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的捐款捐助在中国抗战最危急的关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巨大作用。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在一份报告中称，1939年全年战争军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到1940年上半年，海外华侨捐助总数已达8亿元至10亿元。 海外华侨的这些捐款捐助大多经中国、交通等银行汇至重庆国民政府，也有少数捐款直接汇往陕北延安，汇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抗日军费，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救国团体，如：“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相继成立。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500多个。它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走向联合，将千百万华侨组织起来，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前线健儿的责任是长期抗战，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是长期助赈。……抗日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同月，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正式成立。其成立宣言指出：“夫惨祸莫大于亡国，痛苦莫大于为亡国奴。”“我纽约同胞，均为中华民族之子孙，如不愿子孙为异族之奴隶，则应挺身而起，毁家纾难，在全侨抗日筹饷总会旗帜下，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
当时海外华侨共800多万，其中约有600多万人进行过抗日捐款，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三分之二，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各阶层人士以义捐、义演、义卖等各种形式慷慨捐款，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人和事。
爱国侨领庄希泉之子庄炎林回忆起与父亲一同变卖家产、支援抗日游击队的往事，“我们靠两条腿从桂林走到柳州，辗转经广州湾抵达澳门。潜回香港后运出二三十箱家当，又偷渡过日军封锁线，变卖之后全部捐给了中共广西省委。”
中国航空建议协会菲律宾分会原计划筹款120万元，购买一中队战斗机捐给祖国抗战，由于华侨踊跃认捐，短期内，仅马尼拉市华侨所捐飞机就超过一个中队。
1939年，“南侨总会”发起征募寒衣、支援抗战运动，一个多月间就募集寒衣30多万套。国内急需药品奎宁时，“南侨总会”通过40余处机关，采购5000万奎宁丸寄赠祖国。仅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就捐赠作战用仿凤急救包10万只．华侨胡文虎将大批“虎标”良药以及药棉、纱布捐献祖国的抗战事业，他多次向长沙救护局、福州卫生处等单位捐赠救护车．抗战期间，他先后三次购公债300万元。
许多华侨大敌当前，毁家纾难。美国一个开洗衣店的侨生简女士，在抗战的最初半年内，从她并非丰厚的收入中捐献款项15000美元，支援抗战．她表示。“若是中国不亡，我愿意花掉最后的一元以救祖国，若是中国不幸而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
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挣一分钱，为了表达爱国之心，竟将辛苦挣来以备养老的3000元钱毅然捐献出来。
印尼华侨马细旦腿部残疾，常年以手代步，他把行乞的钱款交给当地华侨组织，汇寄给祖国；“毁家为尼”的缅甸华侨妇女叶秋莲将家产和首饰全部拍卖，所得3万元尽数捐献给祖国，自己无以维生而削发为尼……其殷殷爱国情可见一斑。
“卖子救国”的南洋华侨郑潮炯平日以卖瓜子为生，闻讯日侵中华，就在当地举行瓜子义卖，为祖国筹款七次，得婆币（婆罗洲货币）350多元捐给祖国。1940年得知父亲在广东新会县被日本飞机炸死，悲愤交加，毅然将自己的儿子卖给他人为子，得婆币80元，全部捐给祖国抗战；
“伤残行乞”的印尼华侨马细旦，腿部残疾，以手代步，生活本就艰难，但每日坚持爬行于繁华地带“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所乞金钱悉数汇寄祖国支援抗战；
“戒烟捐款”的美国华侨颜广礼，战前系老烟枪，每日必吸雪茄十多枝，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戒烟，八年如一日，将节省的钱捐给祖国抗战，同时还驾车奔波各地组织募捐。
在南洋各地青年华侨中，流行将婚礼费捐给祖国抗战；许多华侨老人仙逝之际也惦记祖国抗战，留下遗嘱捐资抗战。
1937年至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为226亿元，其中华侨汇款为53亿元，相当于国府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将近国内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抗战头3年，华侨捐献坦克23辆、飞机217架、汽车1000多辆，其它如食品、衣物、药品等则无法计量。8年抗战中，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亿2千多万元；侨汇（即华侨以赡家费名义寄回国内的款项）高达96亿元，成为抗战时期国内经济的重要支柱。美国华侨为了祖国抗战，竟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汇寄国内。国民政府对此评价：“华桥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侨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迅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持久的捐款捐助活动。捐款人数众多，捐赠方式丰富多采，有私人自由捐款、团体捐款、常月固定捐款、各种义卖活动以及认购祖国公债等多种形式。南洋华侨筹款会曾制定了各种筹捐赈款办法细则，其中列出捐款方式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戏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概括起来就是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
特别捐，多半是侨胞中最有钱的人参加，一次特别捐，最多可出到几十万元之巨。常月捐是一种长期固定的捐敖，筹赈总会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东爪哇泗水月认定国币15万元，苏门答腊月认国币6万元，缅甸月认国币30万元，越南的常月捐国币将及20万元等等。
海外各地华侨爱国机构还广泛动员各机关社团工厂商店职员，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捐出自己薪金的一部分，一些地方的抗日救亡团体还派人调查各华人商店薪水之多寡，以此来确定月捐数量和标准。从最大的实业家、银行家，直到工人、小贩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到为祖国抗战捐款捐助这一行列中来。
“在南洋，谁没有缴纳筹赈会的月捐，谁的胸襟前就没有月捐牌，各报就会把他的大名登载出来。无论是劳动阶级、薪水阶级，按人息缴5%以上的月捐。从中国抗战开始，没有间断。陈嘉庚先生全部精神花在筹赈工作上，最近且卖掉了仅有的饼干厂来偿清他老人家每月认缴的600元的月捐，各州府、各山巴，为了负责筹赈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南洋各地看得很平常了。”
在菲律宾，最先是由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领导着各种救亡捐款工作，“菲岛侨胞对祖国经济之援助，尽过最大的力量，他们的捐款是长期性质的，各机关社团学校工厂商店的职员，他们都乐意拿出20%的薪金贡献国家。虽然近年由于生活程度高涨，减为10%，但整个捐款之数量只有增无减，因为募款方法虽没有限制，但并不是没有组织。例如一般资本家的捐款，较过去就又增加了一倍。”
除此之外，缅甸华侨每月自动认定月捐及特别捐；泰国华侨好多商店都有组织的按月抽薪水5%；香港的月捐虽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到1938年底，每月的月捐总额已突破2万余元；美国华侨从抗战第二年起，制定出严密的长期捐款捐助办法，即每人每月限购公债5元，折合当时法币70元，等等。月捐带有强制性，比较容易实行。
捐款声势最大、也颇有成效的办法，就是义卖、卖花、举行游艺会等。义卖是1939年4、5月间由香港传到新加坡的。侨胞们都以插花为荣，一朵朵小小的花载满着侨胞对祖国的心意。义卖花受到无比欢迎。好多商店门前插着以几十元、几百元买来的一朵花。每个花篮起码叻币5元，多则50、60至500元。女工、女理发师、妓女、女佣组织了卖花队，每逢节日便到街上去劝买，有钱的人都热心捐助。把所卖的钱全部交给祖国。
义卖内容广泛，各行各业都卷进这一浪潮。义卖运动由香港传到马尼拉，由马尼拉立即扩大到菲律宾各省县。理发一次千元，常常一顿几角钱的饭，可卖到5元到10元，一包花生米可卖到20、30元，一个面包20元，一碗炒面50元，华侨店员救亡协会所主持的牛奶义卖。在短短的四天售得国币1万余元。国防剧社为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义演国防名剧《凤凰城》，有三天之内动员全社社员售券得菲币1500元，义卖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神圣的事业，以此成绩惊人。据统计，菲岛华侨每人捐助祖国的战费平均超出100元国币。
各地区的捐献形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据《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日一则消息说，美国侨胞捐款救国从购公债及汇回救济、购机、购药等款，已达美金500万元，约合国币1500万元，平均每一侨胞约捐国币250元。加拿大侨胞约捐300余万元，古巴、墨西哥、中南美洲等地侨胞，约捐100万元，共合国币1200万元。总计全美洲侨胞赈款捐款，已达国币2700万元。
中美洲华侨人数较少，惟捐献并不落后，秘鲁筹款的办法，以演戏为大宗，每月举行两三次，并由各热心侨胞捐赠物品，售券开彩。此外还举行月捐、展览捐款。墨京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938年成立后，平均每月筹款一次，总计筹得墨币18万余元，平均每人约捐170元之巨。
各地华侨在征募寒衣、医药、车辆、飞机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丘元荣，平日热爱救国工作，自抗战军兴后，主持筹捐事宜，兼任该埠筹赈会主席，出钱出力。他自己已捐数10万元，1940年又发动印尼华侨捐献金鸡纳霜丸，获得595万粒，计装119箱，寄香港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祖国。旧金山华侨捐助医药助华会美金12.5万元，办理赈济事宜。美国、加拿大、古巴及南洋各地侨胞在捐助寒衣及车辆方面，都很突出，如1939年10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侨捐军毯万条，1940年缅甸华侨捐献汽车百辆等。
全世界华侨都在热烈地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这是华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当时国内媒体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个人捐款最多者为胡文虎，最热心者为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该女士尽将所有首饰财产变卖，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则入寺为尼。团体最热心者为侨美致公会。该会曾以会所6处拍卖，得价全数捐政府。此外，爪哇万隆埠侨胞40人，合购债券6.8万元；加属之占尾、利市两地侨胞，每人平均捐650元。美国匪匿埠平均每人捐500元。香港侨胞捐款情形，尤为热烈。该地之捐款，初起系由苦力及小买卖发动，以后渐次推行于各大商店。现在各大小商店一致尽力捐款。各商店之捐款方法，尤为别开生面，将每日之捐款，悬诸店门前，以昭众信。此种海外侨胞热烈捐款情形，殊值国内之注意。”
抗战八年，华侨捐赠了大量款物，仅捐款就约达13亿多元。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同时，海外侨胞抗战期间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对支持祖国抗战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向国内无偿捐献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这些物资援助，大大增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从财力、物力上援助祖国抗战，是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方式，是祖国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