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以色列民族本身来说，他们的士师和早期国王的主要任务基本就是担任战时统帅和他们军队的指挥者（他们出入时均率先示范，即出征和归来时都在队伍前面，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耶弗他的故事中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亚扪人出兵攻打以色列，基列族很恐惧，派人请耶弗他回来。耶弗他是被他们赶出本族的原为基列族的私生子。这个时候，他们与他订立合约，倘若他同意帮助他们抵抗亚扪人，就把他拥立为统治者。《圣经》里这样记载这件事情说：“百姓就立耶弗他为领袖、为元帅”（《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在我们看来，这就意味着立他作士师。所以《圣经》又说，“他作以色列的士师”（《旧约》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七节），也就是说他担任了他们长达六年之久的统帅。又如，当约坦指责示剑人对作过他们的士师和统治者的基甸背信弃义时，他对他们说：“我父亲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们征战，把你们从米甸人的手中解救出来”（《旧约》士师记，第九章，第十七节）。除了谈及他曾担任将领之外，并未谈及别的。诚然，在他的历史中，或其他任何士师的历史中，所能见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亚比米勒特别被认为是国王，但他最多不过是示剑人的将领。以色列的人民由于痛恨撒母耳之子的罪恶行径，想要立一个国王，“犹如列国一样，有统治他们的王，统领他们，为他们征战”（《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二十节），这时上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对撒母耳说：“我一定会让一个人来到你这里，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主，他一定会解救我民从非利士人的手中解脱”（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仿佛国王仅有的职责就是统率其军队，为保卫人民而战。所以，当扫罗登位时，撒母耳在扫罗的头上倒了一瓶膏油，并对他说：“耶和华膏他作他产业的君”（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因此当以色列各族在米斯巴隆重推选并欢呼扫罗成为国王时，那些反对他为国王的人也只用这样的话来抗议：“这人如何能救我们呢？”（见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好像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说：“这人做我们的王不合适，他没有足够的策略和才干足以在战争中佑护我们。”后来，上帝决定把统治权移交给大卫，这时说过如下的话：“如今你的王位一定不会长久，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把他立为百姓的王”（见前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似乎作君王的所有权力不过是做他们的将领；因而，那些依然效忠于扫罗家族而抗议大卫登位的以色列各族，以顺服为条件来到希伯仑那里，除了其他原因，他们对他说，他们不得不服从他，就如同服从他们的国王一样，因为在扫罗时代，实际上他已成为他们的国王，因而现仅他们没有理由不推崇他为国王。他们说：“扫罗以前担任我们的君王之时，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出生入死，耶和华也曾许诺你说，你要牧养我的以色列人民，作以色列的君王”（《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
所以，一个家族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由长子继承父亲的权威，每个在此种环境中长成的人都对父亲的权威适应并顺从。这种统治的顺利进行和不偏不倚，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伤害，他们均顺从地表示赞同，一直到在漫长时间的考验下仿佛已经把它确立下来，同时让继承权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定；也可能是若干个家族的后代们，适逢巧遇的机会、住得很近或由于事务的来往而聚集起来，结成社会。不管是哪种情况，因为人们作战时必得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带他们抗击敌人，并且幼稚和诚实让人们在这艰苦而有道德的时代互相深深信赖（世界上能够存续下来的政府在最初时差不多都是如此），所以国家的创立者们常常把统治权归于一个人之手，除了事情的本质和政府的目的所需，其他任何具体的限制或束缚都丝毫没有。不管是何种情况使最初的统治权归于一人，都可以如此不加怀疑地说，把它交给某一个人，其理由是出于公众的福利与安全的考虑；在最初建国时期，统治者使用统治权往往都是为此目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年轻的社会将无法存在。倘若没有这种保姆式的父亲的关心和对公共福利的公平谨慎安排，任何政府都会由于它们幼年时代的柔弱而遭毁灭，而君主与人民不久也将不复存在。
在虚荣的勃勃野心、罪恶的强占欲和不正世风腐蚀人心、使得权威和荣誉的含义被曲解之前，黄金时代所具美德更多，统治者比较正直，臣民不太顽劣；在那时，一方面不存在压制人民的不断扩张的特权，另一方面也没有为减消或限制官员的权力而产生任何争执，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没有关于统治者或政府问题的任何争斗与矛盾。但是到了后世，统治者受到野心与奢侈的蛊惑，便企图保持和增加自己的权威，而不去做人们把权力给予他之时要求他做的事，而阿谀奉承又使君主觉得自己的利益和他的人民的利益迥然不同。如此一来，人们认为有必要更谨慎地探究政权的起源及权力，并想出一些限制专权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当初他们把这种权力交付给另一个人，目的就在于使他为他们自己谋取福利，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他在滥用这权力损害他们的利益。
可以得出，很有可能生来自由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父亲的统治表示顺从，或者，家族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政府，他们通常选出一人掌握统治权，并甘愿受其统治，由于原本以为权力在他的诚挚和精明的掌握下会十分安全，因而他们没有用明确的条件对他的权力进行限制或控制。虽然他们从未想到君权神授之说，但在近代神学向我们阐明以前，人们对这种东西丝毫不知；他们也从来没有允许父权可以享有一种统治权，或者构成一切政权的基础。可见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乃是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我所以说它是和平的，原因在于，下面我将谈论征服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政府创建的一种途径。
对于我所阐述的政府的起源的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我认为是这样的，即：
所有的人都天生处在这样一个或那样一个政府之下，假如这样的话，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自由地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政府，或具备条件创建一个法律认可的政府。
假如这个论点正确，则我要请问，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合法的君主国呢·因为，倘若有人能够依据这个假说向我证明：有那么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某个时代，自由地创建一个合法的君主政体，那么，我不得不向他指出：有十个其他的自由人，任意地结合建立一个君主政体，或者任何其它形式的新政府。自不待言，假如一个生而受他人统治的人被允许具有这样的自由，甚至具有建立另一个新的王国去支配他人的权力，那么，任意一个生而被他人统治的人也同样拥这种自由，变成其它政府的统治者或者属民。所以，根据他们自已的这个原则，只能有两个结论：或者是人们生而自由而无论出生情况怎样，或者是整个世界仅仅只有一个合法的君王与一个合法的政府。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而单单只需要向我们说明两者之中正确的一个就可以了；当他们说明以后，我绝对相信整个人类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并遵从他的意见。
对这个观点加以证明使他们困于他们加以反对的那些人所陷入的一样的困境，这就已足够驳斥他们的反对意见，即便如此，但是我还想尽力对该观点的破绽稍稍作进一步的阐述。
他们说：“所有人生来都处于政府之下，因此他们不能自由创建一个新政府。所有人生来就成为他的父亲或君主的属民，因而他永远受到顺从与效忠的束缚。”显而易见，人类从来没有认可或思考过任何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的臣服状态，还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使他们受这个或那个人的统治，并对这些人及其后代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