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问题提得很好。我对这些有基本观点。文化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一个是非制度的层面。从制度层面来看，我想中国的古代制度当然有它的长处，但有个很大的弱点。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没有法治传统，另外是没有民主传统。古希腊有民主传统，法治方面，那时也有公民的陪审团开始萌芽，特别在罗马形成了完整的法治传统。乃至13世纪在英国出现了《自由大宪章》，其中63条，它开宗明义地讲，我们英格兰人一贯享有什么自由，包括贸易自由，包括接受审判的时候不能随便派一个法官，法官一定是受过法律训练的，包括除非战争期间贸易是不能中断的。等等这些，里面规定得很具体。而且说，每个地方都应该享有传统的权利，包括中国没有的地方自治的权利。这方面，中国人就不敢正视，传统文化里面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没有法治的传统。刚才我讲的1215年的大宪章，恰恰相当于我们的南宋末年。我们宋代有个很重要的创造，叫“乡规民愿”，拿来与大宪章一对比，就差得太远了。我们政权的设置，一般来讲没有深入到基层，清朝只设置到县一级，所以那时官员很少，全国仅三万人，因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不需要那么多政府官员。下面就由士绅来管理，士绅不是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是要贯彻儒家的三纲，加强思想控制。假如违反了儒家的伦理，违反三纲，就是大逆不道，可以处理的。最早的时候父母杀子女都是无罪的，到后来那么残忍就不行了。再一个中国公民是没有财产权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到清代，都是实行宗法制度。中国的传统利益上规定得很清楚：父母、祖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就是不准另立户口，不准有单独的财产。人的自由和财产权有关系，诺斯的制度学派讲到，一个社会要转型基础在哪里，就看他对财产权的保护怎样。我们根本没有这一条，原来的传统律例当中是家族财产所有制，而不是个人所有制，所以个人自由特别少。
从非制度层面来看，所有非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我认为都应该自由地继承，自由让它传承下去。比如文学艺术，比如中医，这些方面自由传承没有什么坏处。风俗习惯，只能让它自己传承自己更替，有些不好的风俗大家认识提高了就会慢慢废止。以前认为多妻制是正常的，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禁止纳妾，实行一夫一妻制。除了这些与社会进展不符合的以外，所有传统文化，都应该是继承的。对非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除了侵犯人身自由的部分，应该让它自然更替、自然淘汰。那样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一定要接受人类最先进的东西。在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接受公民的自由，社会实行法治、民主，这一些不是东方或西方的问题，而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晶。可以讲，19世纪以来这些观念已经介绍到中国，但在中国一直没办法落实。我们现在遇到的挫折，就是在制度层面上不敢勇敢地跟世界接轨。经过非常复杂的挫折斗争，终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正式确定了市场经济制度。
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所有制度层面上，全世界一定要接受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大同小异的。有人说没有一个抽象的现代文明，美国的制度，英国、法国、德国都不同。这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现代文明在制度上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在制度上要接受全人类的，非制度层面也要接受全人类一切优秀的东西，但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去干预。制度层面上不接受共同的东西，不行，会导致整个国家衰败，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现在我们碰到的，就有个很大的反对势力，我概括成“国教派”。他们拿传统文化说事，说传统文化多么优秀，说到底是要修改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比如秋风发表的很多高见，他说西周就是实行宪政的，甚至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实行封建制。宪政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找到根据。看起来很辉煌，而且年代久远，但都是骗外行的。完全没有基本的知识，大忽悠。一个学者讲出这句话，在学术上就没有入门。因为假如对中国历史有最起码的知识，马上就会问，尧舜禹汤有吗？是传说的人物，到现在找不到确实的证据。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就提出来，对远古的历史一定要有双重证据，传统的文献证据，另外考古证据。到现在考古学所能够证明的，中国的国家什么时候起源的？商代。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殷商时代，确实有青铜器和各种考古的证据可以证明有那个时代。
另一个，中国的封建制有什么特点？跟西方的封建制有个大的差别。西方封建制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工商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最大的特点是，由地缘的原则取代血缘的原则。国家建立以后按地域建立政府，血缘关系慢慢淡漠。但中国的封建制，恰恰就没有冲破血缘关系，还是按照宗族的原则来建立政府和统治关系。所以说，这样就是分权制约，是没有常识。说明凡是提倡从中国传统里面寻找制度特点，都是骗人的。我们应该敢于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传统有很多弱点。其中一个，没有法治，没有保护公民自由，没有地方自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制度层面要敢于跟世界接轨，接受最先进的文化。这样讲是不是西化？这里就谈到刚才那位老师提出的标准在哪里。标准就是，1948年联合国大会制订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不是某个国家的观点，是东西方各国政治代表、学者代表综合起来，制订的宣言。这个宣言所要求的标准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准。什么叫现代文明，违反了哪些规则就是侵犯了现代文明，就是那个标准。到1966年“文革”发动的时候，联合国又制订了两个公约，一个是《公民经济与社会权利公约》，还有一个《公民与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就将现代人应该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政府应该承担什么义务，规定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准。
这是不是故意跟中国政府作对呢？不对，这是中国政府肯定的东西。我们讲这个观点，恰恰与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1997年至1998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上签了字，而且完成了批准手续。所以它的基本原则完全是接受的。另外，1998年又在《公民与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
到现在全国人大没有完成批准手续。我们现在条件不够，正在创造条件批准这个公约。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原则上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不正确，中国代表就不会签字。所以说，应该如何鉴别东西文化，归结起来两个要点：一，制度层面与非制度层面分开，制度层面要与世界接轨；二，制度层面的标准，就是三个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我想这样看就很清楚了。
进一步看，对文化不要那么狭隘。西方文化的来源在哪儿？非洲，亚洲。古希腊文明是接受了埃及、中东文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狭隘地看是非常错误的，另外人类就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但非洲现在是人类最落后的大陆。从这里我们吸取的，就是不要老是沉湎于我们过去的文化如何辉煌，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往前看，就是你们讲的，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人，那才是我们的立足点。那怎样才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特点？我想陈寅恪的两句话是最好的解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这是最准确的概括。即使中国比较好的传统的东西都应该根据这个基本精神重新加以解释。比如三纲五常，三纲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五常仁义礼智信，应该讲是正确的，但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就有问题。比如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还是讲血缘关系，亲等不同，仁的程度也不同，还是讲关系，讲血缘。读《弟子规》，对父辈就是唯命是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那样就荒唐了。没有一个国家不讲礼仪，但讲到《弟子规》那个程度是荒唐的。义，假如望文生义以为是正义，错了，义者疑也，释疑有当代的解释，跟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公民自由平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想，对传统文化也应该根据现代公民的基本特点和要求重新加以审视。那样就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就宽广了。
问题3：我是初中语文教师和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生活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年轻的妈妈在孩子刚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教他们背《百家姓》《弟子规》之类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的阅读倾向恰恰就比较喜欢动漫之类比较现代搞怪的东西。在此请教两个问题，第一，您觉得年轻妈妈带孩子，1到3岁让孩子背《增广贤文》《百家姓》之类，有用吗？有必要吗？第二，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该给孩子怎样的引导才能让他们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上面得到有效的提高？
袁：根据我的理解，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概括起来，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怀疑心。好奇产生兴趣，怀疑产生问题。这是教育和一切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自己受用无穷的是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传达一个观点，你看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形状？它说明，想在茫茫学海中得到东西，就要用个勾子去勾。也就是说，你的脑袋中要经常存着怀疑，不要人家讲什么你就相信什么。我想一定是这样。假如你的头脑中经常有五六七八个问题，你可能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有时一句话就能让你豁然贯通。关键在这里。没有准备的头脑讲了很多好东西，可能就接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怀疑，一定要好奇。
对小孩同样是这样。拼命去灌输他理解不了的东西，摧残童心，摧残好奇心和怀疑精神，实际上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在我看来，应该按照孩子的特点，从小让他听故事、听歌谣，他能理解的。等他能够看东西的话，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插图，反正根据他成长的阶段，让他的听力、视力、阅读能力，各方面得到发展和刺激，这是最好的。所以我教育孩子就是这样。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条件，用卡带录音机让他听，甚至更早让他听收音机，听故事，让他接受多一些东西，然后想办法让他热爱书籍。他跟知识交上朋友后，自己就会拓展自己的眼界。所以我是极端反对读经，背那些。
第二步，教育应该去训练他的方法，思维方法和寻找知识的方法。除了读书以外，教他观察社会，观察自然，甚至带他去看。
前一段有介绍国外的幼儿园，就是带学生去看邮局，消防局、等等。就是要这样，让他看，让他观察，放他出去玩，让他爬树，男孩子让他打架。我想一个男孩子假如没有打过架，将来发展有限。应该是敢做敢干。我认识一个学生，他说他的孩子在家老受欺负，有一次老爸就说，你跟他打一架。结果就打了一架，以后平等相处。
人是从野蛮动物发展过来的，各种各样才华都应该让他发展，让他接触，我认为教育孩子就应该这样。
问题4：你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同时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你以敢写，尤其是对近代史的解读有别于官方而着名。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对辛亥革命的解读有新的观点，他们说中国当时面临两条路，一个是走向共和，一个是君主立宪，现在学者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当时这条路是不是最正确的。君主立宪也有它的价值。我想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评价袁世凯？
袁：这个问题一言难尽，在我的博客上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今天上午还交了一篇，《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一个杂志出的题目，相当古怪。我的博客中有四五篇文章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答得最多，九月份有三个报告都要讲这个；十月份有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哈佛，明年还要到维也纳，都是讨论辛亥革命。
问题不在于是君主立宪好还是共和制好。我想你提的，其实可以归结到两个问题。
第一，假如社会通过改革实现转型，应该讲是最好的，成本最低。因为原有的社会架构没有推翻，逐步改良，避免了大的震动。
人民受益，经济不会受到损害，继续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焦点是，改革好还是革命好。实行君主立宪或者共和制无所谓。我有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会丧失掉改革的机会。在七月份的《炎黄春秋》发表，题目是《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为什么大清进行了改革，但最后还是不能通过改革完成社会转型。大清帝国在关键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不敢迈出关键一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使大清垮台的原因，当群众要求改革的时候，你怎么做。当时有四次请开国会运动，其规模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有些人斩了自己的手指写血书，最多有三十万人参加。
他们要求在1911年开国会。清政府什么态度？将那些代表赶出北京。然后在压力下，答应提前到1913年（宣统五年）开国会。他不是当机立断立即开国会，还要拖两年。结果1911年就爆发了革命，根本就没有宣统五年了。也就是说，对待群众运动，群众的合理要求，要能够采纳。当时有个保路运动，清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杀了三十几个代表。辛亥革命实际上九月份在成都就开始打起来了，打了一个多月才发生武昌起义。这是清政府进行了改革，但最后改革没有成功的教训。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就是要吸取这样的教训，为什么改革不能跑到革命的前面。
第二，革命胜利后，民国成立，实现了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但是没有巩固下来。我有另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这里面涉及了对袁世凯的评价问题。
问题5：我就像微弱的小星星，你是浩瀚的苍穹。我想谈谈学校管理这块，管理分为对人和对事，对事可以信息化，对人不能。
因为必须有人性。制度管人是管行，文化管人才能管住魂，以人为本，文化至上，将每个教师的主人公意识激发，让他们成为学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