史学家的重视，研究、考证这方面的文章也多了起来，从多角度地审视了华侨的贡献。其中王佩琏教授的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佚名网文的血凝中华――纪念华侨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以及作家魏宏运的华侨对抗战的贡献，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这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的华侨抗日爱国运动的始末，引用材料异同互见，综述于此。
日本侵略中国，不仅给国内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也使海外侨胞深切地感到了亡国、亡族、亡家、亡人和亡根的威胁。这种威胁和危险，使每个中国人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有难以承受的屈辱和压力，是对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面临自身人格存在价值和未来生存意义上的严重挑战。
对于广大华侨来说，祖国沦亡必失其“根”，民族不在必失其“心”，侨居地沦亡必失其家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救国与保卫侨居地同样重要。正如有的侨胞所说：“倘若是国破家亡了，我们海外的侨胞还能不当亡国奴吗?”
一个普通的华侨小店主也认识到，如果中国被日本吞并了，我们变成了亡国奴，即使发了财，也没有用。因此，一旦祖国遭到厄运，华侨能够一致奋起救国；侨居地遭侵略，他们亦能奋起保卫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燃遍中国继而烧到东南亚时，华侨勇敢奋起救国，继而执干戈保卫侨居地。这场战争是中日双方军事力量，也是双方政治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的较量。在抗战初期，敌方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处于明显的、但又是暂时的优势。因而，加剧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和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性。为了削弱敌人的经济力量，我广大爱国华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罢工、罢运、抵制日货运动，从经济方面制裁日本侵略者，配合祖国抗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它需要掠夺各地资源以充实自己。因而，日本在东南各地都有投资。马来亚是日本经营数十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原料供应地。抗战爆发后，日本每年所需要的钢铁有2/3出产在马来亚。
日本在马来亚建立了两座大型的钢铁厂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铝厂，招募华工数千人。在这些厂矿工作的华工，平日“备受敌人的苛待和剥削，他们整天劳动，用血汗换来的工钱每日不过三几角钱而已。挨打受辱，更是家常便饭。”为了生产更多各类战略物资，以保障侵略战争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日本资本家一方面用武力威胁华工，严禁他们看书读报，谈论国事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一方面用花言巧语和金钱诱惑华工，使他们为日本生产更多的进行侵略战争的重要原料。由于敌人的封锁，加上各地矿山远离城镇，消息闭塞，抗战爆发后，虽有少数华工闻讯而自动离职，但大多数华工仍对抗战不甚了解而继续在日营厂矿工作。
1937年底，马来亚各界抗敌后援会派出宣传员，秘密潜入日营铁矿开展抗日宣传。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广大华工，一经发动，立即觉醒，当他们得悉自己生产的铁矿和钢锭是运往日本，用来制造屠杀祖国同胞的枪支大炮时，立即发动罢工，他们“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与敌人不共戴天。1938年1月13日，马来亚居銮地区的日营加烘矿山的全部华工226人一致停工罢职，打响了华工对敌斗争的第一炮。29日，全体华工和家属近500人离开矿山。各地筹赈会派人招待华工，各华侨厂商、园主纷纷接纳罢职华工，使他们基本上得到妥善安排，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龙运铁矿是日本在马来亚经营的规模最大的铁矿场之一。该铁矿每日产铁千余吨，年产量约40万吨。平均每周装运3艘大型货轮运往日本本土。若日本以此制造军火，则每小时可制造子弹约4.5亿颗。当时对矿山情况了如指掌深受华工信任的矿工白圭等首先进行秘密鼓动，当地侨校师生也深入到华工中宣传，侨领暗中组织接应。经过酝酿和准备之后，1938年2月28日，龙运华工随同家属共5000多人，浩浩荡荡列队离矿，其中少数赴吉隆坡、槟城等地谋生，大多数回到新加坡。接着，日营厂矿的华工相继罢工，出现了前所示有的华工对敌罢工高潮。接着一批批华工相继离矿。华籍工头常天绪等近20人也发出启事，表示“从此誓与敌人完全断绝关系”，“不再供敌人利用”。
日本资本家发现华工纷纷离矿，十分恼怒，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进行阻挠或镇压。他们暗中收买华工中的少数败类，流窜于工人宿舍，充当间谍，监视工人；组织武装人员对过往行人和进出矿山之矿工严加盘查，稍有怀疑者一律加以扣留；见到报刊书籍悉数没收；把日工资由三四角提高到二三元。但这种种阴谋手段丝毫不能动摇华侨的抗日爱国决心。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但全体华工罢工，一些巫、印籍工人也受其影响纷纷离矿，使矿山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广大华工的罢职，使全马日营钢铁生产受到致命的打击。1937年7月以后，日本每月从马来亚运出铁矿30万吨，而翌年1月，仅运出1.24万吨。
不难想象，罢工的华侨工人，既冒着生命危险，又面临着严峻的生活困难。他们一方面要坚决同日本资本家的疯狂报复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妻儿老小，离矿罢工就等于失业，就要在生死和饥饿线上挣扎，而留下来继续为日本人做工就能过着优裕的生活。为了不使祖国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吞噬，不使自己的家园和祖坟受到日本豺狼的践踏，不使自己的骨肉同胞受到日本禽兽的奸淫蹂躏、屠杀……广大华侨工人毅然选择了前者，把死和苦留给自己。
华侨工人的爱国举动得到广大华侨社会的同情和赞助，当地和附近各地的侨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陈嘉庚以福建会馆的名义捐款6万余元支援爱国工友。各侨团纷纷派出代表，携带慰问品慰问罢工的华工。为了解决华工的生活出路问题，新加坡各侨团，组织了“救济铁山工友委员会”，统一安排罢工回新加坡的华工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后来，不少华工在救国团体的帮助下，回国参加抗战。在华侨社会中出现了共同团结对敌的动人场面。华工罢工取得胜利，与广大侨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日矿华工罢工事件对日本的打击是沉重的，使其赖以维持战争所急需的军火资料来源大为减少，犹如对日本的战争肌体起了放血的作用。据统计，日本战前每年从马来亚运回国的铁矿石为100万吨，战时增加到200万吨，约占日本总需要量的l／3。1937年l2月以后，平均每月骤减到12424吨，减少90％多。这个数字有力地说明华工罢工对日本的打击，华工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
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需要的大量军事物资，除掠夺东南亚的资源之外，还向国外搜购战略物资。当时，英、美、法、荷等国的垄断资本集团。不顾国际公理和道义，把大批军火及战略物资输送给日本，大发战争财。对此，各地华侨海员无比愤怒，纷纷开展罢工罢运斗争。1937年7月8日，日本日清轮船公司的华侨海员2000人，鉴于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祖国和人民受到严重蹂躏，决定不为敌人服务，宁可失业，一致罢工，离开了日清公司。
接着，日籍轮船“唐山丸号”、“圣和丸号”、“广东丸号”等船上的华籍海员，也坚决拒绝为日本运输物资而自动弃职。他们返回香港时，受到热烈欢迎。
与日轮华侨海员的罢工罢职斗争相配合，在其他国家轮船上工作的华侨海员，也拒绝载运军用物资往日本，而开展罢运斗争。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新疆号”轮，由菲律宾怡朗运铜矿砂往日本神户。船上的80名中国海员，认为铜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即刻罢运，连工资也不要就辞职转回香港。香港海员工会支持罢运的爱国华工，派员前往太古轮船公司交涉，要求给罢运的海员清发欠薪，并发船票给他们返回原籍。此后，英轮“圣尼窝夫号”、“阜生号”、“哥令那号”、美轮“巴拉马号”、“阿仑布号”、“位星号”等，均因华籍海员拒绝为日本运输战略物资而停泊在香港。据香港《工商日报》统计，从1937年8月21日起的22天中，就有22艘外籍海轮因船员罢运而停留香港。不愿运载军用物资赴日而罢运的华侨海员和香港海员达593人。
在希腊轮船公司工作的华籍海员，也有罢运的爱国行动。1938年l2月21日，希腊轮“司皮腊斯号”到三藩市运废铁赴日。船上有中国海员3人，当悉知该轮是运载军事原料赴日之后，立即宣布罢工上岸。华侨海员和香港海员的反日罢运斗争，规模巨大，几乎所有行驶日本航线的中国籍海员都起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年底，参加反日罢运的国内外华籍海员，就有5479人。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华侨海员3500人全体离船回国。当时汇集在香港的就有1.6万名失业的中国籍海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回到日本船去乞求一碗饭吃”。表现了中国人的伟大人格和骨气。
为了支持和配台华侨海员的罢工罢运斗争，北美洲华侨开展了阻运军事原料赴日运动。在美洲尤其是美国，华侨装卸工人和海员自发地掀起了影响较大的“不供给运动”。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以中立国自居，虽然对中国抗战有所援助，但又纵容资本家把军火和大量废铁卖给日本，成为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给者之—。据统计，1939年美国输往日本的军需品占全部对日贸易的71％，占日本军火进口贸易的第3位。“不供给运动”就是华侨工人和海员带头发起的阻止废铁和军火运往日本的活动。
1938年12月中旬，希腊货轮“市拜路士号”，为日本由美国加州罗省载运废铁5000余吨后，于16日开抵美国三藩市，停泊在45号码头，继续装运废铁。此事为我爱国华工侦悉。消息传开，三藩市唐人街群情激愤，大家奔走呼号，互相串连。10时许，千余侨胞齐集救国总会门前，组成了一支示威游行大军。侨胞们手持着“停止装运废铁赴日”、“反对侵略者”、“供给日本废铁无异帮助日本残杀中国人民”等标语，成6列纵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三藩市码头。11时，一列满载废铁的列车进入码头。华侨立即派出宣传员向广大码头工人进行宣传，希望他们支持中国抗战，禁运废铁赴日。在华侨宣传员声泪俱下的呼吁下，码头工人为华侨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一致拒卸废铁。“市拜路士号”轮的中国船员许忠礼等3人，不但自己罢运离船，而且也动员希腊船员共同抵制。富有正义感的希腊船员，纷纷离船上岸。
17日，参加阻运废铁赴日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当日，三藩市附近中小城镇的华侨及侨校学生，闻讯纷纷驱车赶来助战，一时码头上云集的侨胞达5000人之多。在美国友人和劳工团体的支持下，这次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并轰动了美国西部地区。同时为日运货的英轮“勃根亭”号也被华侨阻止，未能开出。
加州华侨发现有货轮航运日本时，55个华侨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织数千人向当地政府请愿。并组织纠察队昼夜在码头上巡逻。华侨的爱国举动得到加州州长的同情与支持，下令将准备赴日载有1.2万吨废铁的轮船停运。西雅图有载运废铁的日轮海安丸号，也被华侨和当地友人700多人阻截，—无所获而去。1939年1月，洛衫矾拒日会策动华侨和朝鲜人及当地友人3000人，一连三天冒雨在长堤监视运废铁赴日的挪威轮船两艘。在华盛顿，有地巴利号轮船载废铁500吨准备赴日，被中西人士阻拦未能成行。波特兰华侨监视装有7500吨废铁的希腊轮赴日，长达13昼夜。在美国轮船黑生轮上工作的33名华侨海员，得知该轮所载盐硝准备运往日本，“激于民族义愤，群行罢工”，一致离船上岸。在古巴的挪威货船诺斯夫人号满载废铁赴日，将要起碇时，船上20名中国水手察明该船去向时，拒不解缆。阻其成行。
华工和海员进行坚决的斗争，华侨商界也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斗争。在南洋华侨社会的构成中，经商者占一多半。华侨商人大多为批发商和零售商，即所谓的“中介商”。南洋和欧美日本及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多经华侨转手，他们在当地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欧美各侨居地华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商人。他们是抵制日货的发起者和主力。
1931年底，菲律宾华侨集会讨论抗日救国事项，制订抵制日货条例，发动全菲华侨与日本断绝商业交易和经济往来，发现购办日货者没收作为救国储金，并将其姓名和照片登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加坡“华侨抵制日货甚形剧烈”。日本在新加坡有一家炭公司，托某华侨商人代理，销路颇好。但事变后，受抵制日货影响，该侨商离开炭公司并取消定炭，以示与日本决裂。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各地华侨工商界纷纷表示对日“经济绝交”，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各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当地美国友人，掀起广泛的抵制日货活动，广大华侨不卖、不买、不用日货。
1932年底，一艘轮船由美国开往上海，船上有美国和加拿大华侨多人，他们素不相识，但在旅行交谈中对日本侵华都很愤慨，他们互相约定，船经日本时，既不登岸游览，也不买日货。果然，船经日本各口岸，他们宁愿郁处舟中，无一人肯离船上岸。
1936年9月全欧华侨抗联总会成立，在其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在经济上要抵制日货。
“七七”事变后，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项活动在南洋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欧洲华侨抵货活动坚持到德国法西斯占领欧洲大陆；美洲华侨的抵货活动则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这样持续10多年的抵制日货活动前所未有。
1938年3月，马来亚各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发起了“救国连索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一、禁买日货；二、不卖货与仇人；三、不为仇人工作；四、有财出财，有力出力；五、抗战到底。抗日救国连索运动得到各地华侨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在柔佛地区，筹赈会召开侨胞大会，通过限期肃清日货的决议，要求几经营日货的侨商自动实行日货登记，全埠在4个月内肃清日货。在麻坡，数百家侨商结成抵制日贷的统一战线，他们互相监督，限期肃清并立誓不再出售日货。自1938年8月起，该地“各商号在此以前到达的日货，概自动标封，已定的货物全数驳回，定货单也同时宣告失效，市上口货，绝迹已久”。为了动员广大侨胞一致行动，在经济上制裁日本侵略者，9月6日，新加坡筹赈会召开了抵制日货宣传演讲大会，出席大会的3000名侨胞最后一致举手，当天立誓，不用日货，誓词是；“我当天立誓，终身不买日货。违者天谴”。
马来亚华侨万众一心，抵制日货，给日本的对外贸易以有力的打击。在新加坡经营时间最长、资本最雄厚的日商弘荣洋行，因受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严重冲击而宣告破产。日本一贯统治新加坡的渔业市场，每月销售额达叻币10万元以上，由于广大华侨的一致抵制，尽管价格下跌，到日本渔行买鱼者寥若晨星，其销售量锐减一半以上。1937年日对马来亚的输出总额为4048.2万元，1938年降为1200.6万元，减少了70％以上，并由历年的贸易出超变为入超。
以往自发地无组织的抵制日货发展到有组织有章程地进行，抵制日货开展以后，各地华侨纷纷建立专门的抵货团体，或者由原来的救国团体参与领导。在新马各地，华侨组织了抵货会、锄奸团，如“中华肃清劣货委员会”、“中华抗日锄奸铁血团”、“中华抗敌后援会”、关旦侨商国货调查推销团、雪兰莪中华商会之商品研究部、麻华救济会之物产研究会、文冬华侨之华商货物研究会等组织，公开或暗中检查进出口货物，侦察惩戒买卖日货者。
在缅甸，1937年10月，缅甸华侨成立”了“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后来又组织了“劝导委员会”，劝导调查抵制日货工作。并于双十节召集各侨团、侨校举行大规模抵货示威游行，通告全缅各埠侨胞组织抵货分会广泛开展抵货活动。为了使抵制日货运动有章有法可循，抵货总会制订了《抵制日货的规约与奖罚》。1940年10月1日，抵货总会在仰光召开第三次全缅抵货代表大会，决定加强抵货工作，并决议；(一)严惩奸商，对于屡犯不改者。呈请国内政府钞没其原籍财产；(二)组织缅用日货锁缉队，严查奸商偷售日货。在抵货总会和各地抵货组织的领导下，使“日货在缅甸市场，一时为之僵死”。
在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和中华商会合作，于1938年初召开了各华侨厂家、商店联席会议，决定共同抵制日货，并商定出具体的办法。接着，又召开华侨餐馆工人联合抵制日货大会，决定加宽抵制日货，凡华侨餐馆一律不为日本人服务，不卖货给日本。为了辨别国货与日货，防止日货色目混珠，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挑选了一批熟悉国货的行家，组成了辨别日货委员会，凡各商号的进货，均需经该会鉴定。
菲律宾苏洛(今宿务)华侨坚决拒绝为运椰干赴旧金山的日轮装货，使该轮只好空船离去；西里省华侨联合会与日本商人竞买旧铁，把买来的旧铁转卖给祖国。菲律宾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印尼华侨的抵货活动遍及大小城镇及穷乡僻壤，各华侨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担负起抵制日货的领导责任；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规定了17项救亡任务，其中第8项为“根绝劣货运动”，第10项为“惩罚奸人”，也把抵制日货纳入救亡总机关的重要工作之一。泰国大批华侨橡胶商和米商集体合作抵制日货。在侵略者的老窝日本神阪区，战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华侨商人l50家，输出额多达日币l亿元，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们大多数弃业回国，营业陷于停顿状态。
欧洲华侨在全欧华侨抗联会的发动下，用两周时间散发抵制日货传单1000张，法文传单800张。其中法国华侨开展抵制日货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1937年8月22日，巴黎华侨六七百人召开抵制日货大会，大会最后一致通过成立旅法华侨抵制仇货会，选出41位委员。会后，抵货会发表《为抵制仇货再告侨胞》，提出了抵货的具体办法。9月，全欧抗联会召开抵制日货专门会议通过抵制日货运动大纲和抵制日货的具体行动。根据大会的决议，在各国华侨社团的领导下，欧洲各国凡有侨胞聚居的地方都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37年12月22日，法国各华侨团体党派2500多人召开反日大会扩大抵货运动。华侨这种大规模的抵货行动在欧洲是少见的，有力地支援了国内抗战。
华侨人数较少的大洋洲和非洲也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新西兰华侨纷纷签署抗敌公约，相戒不买仇货。1939年6月，有大宗日本葱头运进新西兰。华侨果蔬店立即声明不予进货销售。非洲南部的依利萨伯斯港的华人。也在城市的显眼处高悬反日标语，宣传抵制日货。马达加斯加华侨救国组织亦曾组织华侨商店拒绝购进和销售日货。毛里求斯华侨也曾开展过抵制日货活动。
在东南亚一带，饮食店和餐馆的华侨工人不卖日本食物。1938年4月10日，菲律宾华侨工商界为召集全菲华侨劳工抵制仇货代表大会，致国内外工运同志及全体工友书，指出，国内前线英勇将士用刀枪同敌人斗争，而我们海外侨胞不能拿起刀枪亲自上战场杀敌，抵制日货就是在杀敌，并号召全世界千百万侨胞都起来抵制日货，“间接增强我们的抗战火力”，做“推促日寇早一日崩溃的一支生力军”。同时宣布5月1日召集全菲华侨劳工抵制日货大会。有一次某小学生不留意买了一支日制铅笔回校，同学发现后对他进行劝说，这位小学生当即把买来的铅笔折断扔掉，发誓永不买日货。马来亚摈榔屿曾发生“豆潮”事件。在抵货运动广泛进行时，有一奸商贪图暴利，购买大宗日本从我国东北掠夺的黄豆出售，此事为各阶层华侨所探悉，这批大豆由码头运往货栈时，沿途被华侨挖破豆袋，大豆遍撤途中，继之干脆把豆袋拖出扔到海里。
在新加坡，抵货运动由华人下层深入到殖民政府内部。1938年11月，新加坡市政府当局为提出购买日本乌灰事展开辩论，华籍议员陈森茂提出政府不宜购买日货，应多购英货的议案。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陈的议案未被通过，其中另一位华籍议员投了反对票。消息一披露，舆论哗然，各报议论纷纷，迫使这位华籍议员不得不辞职。1939年1月，陈森茂再次向议会提出这项议案，卒获通过。
东南亚各国是多元民族的社会，民族问题较为复杂，日本人为对抗华侨抵制日货活动，便利用民族矛盾和地区经济上的差异挑拨离间，进而向华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和土著居民兜售日货。广大华侨在抵制日货的同时，也努力争取当地居民和友好人士的合作与支持。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派人与印缅人接洽合作，得到旅缅印人国民会议派和缅人青年社会党领袖等名流的支持与配合，共同成立“华印缅联合抵制日货委员会”，多次召开三个民族的民众大会，共同抗御日本侵略。
在进行大规模抵制日货时，仍有少数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奸商，丧失国格人格，偷偷贩卖日货。华侨对屡教不改的华人奸商采取了坚决的制裁措施，其办法多种多样，一般是先教育后警告，轻者罚款，重者刑罚。
在新马各地盛行一种割耳朵的制裁办法，对屡教不改的奸商，一些热血青年将其耳朵割下，甩刀钉在电线杆上，下面写明耳朵主人的事略和惩戒的时刻。上面书写“取下者即汉奸”的字样，使“行人聚观如堵，咸称痛快”。马来亚居銮曾有一奸商多次偷买日货“味之素”， 被爱国华侨割掉耳朵，鲜血淋淋，放声大哭，观者不下数百人。吉隆坡有一奸商清晨—出门，冷不防从身后伸来一把利刃，未及躲闪，霎时便丧失了一只耳朵，血流满肩。1938年，马来亚地区被割下耳朵的奸商有14个，新加坡有100多人被割掉耳朵。吉隆坡有一奸商夜间暗中从日本商店进货贩卖，后事泄，被1000多侨众围打。有一奸商被人捉往僻静处打得鬼哭狼嚎，当地警察和殖民官吏300多人赶到现场视察，轰动一时。文冬有一位充当日货调查员的店员，把一批日货私自放走，成百上千的华侨群众把他的商店包围3天，警察用水龙未能驱散，直到放枪才散，结果该店员被罚重款。还有不少地方，买卖日货的商店门前和招牌上被涂上乌油和臭屎，此类事在马来亚一年就发生过十多次，达上百家商店。还有的刺破运日货货车的胶轮，或在闹市的墙壁上贴出购办日货者的姓名，列出种种证据，使其狡辩不得。新加坡著名侨报《星洲日报》曾将当地贩卖日货的侨商30多家的店名和地址一一刊出，迫使他们改邪归正。
更有趣的是，某地华侨采用一种制裁奸商的策略：大家警告奸商，在报刊或信件中都用“黄强”这个名字，于是黄强变成人们心目中的爱国巨人，许多奸商一听到这个名字便谈虎色变。一听到黄强来，无不抱头鼠窜。当然，华侨种种制裁奸商的活动，有的办法不甚合适或者过火，但他们的爱国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广大华侨不买不用日货，侨商不经营日货。他们认为：“替日寇销一文钱的货，即无异帮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许多华商因长期抵制日货而破产，华工罢工后衣食难保，但他们“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广大华侨同仇敌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力地配合祖国持久抗战。
抗战期间，泰国政府亲日排华，旅泰华侨不顾高压和严密监视，暗中进行抵制日货活动，使一向以经营日货著称的曼谷力察旺大马路，变为“门前冷落车马稀少的死市”。一些私人运载日货停舶码头上的船只，常常在天亮前莫明其妙地沉下水去。原来是那些爱国华侨青年夜间泅入水中，用利器将船凿漏下沉。
华侨广泛的抵制日货成绩显著，仅以南洋为例。南洋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输出l938年比1937年约减少38％，输入约减少30％，贸易总额约减少39％。“日本既认南洋为日本的生命线，现在这个‘生命线’已被华侨的爱国心所割断”。
与此相反，华侨在抵制日货过程中提倡国货，使国货输出输入南洋不断增加。抗战爆发后我国与南洋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较大。战时我国输往南洋的各种商品的最大消费对象是几百万华侨，而我国从南洋进口的大宗商品也多出自华侨之手。另外，侨胞抵制日货在政治上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声援，提高了自身在海外的地位，使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日益受到孤立。正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抗外侮，才最终铸成了抗战的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