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典籍看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
各主要文明体系轴心时代的典籍，对本民族、本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都十分深远。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也与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息息相关。
公元一世纪由皇帝裁决、班固执笔的《白虎通义》是当时的行为规范，是历代律例的重要渊源。看看它是怎样论证问题的吧。
何以言禹、汤圣人？《论语》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与舜比方巍巍，知禹、汤圣人。《春秋传》曰：“汤以盛德故放桀。”
何以言文、武、周公皆圣人也？《诗曰》：“文王受命。”非圣不能受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汤、武与文王比方。《孝经》曰：“则周公其人也。”下言“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第336页）
这样的思维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经书为根据。《论语》、《诗经》、《易经》一句话定是非，不管那句话是否可靠，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2.直观、比附。假定舜是圣人，《论语》将禹与舜并列，禹也就是巍巍乎的圣人了！
3.逻辑跳跃。儒家所谓经典，往往是训条的结集，没有论据，没有论证过程。以上的引文就体现这个特点。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历史人物，何以是圣人？你总得界定圣人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些人的言行，完全合乎这些条件吧。《白虎通疏证》完全不讲这些逻辑。
这样的思维方法，不是班固他们的创造，而是直接承袭轴心时代儒家经典。
儒家在思维方法上留给后人的是三大遗产：
1.尊圣宗经。
“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杨雄《法言·吾子卷第二》）孔子是圣人，帝王也是圣人，听他们的话就行了。他们的语录和整理过的文献，就是经典，只能信从，无限拔高其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盲目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以把法律条文放在一边，而从所谓经典中找出片言只语作为判案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知识阶层知识面严重受限，读经，解经，“代圣人立言”成为全部活动的中心，创造力萎缩、言行不一成了生活的常态。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昨天的梦魇，不但从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领袖教导、“最高指示”是判定革命与反革命、罪与非罪、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时至今日，权大于法的状况也没有改变。
细究其根源，与苏格拉底教人怀疑不同，孔子以传授信条为己任，并以文化标志自居，在其学生吹捧和统治者利用下，无所不知的“圣人”就浮出水面了。《白虎通》说：“圣人未殁时，宁知其圣乎？曰：知之。《论语》曰：‘太宰问子贡曰：夫子圣者欤？孔子曰：太宰知我乎？’”（《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第335页）接受吹捧，心知肚明！从古至今，毫无二致。
2.不讲逻辑。
看看孟子怎样征讨墨子和杨子吧：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这个大前提，已经令人瞠目结舌，后面的推论和结论，更令人不寒而栗。
两千多年来，从汉代的王充到明代的李贽，直至戊戌维新中的康有为，都被认定为“非圣无法”，哪一个不是这样划定的？
早在17世纪，利玛窦就认定：“他们（指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学领域所达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版，第31页）事实俱在，要想推翻，难于哉！
3.扼杀异端。
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随之而来的是把创新视为“异端邪说”而残酷摧毁。
带头的是孔老夫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为了掩盖这个有损圣人光辉的污点，孔门弟子煞费苦心。可是，从杀少正卯，到康有为的著作被毁版，哪一个异端在儒学统治下得到宽容？鲁定公在夹谷和诸侯会面，加插歌舞，孔子竟以“营惑诸侯”的罪名，立刻下令斩杀演员，又有什么宽容？
不幸，这些奇特的思维方法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习以为常。让20世纪中国人吃尽苦头的正是这类引经据典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唯“最高指示”是从的荒唐之极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固然无从产生，思想文化更新受阻，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更是惊心动魄。
有人以儒释道总体上和平相处来证明儒门的宽容。他们不愿说明，这是以释门弟子和道教徒认同三纲五常，不与儒门争高下为前提的。
有人以西方的宗教裁判更黑暗、更恐怖，为中国传统的不足辩解。他们忘记了，西方中世纪确实有惨无人道的一面，但他们那时的寺院有庇护权，保护着学术的一线生机；有法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贸易的自由，孕育着新世纪的曙光。更令中国人汗颜的是，他们的先驱们，从文艺复兴以降，前赴后继清算这些窒息生机的黑暗。而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启蒙先驱却未完成早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2011年1月3日星期一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1年1月（下）
（二）难于逾越的“天朝上国”思想堡垒
一辈子读书，教书，写书；在兹念兹的是中国历史，主要是近代中国历史。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我在史学领域徜徉的小胡，特地将近日闲聊的记录整理成文，认为可以公之于众。说时随意，错漏难免，敬请看官多多教正。
胡：你老是挑剔封闭的天朝心态，盛唐时期，有那么多海外各族聚居在长安、广州等地，怎能说是封闭呢？
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完全断绝与外界来往，有些朝代甚至对外交往频繁。这些交往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天朝上国和文明中心自居，来者是臣服朝贡的蛮夷。看到交流盛况的同时，不能忘记它的思想底色是“万邦来朝”。
这种关系是以儒家的华夷之辨为思想基础的。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八佾》）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孟子》）
学界公认，儒家建构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只要夷狄接受中华文明，就可以同化为诸夏的一部分。如果拒绝教化，那就永远是野蛮的夷狄。
这些信条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是最大的民族——汉族的思想融化剂，而且泽被东亚，提高了周边国家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它又是封闭的思想堡垒，使中国人丧失了多次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转型的机遇。
以解释儒家经典《春秋》为职志的《左传》清晰地申明：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态非常可怕。
于是，不但“洋鬼子”所作所为不能轻易仿效，且一言一行都居心叵测，绝对不可采纳！
胡：哪个民族的老皇历没有几笔这一类败笔？
袁：可是，“洋鬼子”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桎梏，完成了人的觉醒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化，而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好些人至今仍醉眼蒙眬，热衷于维护思想壁垒。
胡：仁兄似乎有点危言耸听。
袁：回首话当年，19世纪的大清帝国朝野，不少人认识到当时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和“富强”的呼声不绝于耳，“自强”、办洋务的热潮席卷全国，甲午战争中却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原因是什么？
依然把西方列强当蛮夷！不但有些人公开反对“以夷变夏”，更重要的是知识阶层的主流坚信表现在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三纲五常以及相应的制度上的文明水平，中国依然举世无双！因此只能“变器不变道”，坚持“中体西用”，学习“洋鬼子”的制造枪炮、造轮船、挂电线，如此等等。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了三十年！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废科举、开国会、开报禁、办商会等触及根本的改革，不是被目为异端邪说，就是被置若罔闻。
胡：呵呵，别炒19世纪的冷饭吧！
袁：20世纪天朝心态也不绝如缕，变器不变道的阴魂不时浮现。
思想家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他们先是宣扬中国的“特异之国性”不能变；后来更提升一步，扬言东方文化足以挽救世界。
左右两派的政治家则异曲同工，老想重温世界中心梦。
孙文断言：“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中国的道德“驾乎外国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孙中山选集》第760、684、68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
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穷得吃不饱饭的时候，有的政治家却大言不惭：世界革命中心东移！潜台词是：轮到洒家当世界革命领袖了！言行一致，枪炮、金钱、粮食没有少送，勒紧裤带充大头！
21世纪，够新鲜热辣吧？变器不变道或中体西用的心态仍然是社会前进的阻力。
胡：有证据吗？
袁：翻翻时贤的大文吧。这类论调俯拾皆是。
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未解决，人均GDP在100名以后，有些人就以“大国”“盛世”自居了。有一篇宏文：《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真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模式”还不过瘾，“20世纪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要用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宣讲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天朝崛起，福音降临，泽被世界，合该山呼万岁！
缘何如此伟大？
“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好家伙，三十年的闭关锁国不见了！处在底层的农民也被平等了！至今无所不在的隔离墙也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了！
中国“完成了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转变”（汪晖）；已经建立起继承科举制精髓的“选贤任能”的“贤能体制”，世界各国都望尘莫及！汉语太伟大了，只要两个字掉个位置，世界上最优越的政治体制就摆在中国人面前了！大约有点心虚，他们补充说：“只不过这个过程不是民众的选票说了算，而是官员的德性说了算。”且不说中国官员的德性，路人皆知；更重要的是，先生们忘记了一个政治常识：“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权力互相制约和法治能防止官员变质。如果民众手中没有选票，他们真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2011年1月12日星期三
刊登于《文史参考》2011年2月上第57页
（三）自由和产权差异决定中西不同命运
古今无法割断?环境决定命运
胡：众口一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代中国成就辉煌，你却一再找碴。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呢？
袁：我也赞赏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只能一是一，二是二。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危险。你要回答近代中国转型为什么那么艰辛，不能不追问祖宗的基因有什么缺陷。
胡：清算祖宗三代，你这个思维方法就值得质疑。
袁：一人做事一人当，个人言行不能祸延祖宗和家人，这是现代法治的常识。但是，就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体说来，它的制度和文化连续性带来什么后果，可不能不认真考察。
制度无非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和相应的观念。这就是通常说的社会环境。它与地理环境相纠结，决定了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研究历史怎能不追根溯源呢？
言行应该审时度势。应该清醒地看到肆意摧残传统文化的年代已经过去，中国人处在还历史旧债的年代，必须针对已有的缺陷下功夫。
自由和产权差异决定中西社会不同命运
胡：老兄喜欢挑毛病，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什么缺陷呢？
袁：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有三大缺陷：宗法专制，封闭的天朝心态，思维方式缺乏严密的逻辑。
先说第一个缺陷吧。要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有两个历史文件值得认真读读：
一个是根据公元76年至公元88年间当政的东汉章帝召集儒生在白虎观开会，由他最后裁定，班固执笔写成的《白虎通义》。这是根据儒学制定的行为准则。从帝王是天子的由来、爵位、诸侯、征伐、刑罚到三纲六纪，嫁娶、丧葬的规矩，一一明文规定。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制度的法制化。它是公元前71年开始，西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历时100年后，由皇帝拍板定案的最后成果。后来历代的律例，都是这个文件的延续和发展。从中可以看到四点：
1.中国社会治理的特点是“礼治”。这是儒学制度化的成果。有人认为后世是儒表法里，坏事都是法家思想惹的祸，显然与事实不符。
2.这样的传统社会，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只能绝对服从，没有平等的契约关系。皇权至高无上，社会结构上，没有任何势力或制度可以制约它。所谓道统可以制约政统，宰相可以制约皇帝等等，不过是20世纪中国学者制造出来的幻象。
3.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等级森严，构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大帝国。
4.规定很周详，葬礼、称呼都说到了，就是没有说怎样保护臣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
西方传统社会有黑暗的一面，但也有中国前现代社会无法企及的一面。1215年英格兰的《自由大宪章》是国王与贵族、教会、地方、法官、商人、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它的63条内容，条条都与传统中国迥异。人们喜欢追问，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中国领头向现代社会转化。看看这个宪章，你就会有所感悟了。
自由贸易及其他相应的自由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发动机。《自由大宪章》规定：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这里说的自由首先是贸易自由。为此，宪章特别规定：
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
回过头来看中国，明代不准沿海商人经营海外贸易，逼出一大批倭寇和海盗。大清帝国为了开放几个口岸，在有限范围内让外国商人可以逗留和经商，大动干戈。难怪人家发达啊！13世纪就用宪章认可行之已久的习惯：全国范围内，不论哪国商人都可以自由逗留、自由经商。
有些号称史家的中国人至今还在唠叨列强强迫中国开放口岸的罪过。他们的认识水平远远落后于19世纪的李鸿章。早在1876年，他就沉痛地指出：
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
（《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
有清一代，只开放了34个口岸，比不上现在广东省的开放口岸，更比不上中世纪的英格兰。
胡：我们国土等于一个欧洲，国内可以自由贸易，不也可以带动经济转型吗？
袁：老弟想得太简单了。天朝的国内贸易也是不自由的。到了19世纪，江浙的运输商——沙船想开辟海上航线，到直隶（河北）、奉天（辽宁）经商，道光皇帝硬是不批准。本国商人向现代航运业转化的机遇因此被扼杀，哪里有什么自由？19世纪的中国，办工业一直实行批准制，而不是现代国家通行的登记制。这是真正的经济自由吗？何况几千年来，历代政府奉行的都是抑商政策，商人积聚的资金只能投向土地，却没有带动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型，农民出路很窄，活不下去，就造反啦！没有工商大发展，包括商业农业的发展，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贫困。说英格兰现代农业发展中很残酷——“羊吃人”，这样的道德批判已证明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自由大宪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财产的保护相当细致。
一切州郡……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
余等之巡查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
如此等等，恰恰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财产权受到严格保护。与此同时，建立了独立的司法体系，保护人身自由和财产。这又解决了社会转型的另一关键问题。
胡：老兄患了崇洋病了！不是说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袁：哈哈，你上当了！中国人口那么多，“第一大经济体”顶什么用？最迟在18世纪，乃至更早，中国已经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了。大话怕计数。早就有学者指出：英国13世纪、14世纪每个农户平均产粮2369公斤，15世纪、16世纪上升至5520公斤。而19世纪初，中国平均每户农民只产粮2651公斤。贫富差距太大了。
胡：说这些老皇历有什么用！
袁：记住历史真相，头脑会清醒一些。
现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蛮大，是否落实是另一回事。保护财产权的声音却相当微弱。拆迁冲突，基本原因就是没有按市价给予足够的补偿，说得不好听一些，是劫掠人家的财产了。广州这方面的冲突不严重，据说是补偿比较到位。
此外，不少人老是想打富裕阶层的主意，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人敢于理直气壮为富人说话。茅于轼先生说了几句，立即遭到围攻。这很不正常！人们热心调节收入分配，却没有为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足够的支持。源头不旺，想百姓富裕，不是南辕北辙吗？其他健全法制、保障自由等等，就不说也罢。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
《文史参考》2011年1月（上）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