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叮人牛虻和啼血杜鹃
——近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说起公共知识分子，苏格拉底的一段话，也许称得上是经典性的：“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①[①?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不过，逆耳忠言总不如甜蜜的颂歌那么动听，权势者充耳不闻还算好的，等而下之者不惜动用权力打压、围剿，甚至对批判者置之死地而后快。翻检中外历史，这类现象比比皆是。骨梗之士受尽折磨，甚至民众和国家因不听忠告而历尽千辛万劫！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国家状况的缩影。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以前，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同自己的祖国一齐受难。
中国知识阶层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加上经世致用思潮兴起，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批判延绵不断。鸦片战争后的大清帝国内外交困，而朝野上下沉睡未醒。在西学东渐中拓宽了视野的一些士大夫，抨击，呼号，建言，逐渐向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转变。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足迹如何与国家的苦难交叉吧。
鸦片战争后第一声凄厉的呼喊是魏源发出的。侵略者的军舰撤离南京不过三个月，他就捧出一部《海国图志》。它不但力求详尽汇编各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魏源在《筹海篇》和按语中提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纲领。
知道魏源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很多，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他早就惊觉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主张抛弃严华夷区分、不准以夷变华的陈腐观念，指出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是了解西方。魏源悲愤地写道，同外国通商二百年了，给人家打得一败涂地了，仍然“茫茫昧昧”不知这些“岛夷”是何方神圣！因此，“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夷书始”。就是这么一个小建议也是20年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因为不懂“夷情”闹出的笑话和惨剧在19世纪不知凡几！
又有多少人知道，由于他已经察觉中国落后和深知官僚的腐败，加上他有经商的经验，早在1842年他就提出应在虎门用类似今日办特区的方法，雇请洋人来办工厂，而且要民办为主，以民用产品为主。而大清帝国所以一再遭厄，就是错误地选择官办工厂和军火生产为主的恶果。
他对科举的荒唐也深恶痛绝：“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学非所用，用那些诗文高手去对付外敌和修复大堤，同用《春秋》决狱、半部《论语》治天下一样，都是儒家文化的荒唐一面。
同魏源等少数先觉者的著作流传不广的状况不同，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公众瞩目的人物。这是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申报》几乎同时在香港和上海出版息息相关。王韬、郑观应和西方在华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及其助手蔡尔康等人引领着传播新文化和批判腐朽的潮流。他们说些什么呢？
与统治者满足于买船造炮的取向迥异，19世纪70年代的郑观应力倡发展经济，同洋人“商战”；而且深知沉溺于官办工厂和军火生产是条死胡同，强调一定要“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改官造为商造”，将已经建成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工厂“招商接任”，“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①[①?郑观应：《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同上书第53-56页。
]他的这些主张，一针见血揭示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困境的症结所在，与坚决贱价出卖官办工场导致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的政策措施不谋而合。如果当局听取这些诤言，改弦易辙，洋务运动的状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历史经验不被后人健忘，又该有多少虚掷的财富可以挽回？
他们要求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深知中国知识阶层的知识结构极端狭窄、落后，从小读经、宗经，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科举则是“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②[②同上，第37页。
]去培养、选拔肩负国计民生的要员。“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③[③?《郑观应集》第481页。
]可是，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新式教育体系建立，也是20世纪的事；与没有科举制的沉重包袱，一举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保证了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反差。
他们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议院，以英国为榜样，实行“君民共主”。“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致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这是限制不当权力，实行法治，沟通官民的长治久安之道。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可是统治者置若罔闻，终于导致大清帝国的覆灭。
他们的批判锋芒还直指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是这个文化体系抹杀了人的价值。自天子以下妻妾成群，“几等妇女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不大相刺谬哉！”二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规范引人盲信，应该否定。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文指出：“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①[①?王韬《智说》，《弢园文录外编》卷七。
]儒家一贯以仁为德的核心，而直接批判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在那时属于非圣无法的大罪。王韬迈出了使中国人从愚信中觉醒、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第一步。三是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切实际，与西方文化实事求是迥异。四是体用、道器、本末是统一的，不要自欺欺人说中国的“道”或“体”比西方高明，中国应该彻底进行改革。
此外，以甲午战争为典型，他们把清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林乐知、蔡尔康等编辑出版的《万国公报》和《中东战纪本末》，不但留下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也成了揭露腐败的重要文献。
要是说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少数先驱在呐喊的话，战争失败后，在追究失败原因、寻求救亡之路的热潮中，一个由他们主导的群众性启蒙运动终于汹涌澎湃激荡四方，并且很快就转化为推动改革的维新运动。从此时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
引领这次大潮的是沉默了将近二十年的严复。他在1895年2月至5月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雄文是这次大潮中最为深刻的思想文献。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严复影响的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异军突起，很快就超越其师成长为直至20世纪初期执舆论牛耳的思想领袖。他所编辑的以《時务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多种报刊，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而在维新、革命、留学、推行新政等四股热潮交汇、撞击中，出现了报刊星罗棋布、人才辈出的崭新局面。
首先，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关键时刻。梁启超沉痛地说：“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
其次，他们要求变革不停留在经济领域，政治体制非改不可。
同指望圣君贤相施仁政以实现国泰民安的传统文化不同，他们强调要从建立民权制度中求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免受暴政之道：“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持制而已，非持其人之仁也，持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此之谓民权。”①[①?《严复集》第四册，第972页。
]
为此，他们严厉驳斥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的谬论：“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②[②?同上书，第315页。
]当权者以中国人程度太低为不能实行民主的借口。他们针锋相对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日本当初开国会之时，其人民程度实未尝有以远过于我国之今日；国会既开，人民习于政治，程度亦即随之而升。若不畀与参政权……则虽更阅十年二十年，而程度之无从加进，又可断言也。”①[①?《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
经过十年积累，商人和知识阶层的团体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蓬勃发展。以此为基础，不顾清政府的压制，一个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清政府不愿顺应历史大潮，当机立断，和平请愿之路被堵死之后，革命风雷就拔地而起了！
再次，他们认为维护公民的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关乎国家盛衰。
严复毫不含糊地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自由不自由”是国家盛衰的关键。为此，政府特别不能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否则就是专制政府：“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②[②?《严复集》第四册，第973页。
]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保障言论自由非同小可：“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③[③?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
最后，时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王韬藏头露尾对传统文化的窥视已被梁启超高昂的呐喊取代：“后世儒者动言，群言淆乱，衷诸圣。此谰言也。此乃主奴之见，非折衷也。”④[④?梁启超：《论学术思想发展之大势》。
]而他在1902年撰写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成了系统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步专书。而他撰写的以自由思想为核心的数以千万计的介绍西学、评论时政的文章成了影响一代人的百科全书。
此外，他们提倡语文合一，提倡俗话，提倡改变文字表达方式和改变文体。
到19世纪90年代，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都已看到中国必须同欧美一样，走语文合一的道路。一个办“俗话报”的热潮在各地兴起。梁启超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表达形式的变革。他说，“古人文字与语言合”，“宋贤语录，满纸恁地这个”，主张“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①[①?梁启超：《幼学》。
]而他创造的半文半白的文风，风靡一时，成为白话文成为通用文体以前的过渡形式。
辛亥革命胜利，改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言论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就形成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三足鼎立的局面：与袁世凯政府合作的以梁启超为思想领袖的参政、议政群体，办起《庸言》《大中华》等报刊（与这一派合作而又持独立立场，猛烈批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有著名记者黄远庸）；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激进派持坚决革命、彻底反对和批判现政府的立场；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与国民党中比较稳健的黄兴等人合作，批判一切与法治背道而驰的现象，提倡“调和立国”，力图把中国推上以法治、宪政为基础的两党政治的道路。穿插其间的还有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等小流派，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报刊。而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都曾是《甲寅》杂志的重要骨干。
任何社会变革都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行生长出现代社会。时至19世纪，不改造、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寸步难行。这四代公共知识分子适应时代要求，为改造中国的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他们有如杜鹃啼血，唤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检视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给人们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说的有不少至今仍是奋斗目标。愚意以为这个现象应该这样回答：
1.?没有他们辛勤的耕耘，不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这些震动沉睡中的中国人觉醒的历史事件失去思想基础，而且新式教育体系、新的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新的政府机构和国会等等都不可能建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可能有那么显著的成绩。他们的奋斗已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2.?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文化更新的过程。从历史全局看，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萌发，而在甲午战败后出现第一个高潮。只要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就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降人们反复关注的话题，很多都是19世纪中国的旧话重提。
他们的成败得失，归根到底证明：没有气势宏大、人数众多、眼光锐利、敢于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不断从改革中求发展的自由、民主、公正、富裕的现代社会。
2004年8月30日星期一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9月8日）
（二）由热烈有为转向凄寂无为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境遇
苏格拉底说：“我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自由知识分子就是牛虻，各个时代最鲜活思想的来源和正统学说最重要的抗衡和批判力量。
（一）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发展出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知识阶层的生存状况，总是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
受惠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群雄并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出现了至今为人乐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过，早在1903年，梁启超已经指出，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阶层也有诸多弱点而远逊于希腊哲人：如大都以向统治者献策为己任，“门户主奴之见太深”，缺乏独立品格。同时对别家学说很不宽容。孔老夫子就“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蟊贼”①。[①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他断定“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②[②《荀子·宥坐》。
]孟子与之一脉相承，把异见看做是洪水猛兽。洞察显学（主流文化）和社会弊端的流派（如老庄）则走向相对主义和消极避世。
秦汉以后，与全国性的宗法专制体系建立相一致，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自由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时贤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说是儒家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此说不能说毫无根据。先秦就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篇》）的说法。在这个思想熏陶下，确实出过好些耿介之士。例如，有的史家在帝王压力下，仍然秉笔直书，令人钦敬。“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③[③（宋）王禹偁：《三都赋》。
]但另一方面，这个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就是一条捆绑思想的绳索，历代出的所谓忠臣，大都是愚忠的迂呆，离自由思想不止十万八千里。
另一说法是“心即理”，有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罕有的自由境界。不过，细绎宋明理学或心学的本来意思，修心养性旨在收其放心，固守思想牢笼而已。
尽管如此，不管如何禁锢，人的自由本性总是难以灭绝。缝隙中还是冒出一些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者。例如，两汉时期高张“疾虚妄”大旗的王充，“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还有明代的李贽，“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如此等等，浩然正气，不绝如缕。其顶峰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黄氏痛斥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①[①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难怪有的当代学人视之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开端。
（二）近代中国的自由思想和三代自由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深厚的忧患意识成为他们批判现状的出发点。但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自由思想是舶来品。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它发表了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②[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第186页。
]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这是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与推动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相一致，自由知识分子与中世纪意识形态搏斗中使用的主要思想武器来自西方。
在外来思想滋润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了三代自由知识分子。
第一代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严氏1877年至1879年间在英国学海军，十分关注其政治和法治；回国后执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却蛰伏十多年，对政治无所建白。1895年，愤于甲午战争的溃败，他破门而出，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③[③《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就准确揭示了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开端至20世纪初的戊戌启蒙运动，梁启超等人批判大清帝国的腐朽，呼号改革，以“人之独立”“国之独立”为核心，力倡道德革命、男女平等，培植公民意识；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呼吁变革思维方法，建立新史学，创作新小说，实行诗界革命和语文合一。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各项内容，均可在此找到端倪。
第二代是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监督军政大员，使之不走宗法专制的老路；另一是如何补救国民素质低下的现实状况，帮助中国人尽快从专制体制下的臣民蜕变为现代公民。由于报刊林立，言论比较自由，加上独立的商会和知识分子团体星罗棋布，形成了强大的批判力量，以人权与科学（1919年以后改为民主与科学）为中心，掀起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新高潮；揭示了南北政府“如一丘之貉”的本来面目。尽管梁启超等人曾与袁世凯、段祺瑞携手合作，一度丧失批判精神，梁氏1917年11月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恢复了锐气，他和他的追随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
第三代是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中集结起来的自由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前可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胡适先后办了《新月》和《独立评论》，1929年开始持续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在人权、宪政、民主与独裁等问题上尖锐批评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和他的支持者指着鼻子痛斥国民党：“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①[①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580页。
]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立即实行宪政。鲁迅则站在革命立场上，率领左翼革命青年，反复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方方面面，并力求刨根究底，为摧毁专制政府和旧的社会制度尽心尽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民族大义，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离任后，又留在美国，钻到《水经注》的考证中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以傅斯年等人为代表，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先后把两个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赶下台。抗战胜利前后，以集结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社和西南联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为骨干，围绕着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专制、要民主自由，掀起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个高潮，推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一个颇为完满的决议。
不过，20世纪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完成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是与这个群体自身的弱点密不可分的。简单地说，他们总体上处于分散斗争的状态，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的觉悟太迟，力量过于软弱，眼睁睁看着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把自己的祖国推向极权政治而无能为力。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组党，至20世纪40年代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声威略壮。但在两大武装集团对峙的严峻局面下，没有出现有足够威望和魄力的政治家将其发展成为足以左右局势的强大的第三势力。自由知识分子仍直接间接成为两极的附庸，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逃往台湾、流落香港的知识分子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止于发展成为自满自足的学术流派。倒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雷震和殷海光等人，或是奉胡适为思想领袖，勇敢组党，或是致力于自由思想的传播，筚路蓝缕为日后台湾社会的自由、民主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三）顾准、李慎之和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基本知识是权力必须分散和互相制约。1949年以后，自由知识分子都衷心接受一元化领导，不懂得国家制度建构必须坚持分权制约；更没有警觉保持民间社会和知识分子独立地位，使执政党受到应有的制约事关国家盛衰。在“歌唱我们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热烈企盼和“当家做主”的认同中，伴随着私营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间社会被彻底摧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民独立性扫地以尽。
不过，困境和灾难催人觉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两个先觉者。
一个是顾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当时在中国，“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①[①吴敬琏：《我与顾准的交往》，《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
]。而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顾准也是最早提出这个重大问题的思想家之一。
李慎之在这个时候提出的是政治制度问题。李先生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冷西同志（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①[①?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这表明，早在1956年，李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回归主流文化。
顾准也在思考“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问题。1959年，他便说：“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个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是恐怖主义。“罗伯斯比尔式的恐怖主义是夭折的，社会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主义并没有夭折。”②[②?《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2页。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终于毫不含糊地指出：“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两党制的议会政治，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③[③?《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364页。
]
他们不是孤立的。在“大跃进”和“文革”等接踵而至以后，人们纷纷追问为什么这些灾难一再降临？通过各种渠道，人们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认同以自由、法治、民主、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尽管言路狭窄，他们仍为改革开放迈入市场经济轨道、把建立法治国家写入宪法等等起到重要作用。历史不是快乐的郊游，但中国或迟或早总要走上现代文明的共同道路，这是无法逆转的。
2003年6月11日星期三
原载《澳亚周刊》200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